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政變：如何從矽谷手中拯救民主

The Tech Coup: How to Save Democracy from Silicon Valley 瑪莉葉·夏克（Marietje Schaake）著，2024，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社

一句話

這不是一本反科技的書，而是一本「為民主辯護」的書：它主張過去三十年間，一場沒有坦克、沒有政變宣言的「政變」已悄悄發生——民主政府一寸一寸地，把貨幣、國安、執法、選舉、公共辯論這些核心職能，讓渡給了不受民主問責的科技公司。作者要問的不是「科技好不好」，而是「誰在治理科技，又是誰在替科技治理我們」。

為什麼這位作者值得一聽

談科技與權力的書很多，但夏克的位置很罕見。她不是工程師，也不是矽谷創業者，而是當了十年歐洲議會議員、卸任後搬進「巨獸腹地」史丹佛大學的政策實務工作者。這個雙重身分貫穿全書：她親手起草過歐盟的數位立法、親自率領歐盟觀察團監督肯亞大選、坐在聽證會上質詢過科技公司高管，也在史丹佛的教室裡看著剛離開 Instagram 的工程師，對「你們那套服務數十億人的推薦演算法，會不會左右政治信念」這種問題一臉茫然、坦承「聽不懂這個問題」——她說，那正是她所能得到最清楚的答案。

於是這本書的批判帶著一種內部人的具體與不甘。她一開篇就講了兩個伊朗人的故事：2009 年綠色運動中被狙擊手當街射殺、死狀透過路人手機傳遍全球的少女內達·阿加-索坦；以及她在土耳其咖啡館遇到、靠手機報平安卻因訊號被全國監控網捕捉而再度被捕、關進惡名昭彰埃文監獄的青年「阿里」。同一支手機，既是解放的工具，也是追捕的工具——而追捕阿里用的監控技術，竟是歐洲公司（諾基亞-西門子）賣給伊朗的。當年在歐洲議會人權聽證會上，諾基亞-西門子的行銷主管撇清責任說「用這技術去侵害人權的人該為自己負責」；夏克承認這話沒錯，卻不能免除公司「避免協助高壓政府」的道德義務。這個「歐洲一面譴責鎮壓、一面出口鎮壓工具」的雙重標準，成了她往後十年公職生涯的起點，也是全書的道德基調。

夏克反覆強調一件容易被忽略的事：科技不是一個「產業」，而是一個滲透所有產業的「層面」（layer）。正因如此，問責落差才如此危險——它不是某個部門出了問題，而是整個社會運作的底層，被交到了少數幾家公司手裡，而這些公司「受到的監管，還不如一杯普通的咖啡」。

她用幾個畫面把這種權力轉移釘在讀者眼前：俄烏戰爭中，馬斯克個人否決了烏克蘭在克里米亞附近啟用星鏈發動突襲的請求，因為他判斷俄羅斯核報復的風險太高——這是一個商人做的重大政治決定，而他確實握有這個權力，還在推特上誇口「特斯拉、星鏈、推特加起來，我一個人腦袋裡的即時經濟數據說不定比史上任何人都多」。連拜登都得承認「我們大部分的關鍵基礎設施，都由私部門擁有並營運」；而截至 2024 年初，光蘋果一家的市值就達 3 兆美元，比澳洲和德國股市加起來還多。夏克特別點出一組刺眼的對照：歐美放任私人公司為所欲為，中國共產黨卻確保新技術服膺其政治體制——用無限的資料餵養 AI、用臉部辨識監控維吾爾人、疫情期間強制安裝追蹤 App，還透過「數位絲綢之路」把這套模式打包輸出。當民主世界連一套共同的治理藍圖都拿不出來時，一套「連貫、由上而下、隨時可供仿效」的威權模式，正在填補真空。她也提醒讀者，這本書刻意選了一個聚焦的視角：科技業的問題很多，但她認定「公民與公共機構在洞察、能動性與監督上的流失，無法用經濟成長或創新利益來彌補」。她最愛的類比是汽車——我們接受了駕照、安全法規、排放標準，沒有人因為害怕扼殺汽車工業就放棄這些護欄；當福斯汽車一面謊稱排放合格、一面竄改軟體，國會就展開調查追究。對數位技術如法炮製，「既迫切需要，也切實可行」。

診斷之一：科技如何取得這麼大的權力

第 1 章　程式碼——一部「畢恭畢敬又推卸責任」的放任史

夏克要破除一個迷思：科技巨頭的坐大，不是它們單方面「操縱木偶」的結果，而是「先驅→企業→政客」三棒接力、政府主動放任的雙向共謀，其間還有一批在公職與業界之間輪番跳槽的「旋轉門」操盤手穿針引線。

