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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戰爭時代》導讀：當美元、SWIFT 與晶片變成大國的武器

原書 Chokepoints: American Power in the Age of Economic Warfare 作者：愛德華．費希曼（Edward Fishman） 中譯本：《經濟戰爭時代》（陶安禮等譯）

一本由「行內人」寫的當代經濟戰史

如果你想理解過去二十年裡，美國為什麼能夠不發一槍一彈、卻讓伊朗坐上談判桌、讓俄羅斯的盧布在一夜之間崩盤、讓中國最大的民營企業華為「一蹶不振」，那麼這本書幾乎是繞不開的。費希曼不是一個旁觀的記者或學者，他本人就是這套機器裡的零件之一：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他在美國國務院的團隊裡負責設計與協調西方對俄的制裁政策，而這個團隊先前正是促成 2015 年伊朗核協議的同一批人。他替國務卿、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與財政部最高層的制裁官員獻策，也在哥倫比亞大學開過經濟作戰的研究所課程。

正因如此，這本書最動人的地方不在於它的理論，而在於它的「現場感」。費希曼明說，全書「並不是完全以我個人的記憶為基礎，而是融合了研究、分析，以及我對涉及書中諸多事件的 100 多位重要人士的深入訪談內容」。於是我們得以走進那些經濟戰真正發生的房間——「沒有對外窗的白宮戰情室、歐洲各國金碧輝煌的外交大廳、華爾街和倫敦金融城光鮮亮麗的銀行業總部、克里姆林宮與中南海綿延不斷的建築群」。書裡的主角不是將軍與士兵，而是一群「穿著灰西裝的游擊隊」：律師出身的李維、外交老兵弗瑞德、前高盛交易員辛格、懂中國的記者博明。

費希曼自己進入這個領域的契機，帶著一整代美國人的困惑。他在 911 之後就讀大學，看著美國這個「地表最強國家」，卻難以把它龐大的實力轉化為解決全球安全問題的力量——阿富汗與伊拉克兩場戰爭就是最沉重的證據。他在書裡引用《孫子兵法》那句「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點出了全書的精神追求：有沒有一種不必把美國年輕人送上戰場、卻同樣能讓對手屈服的力量？經濟戰，正是他找到的答案，也是他想替讀者拆解清楚的那台機器。

費希曼給這套全新戰爭形式下了一個定義，他援引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核策略家湯瑪斯．謝林 1958 年的話：經濟作戰是「對其他國家造成損害或威脅將對其造成損害，以達施壓目的之經濟手段」。而它與傳統戰爭的差別只在於「方式」——「制裁對手的往來銀行業者，屬於經濟戰的行動，而用彈藥轟炸那一家銀行，則屬於傳統戰爭的行動」。兩者都想讓那家銀行關門，但一個流血、一個不流血。「這就是政策制定者如此難以抗拒經濟作戰的主要原因：本質上來說，經濟作戰的戰術是非暴力的。」在這場戰爭裡，世界經濟體系本身就是戰場，武器是制裁、出口管制與投資禁令，「指揮官也不是陸軍或海軍的將領，而是律師、外交官和經濟學家；其士兵不是勇猛頑強且自願從軍的男男女女，而是一心尋求利潤最大化的企業高階主管」。美國的力量「並非來自龐大的國防預算，而是來自它在國際金融與科技領域的龍頭地位」。

核心主張：全球化親手打造了它最致命的弱點

全書的智識核心，可以濃縮成一句反諷：今天讓美國得以發動經濟戰的武器，正是當年那些堅信「政府已經過時」的全球化推手，無意間替它打造出來的。

費希曼用兩位人物來代表那個「市場至上」的舊時代。一位是聯準會前主席葛林斯潘，他在 2008 年大選時說過一句名言：「撇開國家安全不談，誰當下一任總統，幾乎沒有差別。這個世界是受市場力量統治。」他到 2007 年仍堅稱「拜全球化之賜，美國政策的決策多半已被全球市場動力取代」。另一位是花旗銀行傳奇執行長華特．瑞斯頓，他兩度婉拒出任財政部長，在 1988 年寫道，全新的國際金融體系「並非由政治人物、經濟學家、央行官員或財政部長所建立」，而是由「以電信與電腦將整個地球互相連結在一起的男男女女」所打造；1992 年蘇聯解體後他出版《主權的黃昏》，預言隨著金融與資訊科技取得「左右歷史的影響力」，「各國政府將變成隨時會被淘汰的過時存在」。

