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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所皆知》讀書報告

When Everyone Knows That Everyone Knows . . . Common Knowledge and the Mysteries of Money, Power, and Everyday Life 史迪芬·平克（Steven Pinker）著，2025

一個概念，一把撬動整個社會的鑰匙

認知科學家平克這輩子都在研究「人怎麼思考」，而他最著迷的終極課題，是人如何思考「別人在想什麼」、又如何思考「別人以為他們在想什麼」。這種一層套一層的推想推到極致，在賽局理論與哲學裡有個技術名稱：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這是平克繼《詞語與規則》之後、第二本以自己實驗室研究為主軸的普及書，野心卻大得驚人——他要用「共同知識」這一個概念，去解釋金錢、權力與日常生活裡形形色色看似毫不相干的謎團：泡沫與崩盤、笑與淚、匿名捐款、遲遲道不完的再見、憑空爆發的革命、社群媒體的公審群眾，以至學界的取消文化。

他自己也知道這種「一個概念解釋一切」的姿態聽起來像解釋上的自大狂，但他堅持：共同知識真的就是這麼強大。因為它正是那項讓人類與眾不同的心智本領——一個個獨立的心智，能夠對齊彼此的選擇以求共同的利益，使我們得以在從一對伴侶到整個社會的各種集體裡協作繁盛。我們許多的和諧與不和，都是從「達成、維繫或阻止共同知識」這場永恆掙扎裡掉出來的。

這份報告依全書九章的推進，順著四條主線——基礎理論與賽局骨架、讀心的極限與金融市場、社會關係與情緒訊號、語言的迂迴與誠實的邊界——把平克的論證與最精采的例子整理出來，最後附一份可供跨書比較的關鍵觀念清單。

一句大白話為何能炸掉現狀：共同知識與「國王的新衣」

安徒生那個喊出「皇帝沒穿衣服」的小男孩，其實沒有告訴任何人他們原本不知道的事——每個旁觀者都親眼看見皇帝一絲不掛。可是這一喊，卻替眾人添了一分知識：他把「大家都看得見」的事實，當著彼此聽得到的範圍公開喊了出來，於是每個人現在都知道別人也知道，而且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知道，如此層層遞推。就這麼一句大白話，把眾人與皇帝的關係從卑躬屈膝的順從，翻轉成嘲笑與鄙夷。

平克（Steven Pinker）用這個童話點出一個看似吹毛求疵、實則能撬動整個社會的邏輯區分。在「私有知識」裡，甲知道某事，乙也知道，如此而已。在「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裡，甲知道，乙也知道，但除此之外，甲還知道乙知道，乙也知道甲知道，甲更知道乙知道甲知道……直至無窮。〈國王的新衣〉戲劇化地呈現了共同知識的兩個關鍵特徵，正是它們讓這個概念成為理解人類社會的一把鑰匙。其一，共同知識不必靠一條「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的無窮推想鏈去慢慢推導——凡人根本推不完；它可以由一樁醒目的公開事件在瞬間傳達，比如當眾說出的一句話。其二，私有知識（哪怕早已人盡皆知）和共同知識之間的差別，能把知情者從一盤散沙凝聚成協調一致的行動，有時甚至足以掀翻現狀。

平克愛用一個「把知道畫成看見」的漫畫來區分幾種知識狀態：私有知識是每個人都盯著皇帝看、卻沒看見對方也在看；把兩人之間加一道鎖孔，就成了「交互知識」——彼此都隔著匿名縫隙偷看對方，卻沒人知道自己在看這件事已被對方看見；唯有撤掉所有屏障、彼此都看見對方看見自己在看，才是共同知識。而人腦裡究竟裝著什麼？不必是一座「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的無窮鏡廳——光是兩三層「念頭中的念頭」就足以讓人頭昏。最可能的情況是：它只是一種單純的直覺，覺得那件事是「公開的」「攤在那兒的」「大家都看得到的」。

這把鑰匙能打開的門多得驚人。獨裁政權為何如此害怕言論？並不是因為子民被蒙蔽到自以為幸福——恰恰相反，人人都心懷不滿，只是每個人都藏起意見以免受罰，於是沒人知道別的同胞其實跟自己一樣怨懟，這叫「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或「沉默螺旋」。缺的正是協調反抗所需的共同知識。一場公開示威、一張在火車站發送的空白傳單（「有什麼好寫的？大家不都心知肚明嗎！」），就能把私有的不滿變成共同知識，讓抗議像滾雪球般壯大。甘地說得對：「只要三億五千萬印度人拒絕合作，區區十萬英國人根本控制不了他們。」二十與二十一世紀有一百五十個政權，就這樣在協調一致的非暴力抗議前倒下。反過來，超級盃廣告是一台即時的共同知識製造機：一支只播一次的蘋果「1984」廣告之所以有效，不只因為幾千萬人在看，更因為每個人都知道幾千萬人在看——這正是確立一項技術標準所必需的。加密貨幣泡沫則靠著名人在超級盃上製造的「共同預期」懸在半空：每個人都預期別人在買，於是價格真的上漲，直到「更大的傻瓜」耗盡為止。

私有、相互、共同：無窮遞迴，與「焦點」這條捷徑

平克坦言，他用「共同知識」這個詞的方式跟日常大不相同。日常英文裡的 common knowledge 指「大家都知道的公開祕密」，這幾乎和賽局理論的技術術語相反。比較透明的說法或許是「相互知識」（mutual knowledge），帶有人們刻意映照、匯集彼此知識的意味，但這個詞在文獻裡已漂移成別的意思，所以他還是沿用容易誤導、卻早已根深柢固的 common knowledge。

要體會這種遞迴心智化，第一章那道瘋傳的「雪柔生日謎題」是絕佳暖身：亞伯特只知月份、伯納德只知日子，靠著三句「我不知道／我現在知道了／那我也知道了」的宣告層層刪去可能，最後推出七月十六日。它示範了「關於知識的知識」如何不同於單純的知識，也顯示人確實有能力去思考別人對又另一些人想法所抱持的想法——碰到陌生情境得費點勁罷了。