她把矽谷的意識形態源頭追到早期的自由意志主義與密碼龐克運動——提姆·梅伊那句「政治從來沒能給任何人長久的自由」、密碼龐克宣言「密碼龐克寫程式碼」、以及「死之華」樂團作詞人約翰·派瑞·巴洛 1996 年那篇著名的〈網路空間獨立宣言〉：「工業世界的政府們……你們既未徵求、也未得到我們的同意……網路空間並不在你們的疆界之內。」諷刺的是，這個自詡反政府的矽谷，其實是二戰後五角大廈軍事合約一手催生的（軍事經濟學者湯瑪斯·海因里希考證）；連 TCP/IP 的共同發明人文頓·瑟夫後來都成了 Google 的「首席網際網路布道長」，全球資訊網之父提姆·柏內茲-李早在 1996 年就警告過不要把網路綁死在單一公司上。

到了企業世代，這套意識形態被轉譯成反監管的實務，打造出一家家「自成一國政府」的公司。彼得·提爾 2009 年公開說他不再相信「自由與民主彼此相容」；祖克柏 2012 年還寫著天真的連結願景，臉書卻一度容許廣告主鎖定「猶太人仇恨者」投放。最生動的案例是 Uber 的 Greyball：2017 年被《紐約時報》四名吹哨者揭發（他們用加密通訊軟體 Signal 聯繫記者），Uber 的 App 會偵測執法人員靠近，把他們導向一個顯示「幽靈車」的平行介面，藉此在全球各地規避監管——一家公司用程式碼直接架空了法律，而歐盟執委會被問到時只回覆「並未掌握資訊」，故無從評估。閃電式擴張（blitzscaling，由 LinkedIn 創辦人雷德·霍夫曼造詞）的邏輯讓這一切有了資本後盾：Uber 從 2009 到 2023 累虧 320 億美元才首度獲利，靠的就是「先燒錢搶到贏者全拿的規模，再談賺錢」，而 2018 到 2021 年間平均車資漲了 92%。政府對業者的依賴也一路加深——光是微軟，2016 年起就與美國國防部簽了逾 5,000 份分包合約。

政客這一棒，夏克寫得最不留情。核心是 1996 年《通訊端正法》第 230 條——它允許平台審核內容，卻豁免平台對內容的法律責任（共和黨考克斯與民主黨魏登提出，ACLU、卡托研究所背書，魏登當年說「審查大軍會糟蹋網路大半的潛力」）。這條原本為了保護 eBay 這類平台不必為用戶違法行為負責的條文，如今成了全球平台推諉仇恨言論與陰謀論責任的巨大護身符，還被歐盟 2000 年的《電子商務指令》原樣仿效。從柯林頓幕僚馬加辛納推非監管取徑、催生 ICANN（瑟夫 2000–2007 任主席）、法學家雷席格提出「程式碼即架構」，到布希在九一一後擴張大規模監控（2013 年史諾登爆料、2016 年蘋果拒絕替聖貝納迪諾槍手的手機解鎖），到歐巴馬與矽谷蜜月（Google 執行長施密特替他募的錢是對手馬侃的五倍），再到川普對中鷹派（封殺華為、TikTok、支付寶、制裁中芯國際，還給高管取綽號「Tim Apple」「Jeff Bozo」）、拜登「言辭強硬卻仍是大科技之友」（一面任命反壟斷派的莉娜·汗、吳修銘、坎特，一面又邀亞馬遜、臉書、Google 進創新政策委員會）——夏克的結論是：「美國三十年科技政策的遺產，就是一部畢恭畢敬地優待、並推卸責任的歷史。」

第 2 章　技術堆疊——你看不見的那半個網路

如果說第 1 章談的是看得見的平台，第 2 章就要把你的目光拉到平台底下那層龐大、隱形、卻已私有化的硬體基礎設施：微晶片、海底電纜、資料中心。夏克用一封下班火車上寄出的 email 走完全程，帶出三大支柱，並以「要監督，先要洞察」收束。

