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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足》導讀：當進步派必須學會「建造」

一本「同陣營自我批判」的書

讀《富足》最容易誤會的一件事，是把它當成又一本「左派 vs 右派」的政治攻防。其實不是。克萊恩與湯普森開宗明義說自己是「美國傳統意義下的自由派」——憂心氣候變遷與健康不平等，想要更多平價住房、更高的薪資中位數、更乾淨的空氣、更順暢的大眾運輸。正因為立場如此，這本書的火力幾乎全部對內：它是一封寫給進步派自己的批判信，主題只有一句話——你們說想要的那個更好世界，是要「蓋出來」的，而你們親手打造的法規與程序，正在讓它蓋不出來。

作者甚至自承這個論點簡單到「讀來太過簡單」：「要擁有我們想要的未來，我們得建造並發明更多我們所需要的東西。就這樣。這就是論點。連我們自己都覺得它讀來太過簡單。」全書真正的工程，是去解釋一個讓人抓狂的弔詭：稀缺其實是被「選擇」出來的。「二十一世紀美國的故事，正是一個個『被選擇的稀缺』的故事。」我們嘴上說要拯救地球，卻關閉零碳的核電廠、抗議太陽能專案；我們說住房是人權，最富裕的城市卻把蓋房子搞得難如登天；我們說想要更好的療法，卻容忍一套把科學家從最有前景的研究上拉開的經費與監管體系。

作者交代了「為何只打自己人」的兩個理由：其一，他們不認為自己對右派是有效的傳訊者；其二，美國右派根本不相信氣候變遷，「指望一個不認同我們目標的聯盟去做達成那目標的苦工，是愚不可及」。書中甚至拋出一個讓藍營難堪的提問：「為什麼儘管共和黨反對氣候這項志業，在紅州蓋再生能源卻往往比在藍州還容易？」——這一問，幾乎就是整本書的縮影。

書名來自史家大衛·波特（David M. Potter）1954 年的《豐裕之民》（People of Plenty）。波特特別提醒，不該把富足想成「一座裝著固定而人人公認的資產的倉庫，靜置在架上，等著人類經由一個搬取的過程把架子搬空」；富足是人「與自然之間的交互作用」。作者由此把自己的「富足」與戰後那種「消費者共和國」（史家麗莎白·柯恩語）的富足切割開來：那種富足「出奇地成功，成功得近乎災難」——我們有「填滿一間房子的那些商品；卻又短缺著打造美好生活所需的東西」。一句話總結這本書的立場：「比起消費，我們對生產更感興趣；我們相信『我們能建造什麼』比『我們能買到什麼』更重要。」而且這種富足不是無差別的「更多」——「它不是一種全方位的『更多』」，聚焦的是四塊基石：住房、交通、能源、健康。

引言開頭那段 2050 年的烏托邦場景（屋頂太陽能、小型核電、地熱井、海水淡化供應全國一半以上淡水、垂直農場、細胞培養肉、低軌太空製藥、二馬赫客機）並非閒筆，而是要強調一件事：「改變的不只是虛擬世界，那場螢幕上的像素之舞。實體世界也變了。」這正是全書最核心的價值主張——富足必須回到物理世界，回到「蓋得出來」的東西。

「被選擇的稀缺」：稀缺從哪裡來

「被選擇的稀缺」（chosen scarcity）是全書的軸心概念。作者說得很白：「要認清這些稀缺是被選擇的——我們大可選擇別的做法——令人振奮；而要正視我們為何選擇了別的做法，則令人抓狂。」他把稀缺的成因拆成三層，層層遞進：

第一層是信念或利益的真實衝突。 同一件好事，對不同人是恩物也是瘡疤：「一千英畝的太陽能板，對它所供電的城市是天賜恩物，對它所毗鄰的社區卻是一塊瘡疤。」一棟七層樓的平價公寓，可能「擋住了原住戶的視野、塞爆了他們的停車位」。稀缺不是憑空出現，而是無數個「我支持，但別在我家後院」累積的結果。

第二層是「過去拖進現在的陰影」。 「一個世代的解方，會變成下一個世代的問題。」二戰後的瘋狂建造糟蹋了環境，於是催生了一整套環境法；但「這些二十世紀立意良善、用以保護自然的法律，如今卻擋住了二十一世紀所需要的潔淨能源專案」。這條線索貫穿全書——住房、能源、科學每一章，都能找到「昨日的解方變成今日的堵塞」。

第三層最關鍵，是兩黨的意識形態合謀。 「在二十世紀的進程中，美國發展出一個對抗政府的右派，與一個拖累政府的左派。關於政府規模大小的爭論，遮蔽了政府能力的衰退。消費品的富足，分散了我們對住房、能源、基礎設施與科學突破之稀缺的注意。」核能是最刺眼的例證：1973 到 2024 年間，美國「只動工並完成了三座新的核反應爐」，而且「關掉的核電廠比開的還多」——作者強調，「那不是私人市場未能負責任地承擔風險，而是聯邦政府未能恰當地權衡風險」。

而稀缺之所以難解，還有一層人性的因素：既得利益者其實在「主動選擇」稀缺。書中一語道破：「如果你已經擁有一棟房子，稀缺會讓你所擁有的這項資產更加值錢。」這句話為後面整章的住房政治埋下伏筆。

論證骨架：供給面的錯誤

全書的經濟學地基，是一個被作者認為兩黨都搞砸了的概念——供給。

「供給面」這三個字長年被編碼成右派專利，讓人聯想到亞瑟·拉弗（Arthur Laffer）在 1970 年代餐巾紙上畫出的拉弗曲線（Laffer Curve）那套「替富人減稅就能讓稅收上升」的巫毒經濟學（連老布希都這麼罵）。作者認為這套東西「試過了，失敗了；又試了一次，又失敗了」，結果是「擔憂經濟的供給面這件事，變得隱隱然名聲不佳」。但右派的真正錯誤，是把生產一律說成「不受束縛的市場的產物」——政府只要別擋路就好。問題是：「那些社會需要某種供給、而市場無法或不願自行提供的地方呢？」