但真正逼人面對無窮遞迴的，是那道被譽為史上最難的邏輯謎題。平克的版本是「牙縫菜渣」：十二位心理學家中有三位牙縫卡了菜渣，人人看得見別人、卻看不見自己，誰也不好意思直說。系主任宣布「你們當中至少有一位卡了菜渣」——這話沒告訴任何人新資訊，卻製造了共同知識。她連敲三次杯子，第三次後那三位同時把牙剔乾淨。關鍵在於：若只有一人中招，他環顧四周全是乾淨的牙，一敲就懂；兩人時，各自看見對方沒動作，才推知自己也中招；三人則要等到第三敲。而這一切唯有在宣布是「公開」時才成立——若系主任逐一在耳邊悄悄說，遞迴就會在兩人時卡住，因為每個人都不確定別人是否也被告知。私有知識與共同知識之差，就在這一線之間。

那麼，兩人若無法當面說話，一大串「他知道她知道他知道……」到底夠不夠？平克用「電子郵件賽局」給出令人洩氣的答案：不夠。詹姆斯和夏綠蒂想約在同一家咖啡館，靠簡訊反覆確認，但只要任何一條通道不完美，總有一則訊息會漏掉——於是雙方永遠差最後一則確認，寧可求穩守在較差的選項，結果跟壓根沒溝通一模一樣。兩支必須同時進攻才能取勝的軍隊、兩名要對好目標才能掩護彼此的戰鬥機飛行員，都困在同一個悖論裡：無論來回傳多少則訊息、哪怕每次都送達，「近乎共同知識」仍不足以鞏固協調。現實裡的解法是把「知識」這副重擔換成「共同 p 信念」（common p-belief）——放寬到「高度確信」而非「絕對確定」，一旦信心跨過某個由報酬決定的門檻，理性行為者就能放手協調。

既然直接說話這台最省事的共同知識製造機常常不可得，人們便退而求其次，倚賴「共同顯著性」，也就是政治學家湯瑪斯·謝林（Thomas Schelling）所稱的「焦點」（focal point）。假設爪哇館剛好在辦促銷、剛好上了新聞、或剛好座落在最繁忙的路口——這些本身都不是碰面的好理由，但光憑「它很可能不請自來地闖進兩人腦中」這一點，就足以讓兩人不約而同往那裡走，打破換位思考的僵局。謝林的經典例子是走散的伴侶要在紐約重新會合：最明智的做法是正午到中央車站大鐘底下，不是因為那裡近，而是因為兩人都料到這地點會在對方腦中蹦出來。焦點取決於文化與當下的注意力，還會漂移：謝林時代人們選「正面」（heads），因為片語裡它排在前；幾十年後，一句「反面絕不失手」流行起來，學生們就改選反面了。當一個焦點被反覆選用、固定下來，就成了「慣例」（convention）。

常識為何其實是共同知識

平克接著論證，許多我們視為「常識」的東西，骨子裡都是共同知識在運作。語言就是最早、最無所不在的例子。一個詞能傳達某個意思，並不是因為人們從它的零件推導出來（伏爾泰說神聖羅馬帝國既不神聖也不羅馬更非帝國），而純粹因為每個人都預期別人會用跟自己相同的方式解讀它。我能有把握地開口要「鹽」，是因為我知道你的解讀跟我一樣，而且你也知道我知道——假如你以為我以為 salt 指的是胡椒，你就會遞錯東西了。實驗顯示，三歲小孩教過一個生詞後，立刻假定陌生人也懂這個詞，卻不會假定陌生人知道「我家的貓喜歡玩這個」這種私有事實。詞彙，是我們人生最早的共同知識演練。

慣例則是這套邏輯的擴大版：靠右行駛、週日打烊、接受紙鈔換商品——只要別人都遵守，你就有誘因跟著遵守。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說「我們的世界建立在虛構之上」，平克換個說法：我們的世界建立在「慣例」之上，這些慣例讓我們得以協調，並因為是共同知識而能自我強化。英語、基督教、美元、微軟並不真的是「虛構」——它們非常真實，只是不由物質構成。共同知識能創造出非物質的現實。貨幣尤其如此：我願意收下一張綠紙，是因為我知道別人也會收，而別人收是因為預期又有別人會收；一旦這層共同知識崩解，就是惡性通膨。

最違反常識、也最震撼的，是奧曼（Robert Aumann）一九七六年證明的「一致同意定理」（Agreement theorem）：理性的人無法「各自保留意見」。背景是「貝氏規則」——一道用證據強度來校準信念的公式，把先驗機率乘以概似度、再除以證據的普遍程度，得出後驗機率（頭痛極少代表腦瘤，正因腦瘤的先驗低到 .00006、而頭痛又太常見）。奧曼證明：兩個抱持相同先驗的理性之人，各自看了不同證據、又把後驗變成彼此的共同知識，那兩個後驗就必然相等。不許各退一步、不許客氣地各持己見。理由是：兩個擁有共同知識的理性心智，幾乎像單一個心智，其知識是兩人知識的交集；若後驗仍不同，就等於有人把一條好資訊留在桌上不拿。更妙的是，通往一致的路不是像討價還價那樣各退一半、在中間會合，而是一趟不可預測的「隨機漫步」——因為只要下一步可預測，雙方早就走過去了。這條定理還有個推論：理性行為者不該從事投機交易——你若在價格上跟人意見不合，你們之中必有一個是「更大的傻瓜」；這反倒解釋了為何最穩當的理財建議是買低成本指數基金、別想贏過市場。

賽局理論如何把它形式化：協調賽局家族與訊號

到了第三章，平克把這一切收進賽局理論（game theory）的骨架。所謂「賽局」，指的是行動者必須在若干選項間抉擇、而每個選項的結果又取決於其他理性行動者的選擇。他先用最著名的「囚徒困境」（Prisoners' Dilemma）當反例：兩名共犯各自的優勢策略都是背叛，結果雙雙落進次糟的結局，明明合作對兩人都更好。囚徒困境只有一個納許均衡（Nash equilibrium），由報酬單方面決定，它教會我們個人理性可能導致集體災難——但平克提醒，它已被濫用成一把鎚子，害人把什麼都當釘子敲。人類的許多困局其實不是囚徒困境。