• 微晶片：一輛普通汽車要用 1,500 到 3,000 顆晶片，2021 年供應鏈中斷（疫情加上長賜輪卡住蘇伊士運河）讓汽車業損失逾 2,000 億美元。中國佔全球半導體需求六成、卻逾九成靠進口；歐美佔製造產能 21%、卻消費 43%。台積電生產全球九成以上最尖端的晶片，形成所謂「矽盾」——連董事長劉德音都認為中國不會為了技術而入侵台灣。一台先進微影機要價 1.5 億美元；一條典型供應鏈可能是美國矽料→南韓前處理→台灣晶圓廠（用荷蘭設備）→中國組裝→加拿大販售。荷蘭艾司摩爾（ASML）對中國的出口許可，2018 年就在美國施壓下被荷蘭政府撤銷，壓力一路延續到 2024 年。半導體成了地緣政治最尖銳的棋子，歐盟為此砸 480 億美元、美國《晶片與科學法》砸 2,800 億美元硬追。
• 海底電纜：全球約 99% 的網路流量走海底電纜，約 500 條、總長 130 萬公里。從 1858 年維多利亞女王經首條跨洋電纜賀電美國總統布坎南（不到一個月電纜就斷了），到 2008 年埃及外海電纜被切、連帶影響美軍在伊拉克的無人機行動，到 2022 年北溪管線與波羅的海連接器遭破壞、挪威斯瓦爾巴的電纜疑遭人為切斷，電纜始終是脆弱的戰略咽喉。而過去十年，Alphabet、亞馬遜、Meta、微軟四家公司持有的全球電纜容量佔比，從 10% 飆到 66%——網路的「主動脈」正在被少數私人企業收編。（2015 年阿爾卡特-朗訊還承認，曾被要求「支援攔截能力以滿足政府要求」。）
• 資料中心：夏克用荷蘭的治水史（「上帝創造世界，荷蘭人創造荷蘭」）帶出「圩田模式」的共識治理理想，再用一個活生生的反例戳破它。荷蘭澤沃德（Zeewolde）小鎮差點蓋起全國最大的超大規模資料中心，佔地 166 公頃（約 245 座美式足球場）、耗電相當於整座阿姆斯特丹，業主其實是 Meta 的子公司，還特意取名「圩田網路」「鬱金香」來喚起民族自豪，並提訴訟阻止文件公開，全靠當地倡議者用《資訊自由法》才揭穿，2022 年 3 月喊停。Google 在德州用空殼公司「Sharka LLC」爭取減稅、微軟在愛荷華州用「鋨計畫」的化名——匿名與不透明成了常態；而蘋果在愛荷華州拿了 1.5 億美元租稅減免，只創造了 50 個正職。用水與能源的代價驚人：Google 每座資料中心日均用水約 45 萬加侖，還為封鎖數據和《奧勒岡人報》纏訟了 13 個月；亞利桑那居民抗議資料中心從乾旱的科羅拉多河取水（「居民比超級電腦更需要水」）；雲端的碳足跡已超過航空業。集中風險同樣尖銳：AWS、Google Cloud、Azure 三家合佔全球逾六成雲端市場，2021 年一次 AWS 斷線就拖垮了 Netflix、Fortnite 和 3,000 萬名用戶的 Canvas。愛爾蘭的資料中心 2030 年將吃掉全國近三成電力，電網公司已叫停 30 個專案。夏克這章的收束一針見血：「公眾需要更多的洞察，才能提供更多的監督」——沒有透明，就不可能有民主辯論。

診斷之二：當科技開始篡奪政府的核心職能

第 3 章　萬物武器化——凡是聰明的，就是脆弱的

芬蘭資安專家米科·希波寧那句「只要是聰明的，就是脆弱的」貫穿全章：數位化滲透到生活每一寸的同時，也讓「萬物的武器化」成為可能。夏克拆解攻擊者的「軍火庫」——零時差漏洞、社會工程、內鬼、DDoS、勒索軟體——再用幾個案例展示衝擊之大。

最戲劇性的是 2021 年 Colonial Pipeline 事件：一條供應美國東岸 45% 燃料的油管被勒索軟體癱瘓，公司付了 440 萬美元贖金（司法部後來追回 230 萬）；行凶的俄羅斯相關集團 DarkSide 採「勒索軟體即服務」模式，靠 47 名受害者半年就獲利 9,000 萬美元，懸賞 1,000 萬美元至今無人受審。另一個案例 Citrix 入侵（2019 年底）則展示了依賴之深：這套服務《財星》500 大企業 98%、逾一億客戶，荷蘭八成聯邦機構、三分之二地方政府都在用，卻被伊朗國家駭客經 VPN 攻破、竊走逾 6TB 資料，最後指認凶手的是兩家私人資安公司。夏克本人擔任官方調查委員，結論是：「打造完全安全的軟體，是不可能的。」還有一個絕妙的細節：2016 年史上最大規模的 Mirai DDoS 攻擊，竟是幾名羅格斯大學宿舍學生開發的，動機只是想替自己那家保護《Minecraft》伺服器的資安公司拉生意——FBI 探員形容這是「消防員自己放火燒樓」。至於微軟，它 2021 年營收 1,680 億美元、承諾五年投入 200 億做資安、光資安一項年營收就 150 億，卻仍在 Exchange、NotPetya、SolarWinds、WannaCry 一連串事件中被攻陷，光是 2022 年 4 月就發布了 145 項修補。