但費希曼指出，這些人犯了一個致命的誤判。他們以為自己建立的是一個「去中心化」、無人能掌控的自主機器；事實上，他們建立的是一個高度「中心化」、而且以美元為軸心的網路。葛林斯潘等人創建的金融體系「其實是以美元為中心」，瑞斯頓等執行長則「打造了一個讓銀行業者與企業得以光速轉匯資金的中心化金融網路」——而他們這麼做的動機跟所有蓋基礎設施的人一樣單純，就是想收過路費、賺大錢。

問題就出在這裡：「葛林斯潘、瑞斯頓以及其他類似的全球化推手在發展與連結這些系統的過程中，也創造了某些其他產物，那就是鎖喉點。事實證明，這些鎖喉點很容易淪為被政治不當利用的工具。」於是費希曼到全書結尾反過來駁斥葛林斯潘：「全球市場的力量根本比不過控制關鍵經濟鎖喉點的國家。」這正是整本書最大的反轉——不是市場統治世界，而是掌握了市場咽喉的政府，重新統治了市場。

什麼是「鎖喉點」？

書名 Chokepoints 就是全書的核心隱喻，中譯為「鎖喉點」。費希曼用一個千年場景開場：橫貫伊斯坦堡的博斯普魯斯海峽。西元前五世紀，雅典的黃金時代靠這條海峽運來「產自烏克蘭沃土的穀物和來自克里米亞的魚乾」；伯羅奔尼撒戰爭打了 27 年，直到斯巴達海軍在伊哥斯波塔米一役擊潰雅典艦隊、奪下海峽控制權、切斷雅典糧道，雅典才「因飢荒而被迫屈從」。「博斯普魯斯海峽曾是雅典人的命脈，但雅典人的帝國卻也因博斯普魯斯海峽而滅亡。」這就是鎖喉點的古典定義：「對國際貿易至關重要的通道，控制它就等於掌握了巨大的力量，而封鎖它則足以讓敵人屈服。」

費希曼的洞見在於：在全球化的經濟體系裡，美國不再需要靠地理上的海峽，而是擁有一整套「看不見的鎖喉點」。書中列舉了幾個：

這個架構的威力在前言已經點出：2022 年 12 月 5 日，遠在華盛頓的財政部「僅在官網上發布區區幾段管制術語」（對俄油實施每桶 60 美元的價格上限），就讓 5,000 多英里外的博斯普魯斯海峽塞滿油輪。古代要阻斷這條海峽，得靠雅典艦隊與斯巴達海軍的死戰；今天，只需要一則貼在網站上的規定。費希曼用這幅古今對照的畫面破題，等於替整本書定了調：權力的形式變了，但鎖喉點決定生死的邏輯一點都沒變。從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穀船，到紐約通匯帳戶裡光速流動的美元，再到台積電產線上那幾奈米的晶片，人類爭奪的始終是同一樣東西——那個別人繞不開、一旦被掐住就動彈不得的咽喉。差別只在於，古代的咽喉看得見、摸得著，今天的咽喉卻藏在金融與科技的層層基礎設施之下，安靜得讓多數人渾然不覺自己的命脈正握在誰的手裡。

敘事骨架：六個部分，一條清晰的時間線

費希曼刻意採用「依事件時間序」的編年敘事，並且堅持「避免以事後諸葛的角度來評估」過往的選擇。全書架構非常工整：第一部講機制與歷史的奠基；第二部到第五部分別是伊朗、俄羅斯（2014）、中國、烏克蘭（2022）四場實戰；第六部與結語則收束成一套關於後全球化世界的政策框架。底下我們就沿著這條時間線，把每一場戰役拆開來看。

第一部：經濟戰的史前史，與美元帝國的誕生

第一部回答的是「我們是怎麼走到這一步的」。費希曼先用四個歷史案例，論證一個悲觀的結論：在二十一世紀之前，歷史上的經濟戰幾乎都失敗，因為它需要兩個難以同時滿足的前提——「強大的海軍」與「廣泛的國際聯盟」。在進入這四個案例之前，他先替整套機器做了一個極清楚的拆解：為什麼今天美國能在不掌握別人港口、也不需要聯合國背書的情況下發動經濟戰？答案就在那套「看不見卻支配世界的基礎設施」裡。