那民主黨呢？作者的診斷更尖銳：民主黨被雷根革命嚇住、怕被叫社會主義者，於是「大致把自己局限在處理帳本的需求面」。這裡作者點出一個常被忽略的史實——「政府無法解決我們的問題」這句話「並非出自雷根之口，而是出自民主黨籍總統吉米·卡特的國情咨文」（1978），柯林頓 1996 年更宣告「大政府的時代結束了」。換言之，「美國政府無法解決美國的問題」這個觀念，是「兩黨共同生產、再由各自的領袖加以強化的」。

於是進步派幾十年的政策都圍繞著同一個動作：給人們錢，去買市場正在生產、但窮人買不起的東西。《平價醫療法案》、食物券、住房抵用券、裴爾助學金、育兒稅收抵免、最低工資、勞動所得稅扣抵……這些政策作者都支持，但他指出一個致命的結構性錯誤——只管需求面，「卻沒有同等積極地——有時根本毫不——關注那些錢究竟買到、建到了什麼」。其後果是：

「如果你補貼一樣稀缺東西的需求，你只會抬高價格、或被迫配給。太多錢追逐太少房屋，意味著屋主大發橫財、買家陷入買不起的危機；太多錢追逐太少醫生，意味著漫長的候診時間或昂貴的門診。」

作者用一個極傳神的比喻收束：為一樣供給被掐住的商品給人們補貼，「就像搭一座梯子，去試圖搆到一台不斷向上飛奔的電梯」。他也做了一個重要區辨：對 VR 頭盔這類「取得與否無關正義」的商品，貴就貴吧；但這話「不能套用在住房、教育與醫療上」。

數據觸目驚心。房價中位數從 1950 年的年所得 2.2 倍漲到 2020 年的 6 倍；雇主提供的家庭健保平均保費 1999–2023 年從 5,791 美元漲到 23,968 美元，漲幅超過 300%，勞工自付部分更增為四倍多；公立大學一年學雜費從 1970 年的 394 美元漲到 2023 年的 11,310 美元（私立則從 1,706 漲到 41,740）；一個嬰兒加一個四歲孩子的托育費，在麻州平均要 36,008 美元。於是出現一種詭異的經濟——作者一句話定格：「一九六○年代，你有可能不負債地讀完四年大學，卻不可能買到一台平面電視；到二○二○年代，現實幾乎反了過來。」

值得一提的是供給面思維的「拜登時刻」。面對 COVID 後通膨，拜登的說法本身就是一堂供給面課：「如果現在車價太高，有兩個辦法，你可以多造一些車來增加供給，或者你可以讓美國人變窮來減少對車的需求。這就是選擇。」《降低通膨法》與《晶片與科學法》，某種程度上正是民主黨重新走回供給面的笨拙嘗試。

成長不是「把派做大」，而是「改變」

作者也順手拆掉了一個老比喻：「經濟是一塊派，要把它做大。」他說這幾乎沒一處說對，因為「經濟成長並不是『同一種東西的累加』」。種出更多藍莓派只會得到更多藍莓派；但真正的成長靠的是生產力——「用同樣數量的人與資源，我們能多生產出多少」。關鍵在於：「當生產力激增時，我們得到的不是更多我們原有的東西，而是我們從未想像過的新東西。」一個成長的經濟與一個停滯的經濟，差別不在量，而在「改變」：「成長愈多，未來就愈劇烈地偏離過去。」

他用一個漂亮的思想實驗點明二十世紀後段「改變的放緩」：若你 1875 年入睡（那時還沒有電燈、可口可樂、籃球、阿斯匹靈、汽車，曼哈頓最高的建築是一座教堂），1905 年醒來，會發現一個被摩天大樓、汽車、飛機、電影、留聲機重塑的世界；但若你 1990 年睡到 2020 年，「你會驚嘆於我們灌注進智慧型手機與電腦的那種炫目巧思。但實體世界感覺起來會幾乎一樣」。這不只是經濟問題，更是「政治的危機」。

也因此作者特別欣賞一種「未來導向」的政治方法論：與其只去「想像一個公正的『現在』、再回推到社會保險方案」，不如「去想像一個公正的——甚至令人愉悅的——『未來』，再回推到能加速其到來的技術進展」。而他對政府與市場的態度始終平衡：「市場不會靠自己去資助那些『回報是社會性而非經濟性』的高風險技術；政府必須。但我們別天真。把政府宣判為問題，是幼稚的；把政府宣判為解方，同樣幼稚。」

「加州這片奇蹟之地」為什麼是反例

作者把最重的拳留給了自己的家鄉加州。這是全書政治論證的核心：自由派治理本該是進步主義的最佳廣告，結果卻成了最有力的反證。

加州由民主黨全面執政，「如果它是個獨立國家，它會是全球第五大經濟體」，是科技與文化的引領者、美得令人屏息。但治理悖論刺眼：「自由派本該能說：投給我們，我們就會像治理加州那樣治理這個國家！結果，保守派卻能說：投給他們，他們就會像治理加州那樣治理這個國家！」加州有全國最嚴重的無家者與住房負擔問題，生活成本之高僅次於夏威夷與麻州，每年流失數十萬人到德州與亞利桑那。作者下了一個精準的診斷：「加州的問題往往是嚴重程度獨特，結構卻不獨特」——它只是把全美自由派治理的毛病放大給你看。