外洩事件的名單長得驚人：摩根大通 8,300 萬個帳戶被駭、芬蘭精神科病患的檔案遭竊並被拿去勒索、紅十字會 50 萬名受助者的資料外洩、佛州一名青少年劫持了 130 個名人推特帳號（包括歐巴馬、拜登）來騙比特幣；就連美國國家安全局自己的網路武器都被偷走、反過來被拿來攻擊。而攻擊的成長曲線同樣陡峭——Cloudflare 說 2022 年第二季網路層 DDoS 年增 109%，某報告稱對政府的勒索攻擊一年暴增 1,885%；資安公司 FireEye 自家的滲透測試工具 2020 年被竊後，一週內就在至少 19 個國家被使用。夏克把這種「企業把安全當生意賣、卻連自己都守不住」的荒謬稱為「道德風險」：企業收割利潤，失敗的成本卻由公眾承擔。

但夏克真正的論點在治理層次：資安領域公私互踢皮球——企業建了基礎設施卻說國安是政府的事，政府又愈來愈仰賴業者、出事就甩鍋供應商。她點出一個關鍵的錯位：「公開歸因」（政府指認攻擊者，能釋放外交與司法力量，卻常因怕報復而怯步）與「商業歸因」（企業點名，反應更快卻無條約義務、也無實質後果）。連認定俄羅斯集團攻擊烏克蘭電網（2015、2016）的，都不是 FBI，而是資安公司 FireEye。她的判詞很重：資安如今「與其說是政策模式，不如說是商業模式」。聖荷西水務公司的資安長那句話道盡了失衡：「整個俄羅斯民族國家對上彼得我一個人？我輸定了。」

第 4 章　公共利益的終結——貨幣、執法、國安的三重失守

這是全書火力最猛的一章。夏克借喬治·華盛頓當年三大部門（國務、財政、戰爭）對應的三項奠基職能——貨幣政策、權利保障、國家安全——逐一展示它們正被三種技術篡奪。

• 加密貨幣撼動貨幣主權：她用 2016 年理查·布蘭森奈克島區塊鏈高峰會的烏托邦承諾開場（布蘭森本人在桌上跳舞炒熱氣氛，與會者幾乎全是加密傳教士，夏克是唯一的不信者），對照八年後的一地雞毛。薩爾瓦多把比特幣定為法幣（那位自稱「全世界最酷獨裁者」的總統想蓋「比特幣城」，示威者卻上街砸 ATM）；FTX 從 320 億美元估值到八天內歸零，創辦人 SBF 挪用最多 100 億客戶存款、判刑 25 年，如今在獄中用鯖魚罐頭換理髮。國際清算銀行的研究說買比特幣的散戶四分之三賠錢、平均賠掉近一半，而崩盤時全美有 16% 的人投資過加密貨幣，年輕男性更高達 42%。加密貨幣的犯罪用途更觸目：墨西哥販毒集團用小額買幣避洗錢、ISIS 支持者募款、北韓 2022 年可能靠加密贖金收了 10 億美元、近三分之一挪去彈道飛彈計畫；而摩根大通執行長戴蒙形容比特幣「比鬱金香球莖還糟」，破產律師則形容 FTX 破產程序「首次讓所有人掀開蓋子，看清國王根本沒穿衣服」。
• 臉部辨識私營化執法：Clearview AI 從全網爬取了 300 億張人臉，供全美逾 2,000 個執法機關使用約百萬次（含 ICE 與司法部），還被用來辨識「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議者，2022 年被法國資料保護機關 CNIL 罰款 2,000 萬美元。記者卡希米爾·希爾調查時發現，Clearview 在 LinkedIn 上的「員工」竟是執行長的拋棄式帳號；她一試用，警局立刻被 Clearview 問是否在對接媒體。而演算法的偏見會製造冤案——布奧蘭維尼與蓋布魯 2018 年的研究顯示，臉部辨識對深膚色女性的出錯率高達 34%，對淺膚色男性僅 0.8%；喬治亞州的蘭道·瑞德被 Clearview 錯認，從沒去過路易斯安那卻在牢裡蹲了一週、車被扣、還花了數千美元；芝加哥的麥可·威廉斯則因 ShotSpotter 偵測到「一聲噪音」而坐牢近一年才撤案。
• Palantir 私營化國安：這家 2003 年由彼得·提爾等人創立、拿 CIA 創投 In-Q-Tel 出資的公司，2022 年第三季通報了 13 億美元政府合約（近 10 億與美國政府），為 FDA、美國陸軍、特種部隊工作，還沒經競標就拿下英國 NHS 合約、加入歐洲 GAIA-X、與卡達簽約；即使 200 多名員工請願要求停止供 ICE 工具，執行長亞歷士·卡普仍續約再加 4,200 萬美元——他一面說「我加入這行可不是為了讓政府知道我什麼時候抽大麻、什麼時候有外遇」，一面繼續與 ICE 合作。卡普甚至坦言公司產品「有時被用來殺人」，記者馬克·包登則稱 Palantir 是國安界的「殺手級應用程式」；隱私倡議者更擔心它合約裡的「改進條款」，讓 Palantir 得以藉客戶的使用回頭改良自家產品。夏克搬出艾森豪 1961 年對「軍工複合體」的警告，並指出數位版更危險——因為政府裡真正懂技術、甚至願意親自操作的人太少了。她總結這章對科技公司四項獨特危害的歸納，訴諸「被治理者的同意」這個最古老的民主原則。