真正需要共同知識的，是「協調賽局」（coordination game）——行動者唯有做出彼此互補的選擇才能得利，但達成互補的方式不只一種，於是需要共同知識來對齊。它的標誌是有「兩個」均衡。最單純的是「純協調」：詹姆斯和夏綠蒂只想到同一家咖啡館，兩格報酬相同，賽局理論對「該選哪個」束手無策，只能靠焦點。這裡「廉價言談」（cheap talk）派得上用場，因為兩人利益一致、誰也沒有說謊的理由——夏綠蒂宣布「咖啡連線見」既是自我訊號、也是自我承諾。但一旦有利益衝突，廉價言談就「連寫它的那張紙都不值」，這時才需要「代價高昂的訊號」（costly signaling）：羚羊高高蹦跳向母獅示意「別追我」，孔雀長出華麗尾巴誇耀健康，學生靠名校文憑向雇主證明聰明——唯有付出騙子難以承受的代價，訊號才可信。平克順帶提出他對「語言為何演化」最簡潔的答案：語言以低廉成本生成了使社會協調成為可能的共同知識。

協調賽局家族還有幾位成員。盧梭的「獵鹿賽局」（Stag Hunt）：合力才能獵到鹿，但每個獵人都怕別人跑去追穩當的野兔，於是自己也追兔；它的張力不在背叛而在不確定，又稱「保證賽局」或「信任困境」，印尼拉馬萊拉人靠「同一父系群體同船獵鯨」的慣例來解決，而抗議、擠兌、資產泡沫全是它的同構版本。「性別戰爭」（Battle of the Sexes）：史蒂夫想看曲棍球、蕾貝卡想看歌劇，但都寧可在一起——兩個均衡各有偏好，於是有人會弔詭地「放棄控制權」（擺出「不聽我的就拉倒」的犟脾氣）來掐住對方要害，現實裡的殺價與技術標準之爭皆屬此類。「膽小鬼」（Chicken）與其生物學同構版「鷹鴿賽局」：兩車對衝、先閃者輸面子，最糟結局是雙方都硬撐、撞成一團；羅素把冷戰比作它，而「瘋子策略」（把方向盤鎖死）雖能逼退對方，卻有兩人同時鎖死、或對方沒看見這一鎖（《奇愛博士》裡祕而不宣的末日機器）的致命風險。財產權（先來後到的「布爾喬亞」策略）、領土完整規範、禁菸標示的表達功能——這些都是靠焦點與共同知識，把鷹鴿賽局導進和平均衡的例子。

平克總結道：協調賽局憑著它們在歷史、文化與心理層面為那些原本無解的問題所提供的解答，照亮了人類處境的諸多謎團——共同知識能讓輕浮變得重要、讓美學變得實用、讓無力變得賦能、讓揮霍變得高效，也讓任意武斷變得井然有序。

## 讀心的遞迴極限與知識的詛咒

共同知識聽起來像一台永動機：我知道、你知道、我知道你知道、你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層層向上，永無止境。問題是，人的腦袋裝不下無限。平克在第四章先攤開一個尷尬的事實：如果協調真的需要「每個人都知道每個人都知道」這種無限遞迴，而人類又這麼不擅長追蹤它，那我們到底是怎麼協調成功的？

先看極限在哪。心理學家用「錯誤信念作業」測量兒童的心智理論（theory of mind，又稱心智化）——木偶潘趣以為茱蒂還在箱子裡，其實她早已溜走，懂得替潘趣保留這個錯誤信念的孩子，才算擁有讀別人心的能力。單純想「別人在想什麼」，孩子四歲左右就會了；但要處理「別人以為另一個人以為什麼」這種二階遞迴，得等到七、八歲。成年人也有天花板：把角色的意圖一層層疊起來測試，受試者對四層都還應付得來，一碰到第五層——關於想法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的想法——表現就直墜懸崖。這正是本書開場例子的分水嶺：黑莓機廣告「你會知道他們知道你知道他們讀了它」、《六人行》裡菲比那句「他們不知道我們知道他們知道我們知道了」還勉強跟得上；卡普蘭那幅六層漫畫「我在乎你想像中我以為你感覺到我希望你有的那種感受」就徹底叫人摸不著頭腦。

為什麼恰恰卡在這裡？平克把根源追到大腦的運算架構。數位電腦區分同一概念的多個實例毫不費力，因為每條命題都躺在各自的記憶體位址裡；但人腦用的是「內容定址記憶體」，一個概念（例如「相信」）在腦中大概只由一條神經迴路表徵一次。於是當「相信」要被套進「相信」裡、再套進「相信」裡時，這些實例會疊印到同一個符號上，整個表徵朝自身塌縮——這也是自我嵌套句「那隻被那條狗追的貓吃掉的老鼠死了」讀起來會崩潰成一團的原因。人類靠一個聰明的變通把極限往外撐：把常一起出現的想法打包成「組塊」，甚至配上專屬動詞——虛張聲勢、隱瞞、欺騙、敷衍附和，每一個都內含好幾層讀心；再往上組成「外遇」「醜聞」「爭吵」這類腳本。熟悉的腳本讓《六人行》那集容易懂，任意杜撰、把整顆洋蔥一次倒出來的腦筋急轉彎才要命。

那共同知識本身怎麼在腦中成立？平克比較三種表徵，最後押注在「自明性」上。所謂自明事件，是一發生就不可能有人不知道它發生了的事——一場公開演講、一句當眾宣布的話、一個醒目焦點。關鍵在於「知道它發生」這件事內建在事件本性裡：你知覺它時，同時知覺到別人也在知覺它，如此自動展開。人不必真的把無限層攤一遍，只要感覺到「我和你共同經歷了一個自明事件」就夠了。實驗支持這點：讓人玩線上「屠夫—麵包師」版獵鹿賽局，握有私有知識時不到兩成願意協調，聽到擴音器（公開知識）時超過八成願意。有趣的是，拿到中間層（二、三階）知識的人常把理解往下塌縮，鮮少有人愚蠢地從三階「一路往下全是烏龜」地跳到共同知識——私有與共同，是心裡兩盞會可靠亮起的燈，中間的層數反而模糊。至於成年人常犯的另一個毛病是「知識的詛咒」（curse of knowledge）：大剌剌假定自己知道的別人也知道——平克說這正是拙劣文章的主因，滿紙行話、縮寫與只有作者自己懂的抽象語。