作者引用 2024 年選舉的一組數字當作警鐘：右移在藍州與藍城最劇烈——也就是選民最直接暴露於自由派治理日常現實的地方。洛杉磯郡向共和黨移動 11 個百分點，費城郡 4 點、底特律所在的韋恩郡 9 點、芝加哥所在的庫克郡 8 點；曼哈頓 9 點、布魯克林 12 點、皇后郡 21 點、布朗克斯郡 22 點。「投票是表達憤怒的廉價方式，搬家則所費不貲」，而人們兩件事都在做：2023 年加州淨流失 34.2 萬名居民、紐約流失 28.4 萬、伊利諾流失 11.5 萬。更嚴峻的是政治後果——「流失人口就是流失政治權力」，2030 年人口普查將使選舉人團大幅右移。作者引豪威爾與莫伊的話：民粹主義者「靠的是無能的政府」。對自由派最有殺傷力的一句結論是：「要邊緣化最危險的政治運動，一個好辦法就是證明你自己這套行得通……重分配很重要，但它還不夠。」

章節脈絡：五個動詞

全書主體是五個動詞——成長、建造、治理、發明、部署——每一章都用一個具體的失敗案例，把抽象的「稀缺政治」釘在地上。

第1章 成長：住房如何關閉「美國的邊疆」

作者反轉了「往西部去」的美國神話。霍勒斯·格里利雖留下「年輕人，往西部去吧」的名言，自己卻從沒照做——他 1831 年是搬進紐約市才發跡的。波特一語道破：「靠著搬進城市而改變了自身境遇的美國人，比靠著搬向邊疆而改變境遇的更多。」真正讓人翻身的不是邊疆，是城市。

但城市必須是「機會的引擎」才行，而高房價把這具引擎關掉了。作者引格雷瑟（Ed Glaeser）「城市，就是人與公司之間實體空間的缺席」，並指出一個弔詭——「隨著跨越長距離連結的成本下降，鄰近反而變得愈來愈有價值」。莫雷蒂（Enrico Moretti）的研究顯示，住在百萬人口都會區的人「生產力高出五成以上」，連 AI 巨頭都擠在加州海岸幾平方英里內（OpenAI 離 Anthropic 不遠，開車一下到 Google，Google 又坐落在 Meta 附近），因為「創新在親近之中繁榮」。台灣半導體則是莫雷蒂「在製造中學習」的活教材：從英特爾看不上的大宗晶片，一路做到先進製程，「許多東西是在『製造』的過程中學會的」。格雷瑟講得更白：「要打敗人類對面對面接觸的需求，我們那些技術奇蹟得先打敗幾百萬年的人類演化。」

城市同時是「流動的引擎」，而美國夢正在崩塌。切提（Raj Chetty）的研究：1940 年出生的孩子有 92% 機率賺得比父母多，1980 年代出生的只剩 50%——「美國夢從一個普遍的現實，淪為一場擲銅板的賭注」。而流動高度依賴地點：「一個出生時貧窮的聖荷西孩子，最後變富有的可能性，是出生時貧窮的夏洛特孩子的三倍。」加農與肖格的研究更發現，過去各州所得「收斂」的力量「如今幾乎完全瓦解」。作者提出一個檢驗城市健康的標準——消防員測試：「一個替某座城市服務的消防員，負擔得起住在那座城市裡嗎？」如果負擔不起，這位消防員與他的孩子就被擋在了「他父親拚命守護的那座城市所蘊含的驚人可能性」之外。作者的控訴毫不留情：「我們把流動變成了不平等的引擎，而且是刻意為之的。」

罪魁禍首是誰？作者直指「一種在六○、七○年代開始發展的自由主義」。他造了一個犀利的詞：草坪標語式自由主義——藍州選民「在象徵上是自由的，在操作上卻是保守的」。在舊金山，「你走不到二十英尺，就會看到一塊五彩繽紛的標語牌」宣告「沒有人是非法的」，而「那些標語牌就插在劃為單戶住宅區的院子裡，插在那些動員起來、反對增建新住宅之努力的社區裡」。諷刺的是，舊金山的黑人人口「自一九七○年以來的每一次人口普查都在下降」。

加州兩座城市勾勒出轉折。萊克伍德（Lakewood）代表擁抱成長的舊模式：1950–1953 年間冒出一萬七千多棟房子，最瘋狂時「每七分半鐘就完成一棟新房」，開幕當天三萬人排隊參觀。佩塔盧馬（Petaluma）代表阻止成長的新模式：1971 年《佩塔盧馬計畫》設下「每年五百個新住宅單位的成長率上限」與都市成長界線，法院維持後「替那些想凍結自家社區開發的加州人，提供了一套好用的公式」。作者的結論是：「如今，加州更像佩塔盧馬，而不像萊克伍德。」數據佐證崩塌：1950、60 年代加州例行每年蓋超過 20 萬棟房子，但自 2007 年以來「不曾有任何一年核發超過十五萬件的新住宅許可」；到 1990 年代，加州 71% 的城市與 77% 的郡都實施了某種成長控制。背後的法律推手包括分區（1900 年還聞所未聞，到 1933 年已涵蓋 70% 美國人口）與被無限擴大適用的《加州環境品質法》（CEQA）——雷根 1970 年簽署時「並不知道自己簽的是什麼」，後來卻擴張到「任何在商業上把兩根木頭拼在一起的人」。

作者借柯爾本與阿爾登《無家可歸是一個住房問題》一書，逐一駁倒各種流行解釋。無家率與貧窮率「不相關」（底特律、邁阿密、達拉斯都很低）；與失業率甚至「反向」；與心理疾病也反向（夏威夷心理疾病率最低之一，無家率卻名列最高之一）；毒品使用只能解釋約 5% 的地區差異。真正的成因是住房供給與成本——「隨著房租成本上升，無家者人數也跟著上升」。作者用一個大風吹的比喻說明：十個人九張椅子，「就必然有人會被剩下」，這時個人的處境才開始能預測「誰會無家可歸」。決定性的對照是：這些不利處境「在西維吉尼亞都遠比在加州更為普遍，然而加州的人均無家可歸率卻是西維吉尼亞的六倍」。