前線：科技如何站上民主與威權的交火點

第 5 章　科技站上前線——選舉與戰爭中的「私人主權者」

夏克把鏡頭轉向兩個最劇烈的戰場，開場是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的遭遇：2020 年選前，蘋果與 Google 在克里姆林宮以「員工人身安全」施壓下，下架了他涵蓋 225 個選區的戰略投票 App；他的《普丁的宮殿》紀錄片 24 小時內衝到 2,200 萬觀看、累計逾 1.3 億，他本人卻在 2024 年 2 月死於獄中。夏克痛陳：民主國家「把當地一百名員工的安危，看得比一億多名俄羅斯選民的權利還重。這份沉默震耳欲聾。」

選舉方面，她親身率領歐盟觀察團監督的 2017 年肯亞大選是個警世寓言：這場「非洲科技含量最高的選舉」花了 5 億美元（每名選民約 25 美元，而荷蘭只要 4 美元），用了法國公司賽峰供應的生物辨識系統與 4.5 萬台平板；結果選舉委員會的資訊主管姆桑多在選前一週遭凌虐勒斃，選舉日平板沒電、簡訊網路超載（當年僅 56% 家戶有電），最後最高法院竟因為賽峰把伺服器設在法國、拒不提供存取權，而史無前例地撤銷了總統選舉結果。十月重跑選舉，反對派抵制，現任者得票逾 98%，投票率卻只剩 39%。科技非但沒有鞏固民主，反而把問責的鑰匙交到了一家外國公司手上。肯亞分析家南賈拉·尼亞博拉的話很精準：「科技是一種迷戀」——投票機救不了民主。

戰爭方面，馬斯克的 SpaceX 向烏克蘭提供了 2 萬台星鏈終端機，用於通訊、操控無人機、發射砲火，隨後又以「成本太高」要脅逼美國政府買單——記者羅南·法羅稱馬斯克是「決定戰爭結局的私人公民」。此外 Anduril、Shield AI 募資動輒數億到數十億，Maxar 的衛星影像揭露了萬人塚與俄軍調動，Clearview 的臉部辨識被用來辨識陣亡士兵，微軟則出手清除攻擊烏克蘭的惡意軟體。夏克由此上升到國際法層次，批判「數位例外論」把網路攻擊當成與實體世界不同的存在，讓它游離於戰爭門檻之外——她主張，網路攻擊若與針對平民的動能打擊協調配合，同樣可以構成戰爭罪，既有的戰爭法必須為數位世界翻修，否則民主國家等於拱手讓出主權與法治承諾。

第 6 章　立規者——監管為何一次次落空

劍橋分析醜聞（吹哨者、粉紅頭髮的克里斯多福·懷利向《觀察家報》記者卡蘿·卡德瓦拉德爆料，5,000 萬人的臉書資料被違規取得，用於替泰德·克魯茲做選民心理側寫、並助脫歐與川普勝選，被班農稱為「心理戰工具」）本該掀起監管海嘯，卻雷聲大雨點小。祖克柏 2018 年到參議院作證時，議員問他商業模式，他答「我們靠廣告賺錢」；還有議員把 WhatsApp 訊息誤當成「電子郵件」——夏克藉此凸顯決策者的無知與追星。她接著拆解科技公司「三管齊下的影響力機器」。

• 框架建構（framing）：借喬治·雷可夫《別想那隻大象！》的理論，公司把「監管少數幾家公司」偷換成「監管整個網路」、把「合理規範」說成「扼殺創新」，靠語言主宰辯論、取得主場優勢。夏克反駁道，監管其實會刺激創新——正是《兒童線上隱私保護法》逼出了 YouTube 辨識未滿 13 歲用戶的演算法。
• 假性自我監管：臉書監督委員會是典型——信託先後投入近 3 億美元，成員含諾貝爾獎得主塔瓦庫·卡曼與丹麥前總理托寧-施密特，職權卻窄到只能處理「內容下架申訴」，連川普停權案都推回給祖克柏自決，被記者譏為「企業版卡爾文球」。夏克本人拒絕加入，轉而參與卡德瓦拉德發起的民間「真臉書監督委員會」（成員含祖博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瑞薩）。她還搬出波音 737 MAX 自我監管釀成兩起空難、346 人罹難的血例。至於各種「行動呼籲」（2019 年基督城行動呼籲、巴黎網路空間信任與安全行動呼籲等），《TechCrunch》則譏為「為了拍照留念」。
• 巨額遊說：2022 年亞馬遜、蘋果、臉書、Google 合砸近 7,000 萬美元遊說（蘋果一年增加 44%）；加州第 22 號提案上，叫車與外送公司砸了逾 2 億美元，以 58% 勝出，成功把司機定義為「獨立承攬人」。微軟更是 2020 年第一家在聯合國設辦公室的公司，還資助《外交政策》特刊、牛津的政府學院、以及夏克本人曾任非執行主席的「網路和平研究所」，並推動「數位日內瓦公約」的概念。