金融市場作為共同知識現象

第一個認真研究遞迴讀心的，不是心理學家，而是經濟學家——因為多得驚人的市場現象，都由這種相互揣摩的循環驅動。凱因斯 1936 年畫下那個名喻：專業投資像報紙選美競賽，你要從一百張臉裡挑出六張，獎項頒給「選擇最接近全體平均偏好」的人。於是你挑的不是自己覺得最美的，而是「你認為別人會認為別人覺得最美的」——凱因斯說，他相信有人會施展到第四、第五乃至更高的重數。這就是後來所稱的「凱因斯選美賽局」。

人真能心智化到四、五重嗎？你可以自己試：說一種花、一種顏色，再假設「答案只要跟配對到的陌生人一樣就有獎」。研究顯示，單純說花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說「玫瑰」，要預期別人時卻有三分之二押玫瑰；顏色也從自己最愛的「藍」換成語言裡最常見的「紅」。人不是被知識的詛咒拖累（一味投射自己的偏好），也不像珊瑚只會盲目撲向一個醒目線索——珊瑚靠偵測滿月來同步大規模產卵，那是最原始的會合賽局。人會鑽進彼此腦袋，鑽得夠深以剔除個人特異的選項，再重押原型答案。但深度有限：納格爾那個「猜所有人平均值三分之二」的賽局，理性解是 0，幾乎沒人選 0，平均落在 36.73，選擇堆在 33 與 22——大多數人只往下推一兩層。諷刺的是，在真實報紙競賽裡，猜到底、選 0 的人反而輸給單純猜低的人，因為別人並非全是理性到底的心智化者。

這正是市場為何不乖乖跟著生產、消費等基本面走，反而動不動就泡沫、崩盤、擠兌、狂熱、非理性繁榮的核心原因。泡沫由自我實現的心理吹大：你買進不是因為看好公司的實質盈餘，而是預測「別的投資人稍後會想買，把價格推高」。奧曼的「無法各持己見」定理說明，當價格是共同知識、大家又共享同一套理解時，誰也不該想買賣；但只要有一樁公開事件把某資產塞進夠多人的意識，投機就能在一段時間內「理性地」把泡沫吹大，直到市場再也找不到更大的傻瓜，啵地一聲破掉。塞勒最愛的例子是封閉式基金 CUBA（代號取自加勒比海最大島，持股卻不含古巴）：它長年以低於持股價值約一成交易，2014 年歐巴馬宣布放寬對古巴外交關係當天，竟暴衝到高出七成——投資人的注意力被那個綽號焦點勾了過去而已。

社群媒體又催生了新品種：迷因股。2021 年，實體電玩零售商 GameStop 被 YouTube 人設「咆哮小貓」（凱斯·吉爾）炒上天。2024 年 5 月股價已回落人間，咆哮小貓卻只推文貼出一張「男人在椅子上突然前傾」的漫畫——光這個焦點就夠了：兩天、兩千四百萬次觀看後，股價翻了三倍。

泡沫的鏡像是擠兌（bank run）。銀行不像史高治·麥克老鴨把存款堆成金山，而是連本帶利借出去、鎖住；只要還款日期錯開、不是所有人同時來領，這台跑步機就能無限期慢跑。但只要「大家一起來領、後到的人領不到」這個惡夢在某位存戶腦中閃現，他立刻意識到它必定也在其他所有存戶腦中閃現過，於是搶著趁還有錢時領走——而這份恐懼會傳染。擠兌是一場獵鹿賽局（又名保證賽局）：最好的均衡是大家都把錢留著、共享本利，但缺了共同知識，人人因「怕別人先領」而領，哪怕這份怕只源於「他們也怕別人先領」，一種侯世達所說的「迴盪的疑慮」。銀行傳統的對策是蓋成大理石神殿——氣派的古典柱廊本身就製造「這裡錢綽綽有餘」的共同知識。大蕭條證明還不夠：羅斯福「我們唯一該恐懼的就是恐懼本身」不是空話，而是字面真理。長遠解方是聯邦存款保險（FDIC），用醒目的黃銅牌匾與櫥窗貼紙製造「你的錢安全無虞」這件共同知識，取代了大理石柱。但保額有上限，富有存戶的大銀行仍可能遭擠兌，恐慌可能被流言、推文或經濟學家所稱的「太陽黑子」引爆；2023 年矽谷銀行倒閉時，財經記者克萊恩妙評那「比較像是一場被白痴發動的擠兌，而不是白痴造成的銀行倒閉」。當機構「大到不能倒」，最接近存款保險的，就是政府以「最後放款人」身分紓困——代價是催生「道德風險」這個明知有人兜底就去冒瘋狂風險的反常誘因。就連 2020 年那場衛生紙短缺也是同一齣戲：它無法用基本面解釋，純粹是「怕別人囤所以我也囤」的恐慌性搶購，這種自我實現的漩渦，也逼得央行官員把發言打磨成「精確的含糊」。

旁觀者效應與責任分散

第四章以 1964 年凱蒂·吉諾維斯命案收尾。《紐約時報》頭條宣稱三十七（內文又冒出第三十八）人目睹兇殺卻無人報警，成了都市冷漠的寓言——儘管事後查證，真正目睹片段的只有六人、攻擊是兩次而非三次，還有人報了警、有鄰居抱著垂死的她直到救護車趕到。但「明知該行動卻沒行動」的現象確實存在。達利與拉丹內提出「責任分散」：旁人愈多，任何一人出手的機率愈低——身旁有位若無其事的暗樁時，八成受試者按兵不動；獨自一人時只有三成沒反應。