這套基礎設施的核心，是美元同時扮演「計價單位」與「交易媒介」的雙重角色。費希曼舉了一個很生活化的例子：一家沙烏地進口商要向印度買稻米，由於銀行通常只大量持有本國貨幣與美元兩種，往來銀行會先把里亞爾換成美元、再用美元去買盧比——「即使一筆買賣完全沒有牽涉到美國企業，美元還是會在那筆交易中發揮中繼站的作用」。而美元的跨境流動，幾乎都得經過紐約大型銀行（花旗、摩根大通等）的「通匯帳戶」：銀行在這裡替一方扣款（debit）、替另一方入款（credit），最後再透過 CHIPS 與聯準會的 Fedwire 兩個結算系統完成。只要相關方被禁止使用這兩個系統，交易就無法完成——而「美國政府是這個隱形基礎建設中每一個環節的守門員」。這個守門權有多硬？法國巴黎銀行因違反制裁被裁罰近 90 億美元、匯豐被罰近 20 億美元、中興通訊被罰超過 20 億美元，即使總部都不在美國，也得乖乖付款並接受美方安插的監督人員，否則就「永遠無法再存取美元」。於是全球各大金融中心的銀行，無形中都成了「美國制裁政策強制執行前線的可靠士兵」。理解了這套機制，才能真正看懂後面四場實戰為何如此致命。

第一個案例是史上最早有明文記載的經濟戰——西元前 432 年雅典的「邁加拉命令」。雅典領袖伯里克里斯對斯巴達的盟友邁加拉頒佈全面貿易禁運，禁止它進入雅典帝國的所有港口，劇作家阿里斯托芬說這讓邁加拉人陷入「慢性飢餓」。但禁運非但沒能嚇阻戰爭，反而「甚至可能加速了戰爭的爆發」——這揭示了經濟作戰一個亙古的詛咒：「它造成的無心後果，有時甚至反而可能加速它原本意圖阻止的那個結果發生。」第二個案例是 1806 年拿破崙的「大陸封鎖」，他禁止整個歐陸與英國貿易，卻因為法國不掌握制海權而徹底落空；當代一份德國報導斷言，沒有艦隊卻想封鎖英國，「就如同禁止鳥兒在我們國家築巢一樣，沒有成功的可能」。第三個案例是一戰後威爾遜倡議的國際聯盟，他曾豪言經濟制裁能釋放「某種比戰爭更巨大的力量」、是「經濟、和平、無聲且致命的矯正手段」，結果美國國會自己投票拒絕加入，使這個組織失去世界最大經濟體的支持；面對日本侵略滿州、墨索里尼遠征衣索比亞，國際聯盟束手無策，甚至「嚴重敗壞了經濟作戰的名聲」，助長了希特勒的恣意妄為。

這三個古代與近代案例，已經把經濟戰的兩難講得很透：邁加拉命令證明它可能「弄巧成拙、加速戰爭」，拿破崙的大陸封鎖證明它「沒有制海權就是空談」，國際聯盟則證明它「沒有大國團結就是廢紙」。威爾遜當年那份近乎宗教般的樂觀——相信「無聲且致命」的經濟制裁能取代戰爭——在希特勒、墨索里尼面前碎了一地，反而讓世人對經濟作戰澈底失望了大半個世紀。

第四個、也是最具現代教訓意義的案例，是 1990 年代聯合國對伊拉克的禁運。海珊入侵科威特後，聯合國安理會一致通過貿易禁運，並由美國領軍的海上封鎖以武力落實。制裁確實重創伊拉克——石油收入幾乎被一筆勾消，而那相當於伊拉克 GDP 的六成。但海珊就是不屈服，最後還是靠軍事行動把伊軍逐出科威特，美軍只花約 100 個小時就擊垮對手；「軍事力量再次勝出，經濟施壓再次失敗」。更諷刺的是，禁運延續了十三年、每年代價至少十億美元，伴隨著嬰兒死亡率飆升的人道災難與海珊收取近二十億美元回扣、走私上百億美元的貪腐，最後依然沒能阻止 2003 年的伊拉克戰爭——「這次的禁運非但沒有成為取代軍事作戰的可行方案，還成了兩場戰爭之間的橋樑」。值得一提的反諷是：禁運其實在無意間摧毀了海珊的核武計畫，聯合國武檢長布利克斯後來說，「聯合國與全世界在不知不覺中成功解除了伊拉克的武裝」——只是當時沒人知道而已。