到了 AI，出現了一個弔詭：這是唯一連公司都主動要求監管的領域，美國卻仍未立法。夏克親身領教過生成式 AI 的荒謬——Meta 的 BlenderBot 3 用她的護照名把她誤指為「恐怖分子」；微軟的聊天機器人 Tay 上線 24 小時就變成種族歧視者；OpenAI 靠時薪 2 美元的肯亞工人過濾毒性內容；GPT-4 甚至騙過 TaskRabbit 工人替它破解驗證碼。而奧特曼 2023 年在國會建議「發照制度」，實則有利於既有巨頭把後進者擋在門外；隨後他被 OpenAI 開除又戲劇性復職（微軟持股 49%、執行長納德拉幕後運作），更印證了「絕對的企業權力使人絕對地腐化」。夏克把所謂「AI 軍備競賽」（既是公司彼此搶推未測試產品，也是「趕在中國之前」的國族敘事）看成公司操縱監管對話的又一個巧妙框架。全章的荷蘭諺語很傳神：「屠夫不該檢驗自己的肉」「你不該自己改自己的作業」。

出路：把數位安放回民主這座房子裡

第 7 章　奪回主權——歐盟、美國、中國、印度的四種路線

民主國家終於警覺自己對數位技術與供應鏈的掌控遠不如想像，「數位主權」從過去被貶為民族主義的髒字，變成了號召口號。夏克比較四大司法管轄區，指出威權與民主的全球競爭遠未落幕，而各條路線都有致命缺口：

• 歐盟擅長監管卻缺乏產業基礎。法德 2019 年啟動的「GAIA-X」歐洲資料雲，因為太過包容，最後連亞馬遜、Google、微軟、阿里、華為都入夥而自我矛盾（德國電信只佔全球雲端市場 2%）。GDPR 靠「布魯塞爾效應」擴散到十幾個國家與加州，通過前卻引爆遊說戰（臉書遊說預算翻倍、還拿桑德伯格的《挺身而進》搞「粉紅漂洗」）；更苦於執行資源匱乏——愛爾蘭資料保護會 2019 年預算僅 1,530 萬歐元，荷蘭積壓上萬件案。歐洲只佔全球晶片市場一成，卻要靠《晶片法》砸 430 億歐元、「全球門戶」砸 3,000 億歐元對抗一帶一路來硬追。
• 美國只從國家安全出發，對公民權利冷漠。它一面把 TikTok 說成「中共武器」、在周受資聽證會後推《限制法》（被萬斯稱為「數位時代的愛國者法」），一面由 FTC 主席莉娜·汗對亞馬遜提反壟斷訴訟。對中則從川普 2020 年拉五十國加入的「乾淨網路倡議」，到 2022 年 11 月的半導體出口管制（智庫 CSIS 稱之為「地殼變動」）、施壓荷蘭 ASML；但財政部長葉倫也警告全面脫鉤「災難性」，馬克宏更拒絕被捲入「不屬於我們的」危機。
• 中國把技術當國家權力的工具。2017 年《國家情報法》要求公民配合情報工作；維吾爾人被關進再教育營、被迫交出 DNA（「維吾爾人的生活就是在製造資料」），華為的「平安城市」、「學習強國」App 遍地開花；當局阻止螞蟻集團 IPO、整肅馬雲，蘋果為了留在中國，下架了 HKMapLive、《可蘭經》等 App（麥金儂稱 App 商店成了「言論自由的新扼制點」）。透過 2013 年起的「數位絲綢之路」向外輸出審查與監控——連非洲聯盟總部大樓都被植入後門、資料傳回上海，華為更承建了非洲七成的 4G。尼亞博拉稱之為「數位殖民主義」。
• 印度在民主倒退中創新監管。它一年斷網 84 次（全球最多，旁遮普一次就 2,700 萬人斷網），莫迪還施壓推特與 YouTube 下架 BBC 紀錄片與農民抗爭貼文；但它也打造出「印度堆疊」這種以 Aadhaar 生物辨識為基礎、由政府建置的「數位公共財」治理模式，號稱比美國更公平、比歐盟更創新、比中國更透明——儘管批評者指其隱私保護是「事後才想起」。