平克嫌「責任分散」太含糊，改用賽局理論的「志願者困境」給出更深的解釋：有人介入，每個旁觀者都白賺一份安心；但介入者得獨付風險與時間。於是對每個人，最好是「別人介入」，最壞是「沒人介入」，自己介入居中。每個潛在志願者都想等別人先跳，一邊窺探別人意圖、一邊藏起自己的，形成相互揣摩的僵局，最佳策略是「在心裡擲骰子」隨機行動的混合策略。志願者愈多，你非得出手的機率就愈低——經典旁觀者效應，不過是理性行動者在志願者困境裡的自然結果。關鍵前提是共同知識：大家都知道有需要、也知道別人知道。一旦知識不對稱（想像房東一個個私下告知房客該換暖爐濾器），責任就未必隨人數分散——握有較高階知識的人反而被「套牢」，非行動不可。團隊的線上市集實驗證實：人的自願意願隨嵌套知識層數來回擺盪，而且只有在共同知識下，人數愈多幫忙愈少。

Fiske 四種關係模型與面子

第五章從一個童年謎題出發：邁蒙尼德斯的慈善階梯把捐贈依「合乎義」的程度排序，靠的竟不是金額，而是施予者與受惠者的相互知識狀態——最高階是雙盲的匿名捐款，最低是當面心不甘情不願地給。平克與同事的研究證實，八百年後人們的直覺大致仍照這座梯子排：一位放棄一切回報與名聲的雙盲施予者，被評為最慷慨；而只要自曝身分，「無論他捐多少錢——哪怕一百倍」，都贏不過一位匿名者。原因是「夥伴選擇」：人們磨利偵測「骨子裡的利他者」的雷達，愈能討回人情、博取美名的施予，愈無法診斷純粹的慷慨秉性。這就是「揭曉的匿名」這樁社會悖論——賴瑞·大衛在《人生如戲》裡懊惱地發現，對手泰德·丹森因「匿名捐款者身分走漏」而把慷慨與謙抑兩種美名一人賺盡：「沒人告訴我可以既匿名又讓大家知道！」我們把美德作秀擋在共同知識之外，好維持「這行為是本真的」那層假面。

慈善只是引子。平克真正要說的是：社會關係就是協調賽局，而人類學家費斯克（Alan Fiske）主張所有人類關係只落入四種「關係模型」，每種都源於一項演化適應、體現一場規定報酬分配的協調賽局、由獨特的焦點與慣例來提示。

「共享共有」（Communal Sharing）是家人、伴侶、密友的自然相處之道：資源自由共享、沒人記帳（「你吃了五塊餅乾，不過誰在數呢」）。它靠「團結即身體親近」（擁抱、共餐）、「團結即親屬」（弟兄、祖國）、「團結即由同樣血肉造就」（一起進食、同步舞蹈）這些概念隱喻的儀式來鞏固，唯獨少了明白的語言——把權利義務講太清楚，反而破壞那份本能的融合。

「權威排序」（Authority Ranking）是權力與地位的層級，演化起源是支配之爭，本質是鷹鴿賽局：兩方為不值得開戰的資源相爭，靠一個（常屬任意的）慣例心照不宣地決定誰讓誰。人類發明無數符號提醒誰高誰低——更高的帽子、更高的雕像、更高的講台，連撒尿都撒得更遠。這裡登場的是「面子」：它是共同知識最生動的隱喻——你身上那個「一邊被看、一邊在看」的部分，指的是關於「一個人能獲得多少順從與同情」的共同知識。高夫曼所說的「面子功夫」（冒犯、道歉、託辭、粉飾……）大多是在賭注不大時，設法阻止某項威脅地位的事實變成共同知識；政客為「多陪家人」請辭，不必騙倒任何人，只要夠像真的、讓人願意接受「別人也許會信」即可。但賭注並非總小：兇殺案最大宗的動機竟是「起因瑣碎的口角」，因為賭的是「他在正面對峙中會不會堅守陣地」的共同知識；旁觀者在場，會讓兩名男子的爭執升級為暴力的機率增加一倍。與支配相對的是地位——支配的後盾是「我能傷害你」，地位的後盾是「我能幫助你」，由「領導者—追隨者」賽局支配，靠對能力與慷慨的共同認可來確立。

「對等匹配」（Equality Matching）即公道、公平：均分、輪流、以牙還牙、擲銅板、剪刀石頭布。它的原型賽局是「分美元」，有九十九個納許均衡，卻有一個五五對分脫穎而出成為焦點，並在跨世代演化下成為穩定策略。第四種「市場定價」（Market Pricing）則涵蓋貨幣、價格、利息、契約這整套現代經濟機制，是韋伯所稱「理性—法制」模式在經濟領域的實現。四種模型可依文化混搭，但把某模型套錯情境會出事：好友之間做買賣「會讓友誼緊張」，把市場定價套到器官、選票或嬰兒上則是禁忌。放大到集體層次，國家也像社會生物一樣掛心面子與地位——歐尼爾發現戰爭史學家早已公認，多數戰爭是為地位與復仇、而非物質利益而打，連一萬兩千枚核彈頭都是地位與決心較量的遺產（「你很少看到一個牛仔身上掛著三把槍」）。

情緒表達作為難偽造的共同知識產生器

第六章問：演化為何在無聲的臉部表情之外，還替人類額外配備了笑、哭、臉紅、眼神接觸這幾種性質截然不同的管道？答案是——它們都是共同知識的產生器。你不可能不知道自己在笑、在哭、在臉紅、在對視，也不可能不知道旁人都察覺到了、還察覺到你本人也察覺到了；而前三者不由自主、難以偽造，這使它們成了難能可貴的「誠實訊號」。

笑遠比任何表情更不由自主。神經科學家普洛文分析上千個自然情境的笑，發現：笑幾乎總是公開的（獨處鮮少笑，電郵裡的 LOL 幾乎全是假的），會傳染，而且引人發笑的話大多平淡無奇（「你確定？」），真正好笑的不到五分之一。平克主張，笑製造一種「挑戰某項支配或聲望慣例」的共同知識。它可以帶攻擊性地扳倒上位者——歐巴馬在記者晚宴上用《獅子王》片段與破產笑話戲謔川普，每句妙語都預設全場心照不宣地共享那個令人難堪的前提，而顯眼、不由自主、又傳染的笑，把原本零散的私有知識瞬間變成共同知識，炸毀了那一刻之前維持的「相互接受支配」的均衡（「面對笑聲的攻擊，沒有什麼能挺得住」）。它也可以帶親和意味地宣告「支配—從屬的競爭在此不適用」——朋友間的自我調侃，選擇的是共享共有而非權威排序，「聽得懂彼此的笑話」更是浪漫吸引力的關鍵。