最後，戴姆薩斯（Jerusalem Demsas）戳破了「擁屋是安全投資」的神話。她指出住房政策藏著一個明擺著的秘密：「擁屋之所以對某些人有用，正是因為它不可能對所有人都有用。」想讓住房人人買得起，它就得便宜且廣泛可得；想讓它充當累積財富的載具，房價就得大幅上漲——「我們辦不到」兩者兼得。一棟房子的價值「直接綁在住房對其他人而言的稀缺上」，這套系統「就其本質而言，讓既得者與後來者彼此為敵」。

第2章 建造：去成長是一條死路，潔淨能源是真奇蹟

這一章先處理左派內部的對手——「去成長」（degrowth）。作者承認工業化動物農業（生產一磅去骨牛肉約耗 1,800 加侖水）是「現代性身上的一塊道德污點」，但指出去成長「同時遠不只是、也遠不足以是對氣候危機的一個解答」：說它「遠不只是」，因為它「根本不真的是在談氣候，它是一套反唯物的哲學」；說它「遠不足以」，因為時間根本不夠——希克爾把這場轉變比作達爾文革命，但「那種規模的轉變，要花上幾十年、甚至幾百年才能演完」，而我們沒有那麼多時間。

更要命的是去成長在政治上「自找滅頂」。能源漲價的反撲遍地都是：BBC 統計 2022 年前九個月有 90 個國家因燃料漲價爆發抗議；被希克爾舉為典範的斯里蘭卡，抗議直接讓政府垮台；法國黃背心起於燃油稅小幅調漲；德國想推熱泵、禁化石燃料暖氣，反彈差點拆散執政聯盟，最後法案「被砍得七零八落」；英國 2023 年保守黨潰敗也歸咎於能源成本。政治學者沃滕的觀察一針見血：「那些承擔氣候政策成本的人，愈來愈往極右靠攏。」作者最關鍵的反駁是：推動去成長失敗的代價，「是迎來一個靠著鑽油、燒油一路退回某種虛假繁榮的民粹威權者的未來」。

然後是全書最樂觀的篇章：潔淨能源的成本革命。2010–2020 年太陽能成本下降約九成、風能近七成；光是 2023 一年裝設的太陽能就比 1954–2017 年總和還多；加州、德州已一再出現「負電價」——電多到消費者反被付錢用電。一篇技術預測論文指出，主流模型總共 2,905 項預測都以為太陽能每年只降 2.6%，實際卻是「每年下降 15%，年復一年」。麥奇本一句話道破其妙：「太陽在燒，所以我們不必燒。」哥大能源學者洛特（Melissa Lott）那句更是畫龍點睛：未來的人回頭看會說——「等等，你們就直接把它燒了？」與此同時，空氣污染每年害死 700 萬到 900 萬人，是交通事故死亡的六、七倍——潔淨能源不是奢侈品，是救命的事。

但建造的挑戰隨之而來。脫碳意味著要把約十億台燒化石燃料的機器換成電器、把整個電網「每隔十五年就再蓋一遍」（普林斯頓詹金斯語）、鋪設綿延 59 萬平方公里的風光設施。而美國恰恰喪失了建造能力。標誌性案例是加州高鐵：1982 年州長傑瑞·布朗簽法研究，設計時速 220 英里，2008 年選民通過要以 330 億美元在 2020 年前蓋好第一批路段；如今連洛杉磯到舊金山都放棄了，縮水成默塞德到貝克斯菲爾，估價一路漲到 350 億美元，要 2030–2033 年才可能載客。艾茲拉走訪弗雷斯諾，發現光是徵收一間迷你倉儲就「四次占有請求、纏鬥兩年半法律官司」，環評從 2012 跑到 2024 還沒完；執行長凱利感嘆，員工「為了走完環境程序，已經在這些路段上工作了十年、甚至更久」。對照之下，同一段時間中國蓋了超過 23,000 英里高鐵。連民主黨自己人都承認問題：波德斯塔說「我們太擅長叫停專案，以至於忘了在美國怎麼把東西蓋出來」。作者點出美國「花得多、得到的少」——每公里鐵路約 6.09 億美元，德國 3.84 億、加拿大 2.95 億、日本 2.67 億、葡萄牙僅 0.96 億，而「所有那些國家也都有政府」、工會密度還更高，所以問題不在「政府」或「工會」本身。

那問題出在哪？作者搬出奧爾森（Mancur Olson）《國家的興衰》：富裕穩定的社會會累積愈來愈多有組織的利益團體（山巒俱樂部、商會、AARP、工會），它們「建立起來很慢，但一旦凝聚成形，就強大而頑固」，於是「有更多談判者」、更多否決點。賽佛森（Chad Syverson）一句話道盡困境：「有上百萬個否決點……能把事情搞得卡住的人，多得是。」但作者修正了奧爾森——奧爾森假定群體是圍繞「重分配」組織的，卻錯失了「後唯物主義」轉向：今天的團體也為保護環境、安全、社區氛圍而組織，「是富裕的一份禮物，而不是富裕的一種病」（雖然這份禮物伴隨代價）。代價落在「必須被諮詢的群體數量不斷攀升」的營建業：1970 年起營建生產力詭異下滑，2020 年的營建工人產出竟比 1970 年還少，而同期全經濟生產力升了約 290%、製造業更是「九倍增長」。業內人扎倫斯基的見證最具體：1970 年代「一個專案你只做一次估價」，2014 年離職時「每個案子就得先做三次估價」，且「我們今天做的工，要多上幾百個人在辦公室裡去追蹤……呈報給政府、保險公司、業主」。