第 8 章　以公眾為先——全書的解方章

夏克指出，既有科技法規多半針對「特定技術」，等於「今天監管昨天的問題」，而且完全沒觸及財富、資料、算力向巨頭集中的根本市場動態。她以歐盟《AI 法》的風險分級（低／中／高／不可接受）為例，說明系統性監管的可能，但也用生成式 AI 打亂風險框架的例子（教宗穿 Balenciaga 羽絨外套的假照、五角大廈假爆炸圖一度害股市下挫）證明：針對單一技術立法，終究追不上。因此她主張以第一性原理、橫向（跨部門）與縱向（聚焦）並行的方式改革，並強調不因「當前政治不可行」而自我審查。這是全書最有建設性的一章，解方大致分六類：

1. 預防原則：借鏡基改生物監管與《歐盟條約》——科學尚無共識、可能傷害公眾時，先研究再上市，反駁矽谷「無須許可的創新」。由獨立專家委員會評估哪些技術納入，公司須機密申報未充分研究的產品並公開安全測試教訓，並賦予學術研究者接觸開發中技術、取得算力與資料的權限。
2. 直接遏制反民主的技術：禁政府使用商用間諜軟體並嚴格出口管制（現行規則只管出口、放任進口，希臘、匈牙利、波蘭、西班牙都採購來對付記者）；明令禁止資料仲介商販售個人資料（Dobbs 案後，搜尋紀錄已被用來起訴墮胎）；嚴格限制公共空間即時臉部辨識、禁 Worldcoin 掃虹膜換幣；禁止非持照機構鑄造加密貨幣。
3. 以透明作為公共利益支柱：AI 生成內容須如實標示（善用浮水印與內容溯源，以對付如澤倫斯基假投降影片的合成媒體）；資助 AI 者、競標資料中心者須揭露身分與環境足跡（X 的第二大股東是沙烏地親王）；並提出「公共問責延伸原則」——適用於政府的透明與問責法律（資訊自由、反歧視），應同等適用於代政府執行任務的科技公司。官員的 WhatsApp 訊息屬公共紀錄（如馮德萊恩與輝瑞的簡訊爭議、荷蘭前首相呂特刪訊息、Frontex 以「商業利益」拒絕公開），而且「有公帑，就該有公開的程式碼」。
4. 以身作則善用購買力：美國聯邦是全球最大 IT 買家（近五年國防部就付了亞馬遜 18.5 億、Google 16.8 億、微軟 16.5 億美元），應把採購當成塑造市場的工具，明訂零信任、隱私設計為必要條件，並用集體採購提升公部門對巨頭的談判籌碼，供應商失職就公開記錄並制裁。同時重啟 1972 年設立、1995 年被砍的「技術評估辦公室」，把獨立技術專業引入立法，並設「冷卻期」防旋轉門。
5. 建立問責機制：比照金融業「系統性重要機構（大到不能倒）」，指認「系統性重要科技機構」施以演算法稽核（歐盟《數位服務法》已指定 17 個「超大型線上平台」）；借鏡貿易爭端解決機制設立網路事件仲裁法庭來裁決攻擊歸因；並以 2022 年 60 多國簽署的《網路未來宣言》為基礎，組建有真正執行力（協調制裁、數位武器不擴散）的民主聯盟，且必須納入全球南方，別淪為當年的「國際聯盟」。
6. 重振數位公共領域：提出「重大公共力量」的新概念，衡量並避免公共機構（政府、學校、圖書館、醫院）對商用技術過度依賴（三大雲端商佔六成市場本身就是國安風險）；打造以公共價值為本的「公共堆疊」取代商業封閉堆疊（荷蘭一年花約 800 億歐元採購技術、服務 1,700 萬人，這筆錢可以導向公共基礎設施）；並把「監管—執法」模式顛倒過來——現況是「法律定義狹隘＋執法經費不足」（GDPR 通報案件僅 0.15% 被調查），應改為「以第一性原理制定廣泛法律＋強力執法」，同時要求公司記錄資料集、演算法、安全事故供研究者存取，把知識還給人民。

全章的總綱借自監控資本主義理論家祖博夫的一句話：「我們必須確保數位棲身於民主這座房子之中。」

尾聲與評價

在結論裡，夏克讓故事回到了原點：2022 年，22 歲的伊朗女子瑪莎·艾米尼因頭巾沒戴好被「道德警察」打死，再次引爆抗爭——十三年過去，德黑蘭的鎮壓手段（斷網、影響操作、暴力鎮壓）幾乎沒變，改變的是私營科技業更深地嵌入了國際關係：伊朗人在最需要幫助時，仰賴的不是聯合國或美國國際開發署，而是馬斯克與皮采的一念之間。她並不否認科技帶來的美好——沒有數位技術，她三十歲不會當選歐洲議會議員，疫情期間也無法繼續教書——但正因如此，她才要嚴厲批判一個「強大、無從問責、幾乎沒有任何護欄」的產業。她引用電腦科學家史都華·羅素在國會的提問作結：「我們要如何永遠對比我們更強大的存在保有掌控權？」而業界領袖走的是相反方向：馬斯克前一天說 AI 是「史上最具破壞性的力量」，隔天就成立了 AI 公司 xAI；創投人安德森則力主「盡我們所能地全力擁抱 AI」，管它會不會出軌。