哭是笑的對立——柯斯勒指出兩者的外在展現逐一顛倒（笑短促呼氣、頭後仰、捶桌；哭深長抽氣、頭埋手、癱進椅子）。眼淚不由自主、對旁觀者顯眼、且為人類獨有，傳達的是投降與匱乏：像扔進拳擊台的毛巾，哭在承認失敗、再打不下去，化解的是鷹鴿賽局；它也向同情者索求救助與安慰，呼應嬰兒對養育的需求。至於喜極之淚、崇高之淚、慈悲之淚，平克把它們看成「讓我們發笑之物的截然對立」——幽默品味弱點與墮落，哭泣品味美德與崇高。

臉紅，達爾文稱為「所有表情中最奇特、也最人類的一種」。它專由共同知識觸發：引起臉紅的不是罪惡感（罪惡感不臉紅），而是「別人認為我們有罪」的念頭——伯吉斯說「我臉紅，是在我的指控者面前」，人即使清白、被完全誤解也會漲紅。它是一種比廉價言談更可信的非語言道歉，出自不由自主的自律神經系統，承認「我知道我搞砸了，是照我認同的標準搞砸的」，能替人贏得原諒與信任。平克團隊用放屁、走音卡拉OK等實驗證實：尷尬與臉紅在「共同知識」下最為強烈——當違規者對「目擊者的發現」的意識被眼神接觸所認證時，羞愧最深。謝林那個「自己正是那位匿名審稿人」的故事把這點演活了：只要不「認證」、不相互承認，雙方都能免去尷尬。

眼神接觸則是「終極的共同知識產生器」：你看見的，正是那個人身上「看見你看見他們看見你」的部分。人類獨有的白色鞏膜與長方形眼眶，像是專為炫耀目光方向而設計。凝視在鷹鴿賽局裡是出「鷹」（「你在看我嗎？」），移開是出「鴿」。而日常對話的「眼神接觸」其實名不副實（我們的眼睛在對方臉上游移，還常掃去讀嘴唇），真正持續的對視久到能暫停那場繞臉的舞蹈、卻沒久到鬧出場面。它能把私有或交互知識瞬間變成共同知識，這也是「你能看著我的眼睛把那句話說出來嗎」的力量所在；反過來，避開目光正是維持「公開的祕密」（冒充白人、活在櫃子裡、房間裡的大象）的手段；這也解釋了視訊會議為何難以取代面對面。最後，平克把怒目而視也解釋成協調訊號：在最後通牒賽局（「分一美元」的序列版）裡，回應者常出於自尊回絕小氣提議、寧可切掉鼻子洩恨，而一副宣告「別惹我」的堅決怒容，能認證「公道提議者對有自尊回應者」這個對回應者較有利的均衡——頑強的自尊給人一點討價還價的力量，而怒視替它產生所需的共同知識。

語言為何迂迴：遁詞、暗示與合理推諉

《辛德勒的名單》裡有一幕：辛德勒把一整袋鑽石倒在黨衛軍指揮官桌上，換取被送走的猶太工人。行賄、威脅、成交與否認全都往來清晰，卻沒有一個字被明說；指揮官最後只說：「我可沒說我要收下它們。我只是說，它們擺在桌上讓我不太自在。」說完便把鑽石掃進口袋。平克用這一幕點出人類語言最耐人尋味的習性：在棘手的討價還價裡，我們很少把意圖直接說出口，而是暗示、支吾、拐彎抹角，動用暗示（innuendo）、委婉語（euphemism）與言外之意。語言學家稱之為「不留紀錄的間接言談」（off-record indirect speech）。

這種迂迴無所不在，成了流行文化的梗。隱晦行賄的原型，是駕駛問警察能不能把罰單當場「處理掉」；隱晦威脅的典型，是黑手黨徒對店主自言自語，說萬一出點意外可就太可惜了；性挑逗則從「上來看看我收藏的蝕刻版畫」，一路演化到二十一世紀的「Netflix and chill」。連日常請人遞鹽的卑躬屈膝——「你覺得你能不能把鹽遞給我？」——都是同一套機制。它也不是鬧著玩：二○一九年川普打電話對澤倫斯基說「我倒是希望你幫我們一個忙」，換取加快標槍飛彈的軍售，最後成了美國史上第三次總統彈劾案的核心。

人為什麼不乾脆直說？常識的答案是「合理推諉」（plausible deniability）：一旦被質問，說話者大可堅稱自己只是隨口感慨。但平克提出一項關鍵修正：被合理推諉掉的，並不是那層本意——迷因與漫畫之所以好笑，正因為否認本意根本荒謬——而是對那層本意的「共同知識」（common knowledge）。

他與數理生物學家諾瓦克、心理學家詹姆斯·李合作，設計「策略說話者理論」（Strategic Speaker theory）。直覺的數學竟然說不通：如果貪警與廉警對同一句話的解讀完全一樣，那隱晦賄賂毫無意義，駕駛的最佳策略只取決於清廉警察的比例——要嘛聊天氣，要嘛直接開價。破綻在於漏掉一條假設：貪警在賄賂還很隱晦時就會伸手收下，廉警卻要等到夠露骨才敢逮人，因為誣捕代價高昂——指控上法庭得達到「超越合理懷疑」，達不到就要賠上警局的名譽。加上這條「貪警的手比廉警快」的假設，數學就通了：拋出隱晦賄賂才是上策。

平克與李用真人做了實驗：請受訪者想像自己開車橫越一個貪腐橫行的前蘇聯加盟共和國、被警察攔下，各省的貪警比例與罰單成本各不相同。結果人們確實有策略地選字：清廉警察愈多、罰單愈輕，賄賂就講得愈含糊，直白程度貼近模型預測。而理論的成敗預測——人們判斷貪警會比廉警更快對隱晦賄賂付諸行動——也得到印證。有趣的是，即使被告知全省警察都貪、直說毫無風險，受訪者仍保留一絲不必要的迂迴，對「明目張膽行賄」感到彆扭。