第3章 治理：「什麼都要的貝果式自由主義」

開場案例極具說服力——舊金山的塔哈南（Tahanan）支持性住宅，靠施瓦布夫婦捐的 6,500 萬美元私人資金（條件：三年內、每單元 40 萬美元以下），三年蓋好、145 個單元、每單元不到 40 萬美元；而一般灣區平價住宅要六年甚至更久、每單元 60 萬到 70 萬美元——也就是塔哈南「兩倍的時間，成本高出將近一倍」。為什麼私人的錢反而蓋得快？因為它「避開了拿政府的錢就會觸發的那一大堆規則」——光是「14B」一類本地承包優待要求，估計就可能讓同規模專案「多花六到九個月、多燒掉數百萬美元」。佛斯特一句話點破荒謬：「你不靠公家的資金，反而能把平價住宅蓋得便宜這麼多、快這麼多——這件事本身就是一記耳光。」作者由此導出本章金句：「政府明明是複數，卻假扮成單數。」

最精彩的概念是 「什麼都要的貝果式自由主義」（everything-bagel liberalism）：借《媽的多重宇宙》那個「什麼都加」反成黑洞的貝果，形容公共專案被塞進太多目標而在自身重量下垮掉。「『什麼都加』貝果，當然是最棒的貝果」，但加過頭就「變成了一個任何東西都逃不出來的黑洞」。拜登《晶片與科學法》的 NOFO 是典型——美國半導體製造產能佔比已從 1990 年的 37% 跌到 2020 年的 12%，這份本該聚焦半導體成本與國安、撥款 390 億美元的文件，卻層層疊上 NEPA 環境問卷、DEIA 公平策略、女性納入營造業計畫加托育、少數族裔/退伍軍人/女性企業供應鏈等要求。作者一針見血：「那些附加項，鮮少有對應的刪減項。程序被熱情地加上去，卻很少被拿掉。」並反問：「但台灣的半導體公司，真的懂得怎麼去擴大女性在營造業裡的角色嗎？」洛杉磯 HHH 提案（12 億美元蓋一萬個單元）是另一個犧牲品：到 2024 年 3 月只蓋出 4,344 個單元，平均每單元約 60 萬美元（近休士頓房價中位數的兩倍），因為每個單元平均只含約 13.4 萬美元的 HHH 經費，必須再湊四、五、六個出資方，「隨著資金來源來來去去，這個專案就被沒完沒了地一再重組」。審計長一句話總結：「基本上，所有這些錢都拿去餵『支應法規成本』這頭怪獸了。」對照之下，房價更低、住房許可更多（休士頓都會區 2023 年近 7 萬張，舊金山約 7,500 張）的休士頓，無家者比率反而是全美各大城最低。

作者也談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的流失。1960 年以來聯邦支出增加五倍多，但聯邦文職人力幾乎沒動（始終約 200 萬人），於是政府只能外包：加州 2008 年認真建高鐵時，州高鐵局只有 10 名員工（一人還負責社群媒體圖像），整包外包給一大群顧問，《洛杉磯時報》直指這「被證明是這個專案在執行上的一個根本性錯誤」。技術系統更是災難：加州就業發展署（EDD）的核心資料庫跑在 1980 年代 IBM 主機與 COBOL（1959 年的語言）上，大流行期間被告知積壓 23 萬件，整理七週後真實數字是 120 萬件。作者引帕爾卡（Jen Pahlka）《重寫美國的程式碼》，把政府技術比作沉積岩——「每一個後續的地層，都被早先那些技術的局限所制約……這套系統與其說是被更新了，不如說是被加蓋上去的」。一個荒謬的細節最能說明問題：前一季被標記的 183,167 件可疑申請，最終判定無效的只有 804 件，因為被竊身分的詐欺反而「完美無瑕」、不會被標記。帕爾卡為公僕辯護：他們「既不懶惰、也不愚蠢、更非心懷惡意」，卻被逼著用「從來不是設計來如此快速改變的系統」去發出近 4,000 萬個家庭的兒童稅額抵免、寄出超過 8,000 億美元振興支票。由此作者導出一個反直覺的結論：「要讓政府做得更多……有時候它得先被允許去做少得多的事。」

正面案例同樣有力：2023 年費城 I-95 高架橋被一輛載 8,500 加侖汽油的油罐車燒毀坍塌（該橋每天承載 16 萬輛車），交通廳長卡羅爾說正常規則下「大概要十二到二十四個月」；但州長夏皮羅簽署緊急狀態宣告、豁免一切程序（不必環評、不必冗長投標），就近徵用承包商，「消防隊一解除現場封鎖，工程就開動了——就在同一天」，24/7 不停，最後 12 天就重新通車。作者誠實地說這些規則「之所以存在，是有原因的」，但當我們把選擇變成鐵則，就把判斷從卡羅爾這樣的人手上奪走了——他冒了「在正常專案裡絕不會冒的、經過算計的風險」，而「它本來可能搞砸，但它沒有」。夏皮羅事後總結的第一條教訓是「賦權給強而有力的領導」，而最堪玩味的是：「夏皮羅所用的那套流程，照理說是違法的。然而，全國的民主黨人與賓州的選民，卻都愛死了它」——「原來，當人民的政府把事情辦成時，人民是喜歡的。」本章落在林賽（Brink Lindsey）的呼籲：左派要「縮減行動主義團體在法院裡所行使的否決權」，把焦點從「確保權力受制於制衡」轉到「確保權力能真正被有效地行使」——「政府是更大還是更小，是個錯誤的問題。它需要成為的，是『更好』。它需要去證明自己，不是靠它所遵循的規則，而是靠它所交出的成果。」