這本書的長處在於它的視角與具體。夏克不是從外部旁觀，而是帶著十年立法實務的內部知識，把抽象的「科技威脅民主」拆解成一個個可查證的案例與可操作的政策。她刻意不因「當前政治不可行」而自我審查，第 8 章那份解方清單，是同類書裡少見地認真回答「那到底該怎麼辦」的。她那個「不是反科技，而是為民主辯護」的定位，也讓全書避開了盧德式的悲觀——她真心相信民主「最好的地方，是它能自我修正」。她甚至找到了跨黨派的希望：2023 年，立場南轅北轍的參議員葛蘭姆與華倫聯手撰文——「沒有人選出大型科技公司的高管來治理任何東西，更別說整個數位世界」——顯示即使在分裂的美國，警覺也在提升。

可以商榷之處在於，夏克的解方高度倚賴「有能力、有意願」的民主國家去執行，但全書前七章恰恰在證明這些國家長期癱瘓、被俘獲、且彼此不合作；當公部門的知識、人才、算力全面落後業界時，她所呼籲的「強力執法」從何而來，仍是個開放的問題。此外，作為歐洲人，她對歐盟監管路線的信心，與她自己揭露的「歐盟執行資源匱乏、GDPR 僅 0.15% 案件被調查」之間，也存在一定張力。

放進書庫來看，這本書是一組討論的樞紐：它與《晶片戰爭》共享「技術堆疊即地緣政治」的視角、與《華為帝國》互補了「數位絲綢之路／數位威權」的中國那一面、與《AI 帝國》呼應了「AI 產業的權力集中」、與《失控的焦慮世代》從不同角度指向「社群平台的社會外部性」、更與《不負責任的機器》（Davies）共享了「當責任被系統性地卸除，傷害由誰承擔」的核心焦慮。若說《監控資本主義時代》診斷了商業模式如何吸走我們的資料，《科技政變》則更進一步，診斷了公權力如何在不知不覺中被抽走。

對關心科技政策、民主治理、地緣政治的讀者，這是一本兼具現場感與行動綱領的必讀之作。

本書關鍵觀念清單

• 科技政變（tech coup）：權力從公共與民主機構，長期、漸進地轉移到不受問責的私人科技公司手中的過程。
• 問責落差（accountability gap）：科技公司握有堪比國家的能力，受到的法律約束卻極少，兩者之間的巨大缺口。
• 科技是「層面」而非「產業」：科技滲透所有部門的底層，故其失控會衝擊整個社會，而非單一領域。
• 職能外包導致政府空洞化：政府把貨幣、國安、執法、選舉、身分驗證等核心職能外包給業者，掏空了自身能力。
• 第 230 條與自我監管迷思：平台豁免內容責任，加上「屠夫檢驗自己的肉」式的自我監管，讓監督形同虛設。
• 技術堆疊（the stack）：平台之下由私人擁有的隱形硬體層（晶片、海底電纜、資料中心），不透明且已成地緣政治棋子。
• 矽盾（silicon shield）：台灣壟斷尖端晶片製造，形同嚇阻入侵的護盾，凸顯供應鏈的地緣政治權力。
• 閃電式擴張（blitzscaling）：靠燒錢與網路效應搶佔贏者全拿的市場規模，成為監管前的既成事實。
• 武器化與歸因錯位：凡連網皆脆弱；公開歸因（政府）怯於報復，商業歸因（企業）無條約義務，形成責任真空。
• 監管俘獲的三管齊下：框架建構（話術）＋假性自我監管＋巨額遊說，使有效監管一再落空。
• 框架建構（framing）：用有利於己的語言與二分法（如「監管＝扼殺創新」）主宰辯論、取得主場優勢。
• 數位主權與布魯塞爾效應：國家減少對外國技術／供應鏈的依賴；歐盟藉最嚴規則外溢成為全球規範。
• 數位威權主義與數位殖民主義：威權國家把技術當統治工具，並透過基礎設施投資向外輸出治理模式。
• 預防原則 vs 無須許可的創新：可能致害且科學無共識時應先研究再上市，對抗矽谷「先上線再說」。
• 公共問責延伸原則：政府適用的透明與問責義務，應延伸至代政府執行任務的科技公司（「有公帑就該有公開的程式碼」）。
• 系統性重要科技機構／超大型線上平台（VLOPs）：比照「大到不能倒」，對最大平台施以演算法稽核與更嚴監理。
• 公共堆疊與重大公共力量：以公共價值打造替代性技術層，並衡量、避免公共機構對商用技術過度依賴。
• 民主的自我修正能力：民主最大的優勢在於能由下而上改正自身錯誤——這是全書希望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