這股彆扭把問題推向日常。作家費勒替《美食》雜誌試過：在高檔曼哈頓餐廳直視領檯、遞上五十美元、拋出「希望你能幫我們安排個位子」之類的話，每一次都在幾分鐘內入座。這裡沒有牢獄之災，為什麼還要暗示？因為關係模型錯位會傷感情：顧客與領檯處於「權威關係」，一份露骨的賄賂等於把對方降格成「對等關係」的收錢跑腿，招來「你竟敢這樣侮辱我」的怒火。這份情緒成本，結構上與賄賂警察的法律成本完全同構。威脅、性挑逗也遵循同樣邏輯——語言的藝術，就在於精準落在最佳含糊度：既要隱晦到讓沒興趣者可以任它滑過，又不能隱晦到從有興趣者頭頂飛過去。《歡樂單身派對》裡喬治把「上來喝咖啡」當成字面上的咖啡而錯失良機，正是後一種風險的教材。

那麼，直白言談究竟特別在哪？平克的答案是：語言會製造共同知識。對聽得懂的人說出一句話，是一樁「不證自明」的事件——雙方都知道，也都知道對方知道。直白言談抄捷徑繞過層層遞迴的心智化，一舉授予共同知識。若詹姆斯說「上來 Netflix and chill」而夏綠蒂婉拒，兩人各自知道發生了什麼，卻缺乏共同知識（夏綠蒂或許在想「說不定他以為我很天真」），於是「純屬朋友」的虛構得以維持。可一旦詹姆斯改口「上來做愛」，「只是朋友」的虛構再也維持不住，兩人會有一種「這事攤開了、收不回去了」的感覺。換句話說，需要合理推諉的並非對意圖的推諉，而是對「意圖之共同知識」的推諉。李和平克用多層心智化的問卷驗證：對隱晦提議，每多一層「他以為她以為」，受訪者的信心就沉一層；唯有露骨提議，信心死死釘在百分之百，而且在八卦傳遞中「無損」——這都讓人更想把意圖裹進暗示。

取消的本能：當共同知識威脅道德秩序

女性的才能是否與男性不同？各族群的平均智力差異是否部分源於遺傳？這些問題，平克在第八章一口氣列了幾十個。提出它們的並非怪人或名嘴，而是嚴肅學者，換來的卻不只是批評，還有審查、開除、威脅與騷擾。據「個人權利與表達基金會」（FIRE）統計，二○○○至二○二四年間，美國校園試圖懲罰學者言論的事件逾一千三百起，比麥卡錫時代更嚴厲；每懲罰一人，更多人因怕成為下一個而自我審查。二○二三年哈佛校長蓋伊在國會被問「呼籲對猶太人種族屠殺是否違反校規」，答以「這要看脈絡而定」，左右兩派同聲譁然——而哈佛剛在 FIRE 的言論自由排名上拿了零分。

平克強調學術自由不是教授的特權，而是社會託付大學發現知識的前提。人皆會錯，唯有靠「臆測與駁斥」的循環，較好的想法才會勝出；壓制異議的機構注定把自己拴死在錯誤上——新冠早期那些缺乏證據卻靠妖魔化批評者強推的政策，正是明證。他也承認言論自由並非毫無邊界（勒索、誹謗、恐嚇這些「透過言語犯下的罪」不受保護），但取消者所壓制的，是平靜表達的經驗主張或論證，套不進任何一種正當例外。

取消為何發生？表面動機是道德性的：一項平克參與的研究顯示，動輒問罪的科學家深信自己在捍衛道德秩序、保護弱勢群體。問題在於，那些可被取消的想法底下都潛藏一條值得稱許的道德原則，而沒有一位被取消者挑戰過它；審查者恐懼的可怕推論其實是不合邏輯的跳躍：平等這個理想並非「所有群體毫無分別」的經驗教條，而是「把人當個體對待」的道德承諾。人們之所以混淆，是因為他們把信念設計成用來贏得爭論，於是偷偷調校事實假設好讓道德論證更有力。心理學家劉與迪托的實驗證實了這種「交叉汙染」：純道德性的反死刑論證，居然能改變讀者對「死刑能否嚇阻犯罪」的事實信念。

關鍵在於：令取消者恐懼的，並不是危險想法被想到或說出，而是它變成共同知識。晚近形容壓制的隱喻「去平台化」（deplatforming）很能說明問題——站上平台、讓所有人看見，正是製造共同知識的憑藉。一個私下相信的意見或許無傷大雅；一旦公開，人們可能壯膽依它行事，甚至有人自己沒有偏見，卻因預期顧客或同事會有而跟著歧視。平克據此提出一個預測：同一個禁忌想法，若以密件副本讓每人各自私下知道，言論警察不會太惱火；但若以社群貼文「共同知道」的方式傳開，寄件人頭上就要降下火獄。

懲罰又反過來催生「偏好偽造」：人們在公開場合偽造自己所認同的事。這造成「沉默螺旋」與「多數無知」（pluralistic ignorance）——每個人都以為別人相信某事，其實沒人相信。種族優惠政策就是例子：校園裡反對它是死罪，但民調顯示多數美國人（含非裔）並不支持，學生也因此高估了支持者、低估了反對者。

平克本著「強化對手論證」（steel-manning）的精神，替限制言論設想了最好的理由：不是審查或懲罰，而是「別碰那個」——刻意讓某場爭議留在未探究的狀態，把最危險的少數想法擋在共同知識之外，一如日常社交犧牲赤裸坦率以換取禮貌。這個理由最早由杭士基在一九七三年提出：族群智力差異即便可遺傳，科學意趣也微不足道，不值得為它可能強化的社會傷害冒險。但平克也誠實列出這條路的難處：它幾乎無法執行，面臨「北極熊弔詭」（叫人別想反而更去想），界線難劃，還會斷送「證明差異純屬環境」的可能。無論如何，預設值都必須是思想自由——正如彌爾在《論自由》中所論：不受歡迎的意見可能是真的，即便全錯，也讓我們對何者為真理解得更紮實。

極端誠實與理性偽善：為什麼不是所有事都該成為共同知識

第九章從巴別塔講起：人類靠共同知識協調，幾乎無所不能；但人也同樣絞盡腦汁去「阻止」共同知識——避開目光、把命令偽裝成問句、把賄賂裹進暗示。既然共同知識是協調的必要條件，我們為什麼要藏著掖著，留下那些人人看見卻誰也不說的「房裡大象」？