第4章 發明：卡里科難題與「知識的負擔」

這一章從一個動人的人物故事展開：匈牙利出身的卡塔林·卡里科（Katalin Karikó），出生在沒有自來水、用黏土稻草蓋成的村屋；為了逃離匈牙利的外匯管制，她「把車賣了九百英鎊，再把現金縫進女兒的泰迪熊裡」偷渡到美國。她押注的是當時無人看好的信使核糖核酸（mRNA）——「如果說 DNA 是生物科技領域的國王，那 mRNA 就是個孱弱的信差」，但她認為這份脆弱「正是一種強處」，理論上能把人體細胞變成「製造任何蛋白質的工廠」，用完即「不留痕跡地從體內消失」。她在賓大遞出幾十份經費申請，「有兩年的時間，她幾乎每個月都遞出一份新的」，回來的「永遠是不行、不行、不行」；連續五年「一筆聯邦經費都沒拿到」，被降為一個「毫無實權、看起來幾乎像是憑空捏造出來的」資深研究員職位，2013 年更「被踢出來，被迫退休」。轉機始於 1997 年一台影印機旁——她與免疫學家魏斯曼攀談，「我是個不太懂免疫學的 RNA 科學家；他是個沒有 RNA 經驗的免疫學家」，兩人恰好互補。他們 2005 年的突破論文被《自然》整篇退稿、發表後幾年「只收到兩次演講邀請」——「看來我們的突破，並沒能突破出去。」直到 COVID：中國 2020 年 1 月 11 日公布病毒序列，「四十八小時內，Moderna 的 mRNA 疫苗配方就定案了」，這套技術替美國省下超過一兆美元醫療成本、頭一年全球救回一千萬到兩千萬條命，卡里科則於 2023 年拿下諾貝爾獎。她說在賓大那些年「從沒從美國政府那兒拿過一毛錢」直接支持 mRNA。MIT 經濟學家阿祖萊一句話命名了 「卡里科難題」（the Karikó Problem）：美國科學「累積了一套流程與規範，偏袒那些懂得玩這套系統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最有趣點子的人」。

論證有兩條線。一是瓊斯（Benjamin Jones）2008 年的「知識的負擔」——累積知識「有點像是從一棵樹上去摘最低處、最好摘的果子」，「愈是把那些低處的果子摘掉，就得爬得愈高才摘得到」。磷曾由德國煉金術士煮尿發現、今日高中生可複製；而合成第 117 號元素鿬，要把 22 毫克放射材料送到俄羅斯、用「每秒六兆個鈣離子的束流」轟「一百五十天」。所以理性的回應是多招科學家、多給錢、擴大高技能移民——移民只占人口約 14%，卻貢獻了 23% 的專利、38% 的科學類諾貝爾獎、超過一半的十億美元新創；偏偏 H-1B 上限 1990 年定為 6.5 萬、2000 年代初提到 8.5 萬後就再沒漲過。書中甚至假設：若卡里科晚幾年移民，H-1B 上限「搞不好就會擋下她」，「也許，還會災難性地拖延了 mRNA 研究的問世」。

但作者強調，光給錢救不了第二條線：科學系統本身的毛病。NIH 資助的科學家中 35 歲以下者佔比，從 1980 年的 22% 掉到 2010 年代的不到 2%（而愛因斯坦、海森堡、薛丁格都在二、三十歲做出突破）；2023 年研究顯示論文與專利「愈來愈不具顛覆性」；哈佛 2014 年的假同儕審查實驗最具殺傷力——142 位明星評審替 150 份提案打分，結果「隨著新穎性增加，評審會一致而系統性地給出更低的分數」，高度新穎的點子「得到的分數卻是差得最遠的」。芝大社會學家埃文斯（James Evans）的話一針見血：問題不是低處果子摘光了，而是「太多科學家全都盯著同樣那少數幾棵樹」——「太多科學是注定要成功——注定去複製我們已知的東西，而不是冒著失敗的風險去伸手探向未知。」他強調這「完全是美國科學的組織方式問題，關乎我們的政策、我們的法律、我們的規則」。一個刺眼的數字：2024 財年高風險、高回報研究只撥了約兩億美元，「不到百分之零點五」的 NIH 年度預算。

作者追溯了凡尼瓦爾·布希（Vannevar Bush）的源頭：1940 年他向羅斯福呈上「僅一頁的提案」，催生了戰時的科學研究發展局（OSRD，後來孵出曼哈頓計畫、雷達、早期流感疫苗），1945 年的〈科學，無盡的前沿〉確立了「基礎研究」的優先性，並催生 NSF 與現代 NIH（其預算七十年來「增長了一千倍」）。但隨之而來的是文書詛咒——早在 1960 年代《科學》就有社論〈更多文書，更少研究〉，今天科學家「多達百分之四十的時間，都花在填寫研究經費申請與後續的行政文件上」，撥款機構「有時要花七個月或更久才會審完一份申請」，「把科學家變成抄寫員」。布羅德研究所的杜恩奇說得很氣：「那麼多真的、真的非常聰明的人，都在浪費他們的時間做真的、真的非常無趣的事……因為他們怕我會拿經費去買一台跑車嗎？」這與住房、能源章節的主題完全押韻：為回應二十世紀問題而設的程序，到二十一世紀變成了堵塞。

第5章 部署：尤里卡迷思與「瓶頸偵探」

這是全書最重要的概念性章節。作者要拆穿的是 「尤里卡迷思」（the Eureka myth）：以為進步是一連串天才靈光乍現（愛迪生 1879 年的電燈泡、萊特兄弟 1903 年的飛機）。盤尼西林是最佳反例：弗萊明 1928 年發現它，但牛津團隊到 1941 年春的實際成績是「五位病人接受了盤尼西林治療，其中兩人死了」——「在科學史上最著名的發現之一過了十三年之後，盤尼西林實際上幾乎一事無成」。真正改變世界的是後面那段：OSRD 下設的醫學研究委員會砸錢解決量產問題（皮奧里亞科學家發現加「玉米浸液」讓產量增十倍），產量「從一九四二年每間工廠每月平均一千萬單位，飆升到一九四五年六月的六億四千六百萬單位」，成本「暴跌了超過九五％」，最終把士兵細菌性肺炎死亡率「從一八％降到一％」，數十年間救了數億甚至數十億條命。