歷史的走向確實朝向透明：科學替世界「除魅」，歷史揭穿英雄神話，維基解密式的洩密贏得喝采。但平克指出，高呼「徹底誠實」反而是最極致的不誠實，沒有人真的想要它。一九七六年卡特接受《花花公子》專訪，引「登山寶訓」坦承「我在心裡犯過許多次姦淫」，民調領先就此蒸發。希拉蕊幕僚坦率電郵外洩（不過是「對這群人說一套、對那群人說另一套」這種平淡爆料）可能斷送了她的選情。記者金斯利因此把華府的「失言」定義為：政治人物說出某件真話的時候。早在一七九二年，漢彌爾頓就替制憲會議的閉門審議辯護：若全程公開，各派系的喧嚷早就妨礙了任何滿意的結果。

真誠的人際關係，恰恰仰賴一種偽善：把許多私有與交互知識擋在共同知識之外。帕斯卡說得透徹：「假如所有人都知道別人是怎麼議論他的，這世上連四個朋友都湊不齊。」而真實世界正上演一場把私有知識化為共有的實驗：心理治療師布蘭頓一九九七年創立了「極端誠實」（Radical Honesty）運動，主張連善意謊言都要避免。理性主義者史考特·亞歷山大評點得妙：「極端誠實的壞處，是它會毀掉你的人生，而且毫無任何好處可言。」記者雅各布斯的揭底專訪〈我覺得你很胖〉更發現，布蘭頓不過是把極端誠實當成另一種撩妹手段。而避險基金巨頭達利歐橋水聯合的「極端透明」（Radical Transparency）則淪為另一齣黑色喜劇：員工當眾互評、全程錄影供日後批鬥，成了霸凌與偏執的「人間地獄」，而達利歐自己的交易策略卻密不透風、對批評也置之不理。

平克追問：演化為什麼要替我們裝上「不想全盤托出」的感受？答案來自把共同知識的邏輯套進社會關係。人類活在高度互賴的生態位，種種正和賽局都需要共同知識確保雙方選中同一個雙贏均衡；而維繫關係的那些慣例，是近乎虛構的理想化。共享共有（家人、情人、朋友）建立在「人人平等奉獻」的虛構上，但天擇給的利益重疊只是局部的——手足爭寵、配偶被不忠機會分化；把這些現實擋在共同知識外、卻私下心知肚明以防被佔便宜，才是理性的。權威排序立基於「上位者正當且關懷下屬」的虛構，可權力必然使人腐化，為維持指揮體系，別把上司的毛病說出口反而明智。對等匹配則靠公平慣例維繫，可一旦「普遍作弊」成了共同知識，就沒人願意守規則，溫情模型也會垮向冷冰冰的市場契約。

賽門斯的洞見補上最後一塊：意識演化來偵察罕見而高衝擊的機會（性、暴力、地位），於是我們例行地過日子，想像力卻在暗地翻騰邪惡幻想——正如史蒂芬所言，「假如犯罪的念頭也可以受罰，那麼全人類都會是罪犯」。我們對自己的慾望有私有知識，也明白別人同樣如此（交互知識）；但把慾望大聲說出、製造成共同知識，會汙染那一整池讓我們得以與人相處的預設假定——告訴老闆你想過殺他，實在太不明智。

這套「理性偽善」的理解，也守住公共生活裡看似過時卻真有用途的偽善。政治的藝術，正是把「一條人命值九百六十萬美元」這類神聖與世俗價值的取捨擋在共同知識之外。在國際舞台，以色列對核武「刻意模糊」、既不承認也不否認，換得嚇阻價值又不逼對手跟進；美歐在非官方層面把台灣當主權國家對待，官方層面卻否認其存在，以免冒犯把聲譽全押在「唯一統治者」上的中國。維持這些偽善的人都說得出理由，只是識趣地不講明——這離不理性還差得遠，反而是一種把後果一併納入考量、更高階的理性。這種理性本身，也是撐起共同知識的那項認知本領：遞迴心智化。

綜評：一把好用的鑰匙，與它的邊界

平克這本書最漂亮的地方，是「化零為整」的解釋力。過去分散在賽局理論、認知心理學、行為經濟學、社會學、語言學、演化生物學裡的一大堆現象——為什麼廣告要在超級盃播、為什麼銀行要蓋成大理石神殿、為什麼臉紅無法假裝、為什麼賄賂要拐彎抹角、為什麼外交要「刻意模糊」——被他用同一把「共同知識」的鑰匙一一打開。這種統合不是文字遊戲：它背後有奧曼的一致同意定理、謝林的焦點、費斯克的關係模型等紮實的形式骨架撐著，加上平克一貫的機智與海量流行文化例子，讀起來既過癮又有洞見。對投資與財經讀者來說，第四章尤其值得細讀——它把凱因斯選美賽局、投機泡沫、迷因股、銀行擠兌、最後放款人與道德風險，全都收進「相互揣摩的共同知識」這一個框架，等於替行為金融學提供了一套認知層次的微觀基礎。

但「一個概念解釋一切」的雄心，也帶著它天生的風險。有些讀者會質疑：共同知識究竟是在「解釋」現象，還是只是替現象重新貼標籤？許多被納入的行為（泡沫、暴力、取消文化）顯然是多因共構的，硬要收進單一框架時，難免有削足適履之感。平克對此其實相當自覺——他在取消文化那一章特意用「強化對手論證」替限制言論設想最好的理由，也誠實列出「刻意存而不論」這條路難以執行的種種困難，沒有把複雜問題簡單化。真正的貢獻或許不在於證明「一切都是共同知識」，而在於提供一副新眼鏡：戴上它，你會發現許多原以為無關的怪現象，其實共享同一套邏輯結構。

值得一提的是，本書橫跨認知科學、賽局理論與社會心理，骨子裡是一本心理與思考之書，金融市場只是它眾多應用場之一。但那一條金融線，恰好與投資經典們（凱因斯、擠兌、非理性繁榮、泡沫）血脈相連，替「市場為何非理性」補上了「人腦如何相互揣摩」這一層根。

本書關鍵觀念清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