作者由此立論：「進步，更多是關於落實，而非關於發明。」一個點子從無到有（從零到一）只帶來「改變的可能」，而「如何把一個點子從一推到十億，才是世界真正如何改變的故事」。他引萊特定律（Wright's law）——航空工程師萊特 1930 年代發現「飛機總產量每翻四倍，單位成本就穩定地下降約三分之一」，證明「創新，是與製造這個行為交織在一起的」，而非兩個分離的階段（摩爾定律也是同理）。太陽能就是慘痛教材：1954 年貝爾實驗室發明（早期電池「一天要花掉你大約一百萬美元」），德國 1990 年代「從兩端補貼」做成市場，中國 2000 年代讓它變便宜（2000 年發電量「勉強只夠供應一座小鎮」，2020 年已造全球 70% 光電板）。而美國親手斷送了領先：「雷根上任第一年，太陽能研發支出就砍掉了超過六○％」，1986 年拆掉卡特裝在白宮屋頂的太陽能板，「直到二○○○年代初，聯邦的能源研發支出，都還比一九七○年代的水準低了八○％」。約翰·阿諾德那句話總結了賭注：「美國有發明的能力，中國有建造的能力。第一個搞懂如何兩者兼備的國家，就會成為超級強權。」（這裡作者也借馬祖卡托《創業型國家》反駁「政府不會挑贏家」之說——iPhone 裡的晶片、網際網路、GPS、語音辨識、多點觸控，背後都有政府資助的影子。）

正面範本是「神速行動」（Operation Warp Speed）：花不到 400 億美元、十個月做出疫苗，可能是美國史上 ROI 最高的政策（光是接種頭八個月救回的命就值 6.5 兆美元，而「阿波羅任務卻沒有直接救回任何一條人命」）。它無意間重走了盤尼西林的步驟——用「創投的做法」分散下注三種疫苗平台、設立或擴建 27 座製造廠、撥 3.47 億美元給康寧做特殊玻璃以儲存攝氏零下七十度的輝瑞疫苗、整批買下讓疫苗對民眾「價格是零元」。值得注意的是執行上的去政府化：「沒有任何一名聯邦員工直接參與製造、包裝、運送或注射任何一劑神速行動的 COVID 疫苗」——政府當的是調度者，由麥克森配送、UPS 與 FedEx 遞送、CVS 與 Walgreens 接種。諷刺的是，這個「對經濟刺激超過阿波羅、救命可能超過曼哈頓計畫」的政策，竟被兩黨同時拋棄，成了「最古怪的政治孤兒」——一個以《星艦迷航記》命名的計畫，「消失進了它自己的某種黑洞裡」。

作者由此提出兩個正面的政策範式。其一是 「瓶頸偵探」（bottleneck detective）——「明智的政策始於一場調查，而不是一套想把同一把鑰匙硬塞進各種不合的鎖孔的意識形態」。美國基層醫師短缺就是一例：這短缺「有一部分是設計出來的」，1980 年代特別委員會誤判醫師將過剩，於是「在一九八○到二○○五年間，醫學院的新生人數基本上原地不動，而美國的人口卻在這期間增加了七千萬」，加上華府刻意限制聯邦對住院醫師的經費。其二是 「拉力型資助」（pull funding） 與 「預先市場承諾」（AMC）——「如果說推力型資助是為努力付錢，那麼拉力型資助就是為成功付錢」。蓋茲基金會 2007 年聯合多國向藥廠承諾「做出低收入國家適用的肺炎鏈球菌疫苗就付十五億美元」，到 2020 年救了 70 萬條命；Stripe 2022 年發起的「前沿」碳移除基金（募十億美元）也是同理，調查發現該基金啟動後成立的碳移除公司，「有十分之七表示前沿的問世是它們得以創立的關鍵」。綠色水泥可能是下一個（水泥占全球 8% 碳排，而「政府本來就買下了全美四○％的水泥」，極適合 AMC）。章末把 AI 與能源綁在一起——AI 資料中心耗電未來十年將增為三倍，亞馬遜、微軟（買下三哩島核電廠）已轉向核電——稱「能源富足，也許就是我們這個時代最重要的單一技術瓶頸」。作者也提醒：進步往往需要「災難」這個聚焦機制（盤尼西林花了一場世界大戰，mRNA 疫苗花了一場瘟疫），而阿波羅當年民調其實很差（1965 年六成美國人嫌政府在太空上花太多錢），全靠領導人撐住——這正是政治意志的重要。

結語的視野：一場「政治秩序」的更替

結語把全書拉高到歷史尺度，借史家格斯特（Gary Gerstle）的「政治秩序」概念——「一組意識形態、政策與選民群體的星座」，其壽命能跨越好幾個選舉週期。過去一百年橫跨兩套秩序：新政秩序（1930s 興起、1970s 崩解）與新自由主義秩序（1970s 興起、2010s 衰退）。值得一提的是，新政秩序連共和黨的艾森豪都默許，因為冷戰「更是一場競爭：看誰的治理哲學能為人民帶來最好的結果」——他得證明自己「比起蘇聯共產主義的領袖能為其人民提供的，能把自己的尋常百姓照顧得更好」。而柯林頓最終成了「雷根這位羅斯福的艾森豪」，宣告「大政府的時代結束了」，完成了新自由主義秩序的鞏固。作者主張我們正處在一個「熔融時刻」、一段秩序之間的空位期——「曾被視為不可能、不可接受的想法，會變得可能、甚至無可避免」——而這「也許正是富足政治的時刻」。但格斯特也提醒：「一套政治秩序要勝出，就必須有一套敘事，一個關於美好生活的故事」，而且需要金主、智庫、政黨與道德視野全面到位，「是複雜的工程」。

但作者誠實地警告：歷史的弧線不保證朝自己的信念彎曲。對立面同樣可能勝出——那就是 稀缺的政治。「稀缺的政治，可以很誘人。當不夠分時，我們會以猜疑的眼光看待任何可能拿走我們所有之物的人。」范斯與川普把住房短缺當棍棒揮向移民（范斯辯論時稱「非法外國人與美國人爭奪稀缺的住房，是全國推升房價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稀缺政治的右派版本；而藍州用土地使用分區推高成本，則是它的左派版本——這些分區「推高成本的幅度遠遠超過近期移民的湧入」，於是「自由派的錯誤，反倒助長了反自由主義的崛起」。戴姆薩斯一句話戳破我們的自滿：「在面臨關鍵短缺時轉而敵視外人的傾向，並不僅限於某一籃子的可悲之人，它存在於我們所有人之中。」作者也指出，川普其實「本可以打著把德州的住房奇蹟帶給全國的旗號競選」、本可以拿神速行動的成功邀功，他卻選擇了封鎖邊境、與自己的成就劃清界線——「右派正在放棄它的許多成功，去擁抱一種稀缺的政治。這就為自由派留下了空間。」

最有思想史野心的一段，是作者把「富足」上溯到馬克思。他先指出去成長運動「在西方知識分子之間獲得了動能」，再對比說「富足是回歸一個更古老的左翼思想傳統」——《共產黨宣言》承認資產階級「所創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所創造的全部加起來還要龐大」，而馬克思要解開的是「生產的桎梏」：「正如封建主義阻擋了唯有資本主義才能釋放的生產，資本主義也同樣束縛著一種唯有新典範才能釋放的富足。」馬克思的目標「不是把生產機器關掉，而是把它的方向導向一種共享的富足」。作者的態度很坦然：「他有許多地方說錯了，但要看出這套分析中的智慧，並不需要先當個共產主義者。」

最後，作者刻意不把這本書寫成「富足議程」那種政策清單。他們本想取名《富足議程》，最後卻說：「我們提議的，與其說是一套政策解方，不如說是一套新的問題」——什麼東西明明該富足，卻很稀缺？什麼東西明明該容易，卻很難建造？我們需要、卻還沒有的發明是什麼？他們強調各個瓶頸無法化約為單一答案：「讓國稅局無法成功更新其軟體的原因，並不是讓一套高鐵系統無法在加州完工的原因。」他們要的是像 1960、70 年代環保運動那樣的東西：環保運動「不只是一部法律，它更是一個視角」——「而視角，正是我們在此試圖提供的東西。」他們也呼籲一種對制度的忠誠：「最危險的政治病態之一，就是凡敵人攻擊的，你就一律捍衛這種傾向……但如果你真信仰政府，你就必須讓它運作起來」，因為「一個系統的目的，就是它實際做出來的事」。全書最後一句，呼應了引言裡那句「一種會建造的自由主義」：「富足是自由主義，沒錯。但它不只如此，它是一種會建造的自由主義。」

最值得討論的幾個點

  1. 「過程正當性」與「結果正當性」之爭。 作者借巴格利（Nicholas Bagley）〈程序拜物教〉提出的核心命題，影響遠超出美國左右之爭：一個政府的正當性，究竟來自「遵守了多少程序」，還是「替人民做成了什麼」？巴格利直言，正當性「並非單單——甚至不主要——是機關所遵循的那些程序的產物」，而是源自「一種感受：政府是有能力的、消息靈通的、迅捷的、有回應的、且公正的」。皮尤民調顯示對政府的信任從 1964 年的 77% 崩到 2023 年的 16%——而這正發生在「那麼多程序被建立起來、以確認政府可被信任」的同一段時間裡。這是對程序民主的一記重拳，也最容易被批評為「滑向威權」。

  2. 「對抗式法條主義」是這套病的制度根源。 作者引政治學者卡根（Robert Kagan）的概念：在美國，「律師、法律權利、法官與訴訟」取代了西歐那種龐大中央官僚機構，成了治理的主導模式。托克維爾 1835 年就觀察到「在美國，幾乎沒有任何政治問題，不會遲早被化約成一個司法問題」；今天美國人均律師數是德國的兩倍、法國的四倍，律師佔人口不到 1%，卻佔眾議院三分之一以上、參議院半數以上。保羅·薩賓的研究發現，1970 年代初環保團體誇耀的法律成就，絕大多數是「阻擋政府行動」——他形容這「就好像自由派把一輛腳踏車拆開來修，卻始終沒搞清楚怎麼把它重新弄到能好好騎」。

  3. 作者自己也承認的取捨難題。 書中最誠實的地方，是它不迴避「鬆綁程序」會付出的代價：不經投標會滋生貪腐、繞過環評會犧牲社區發言權。「在一場喧鬧的市鎮會議裡，環顧四周、記起誰沒能到場，可能很困難」——這句話既是對 NIMBY 的控訴，也承認了民主參與本身的兩難。作者並未假裝程序全是壞的；他的主張是「該做檢傷分類」（杰拉德語）——承認「社會已經沒有時間去拯救我們想拯救的一切」。

  4. 這本書的「美國中心」侷限，以及對台灣的切身意義。 全書的對照組高度依賴中國的建造速度、歐洲的醫療議價、台灣的半導體製造。對台灣讀者而言，書中關於 TSMC「在製造中學會創新」、以及美國對「關鍵技術落入中國之手」的焦慮，是格外切身的旁證——當作者反問「台灣的半導體公司真的懂得怎麼擴大女性在營造業裡的角色嗎」，背後其實是一整套「美國想複製台灣製造能力卻又自綁手腳」的焦慮。

本書關鍵觀念清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