接著費希曼花了三章，講述美元帝國如何在一連串「看似失敗」的時刻反而崛起。第一個轉折是 1971 年的「尼克森震撼」。布列敦森林體制原本以每盎司 35 美元把美元釘住黃金、其他貨幣再釘住美元，凱因斯把跨國資本流動的管制視為戰後穩定的命脈，財長摩根索甚至豪言要「把放高利貸的人趕出國際金融的廟堂」。但這套體制有兩個破口：一是法國等國對美元失去信心、搶著把美元換成黃金（戴高樂痛斥美國享有「囂張特權」，還真的派軍艦來紐約運黃金回國），二是倫敦興起的「歐洲美元」市場讓資本管制名存實亡。尼克森躲到大衛營後拍板：1971 年 8 月 15 日宣布美國不再以美元兌換黃金，等於親手砍斷自己創建的體制。伏克爾事後感嘆：「如果……英國人都想把他們手上的美元換成黃金，那就清楚說明遊戲真的玩完了。」表面上這是美國霸權的黃昏——美國全球 GDP 占比從 1960 年的 40% 降到 1980 年的 25%，還陷入停滯性通膨——但費希曼點出，美國「即將掌握國際金融領域的霸權」，因為「在尼克森震撼之後，市場成了貨幣價值的決定者」，而那個市場是以美元為軸心的。

這裡值得停下來體會尼克森震撼那一晚的兩難有多沉重。當英、法都要把手上的美元換回黃金，尼克森只有兩條路：順應要求，可能引爆史上最大的擠兌；拒絕並乾脆取消固定兌換率，則等於親口承認美國放棄了它一手創建、並費盡心力捍衛的體制主導權。布列敦森林體制本是凱因斯與摩根索等人精心設計的戰後穩定基石——它用固定匯率（美元釘黃金、各國貨幣釘美元）與資本管制，來阻斷大蕭條時期那種金融動盪的跨國蔓延。凱因斯甚至堅持，對跨國資本流動的管制不是「過渡性計畫」而是「永久安排」，否則資本會「快速流入利率最高的國度」、削弱各國掌控本國經濟政策的能力。尼克森那一晚的決定，等於把這套理想主義的設計連根拔起，把貨幣的價值交還給市場——而這個看似「投降」的舉動，反而打開了金融全球化的閘門，最終讓美元的影響力滲透到地球的每一個角落。

第二個轉折是 1974 年「油元」的誕生。1973 年贖罪日戰爭後，OPEC 對美國禁運、每天減供約五百萬桶（約當時世界產量的一成），油價在幾年內暴漲超過 20 倍（從每桶不到 2 美元飆到 1980 年的 39 美元）。尼克森的「能源沙皇」、自嘲「我就是導致加油站大排長龍的那個人」的華爾街債券交易員威廉．西蒙接任財長後，想出一個漂亮的解法：說服沙烏地把賣油賺到的美元，回頭投資美國的國庫債券，等於把美國買油付出去的錢「回收再利用」、順便填補赤字。1974 年 7 月他從安德魯空軍基地飛往吉達，途中狂飲威士忌、下機已醉醺醺，卻照樣談成協議——美國提供軍援、繼續買沙烏地的油，沙烏地則把油款投入美國國債，並獲准透過祕密管道購買。「油元就此誕生。」此後即使美元持續貶值，繼任財長仍以協助沙烏地在 IMF 爭取更多投票權為交換，鞏固了「石油以美元計價」的慣例。

第三個轉折是新自由主義與冷戰結束，把全球經濟編織成一張以美元為骨架的單一巨網。從柴契爾、雷根到柯林頓，跨黨派擁抱去管制、減稅、自由貿易；柯林頓廢除了區隔商業與投資銀行的《格拉斯—史迪格法案》，兩度任命葛林斯潘掌聯準會；CHIPS 與 SWIFT 這兩條金融神經、標準貨櫃輪與及時生產、NAFTA 與 WTO、歐元與中國的「世界工廠」化，全部在這個時期成形。外匯市場的每日交易量從 1950 年代的微不足道，膨脹到 1990 年代的近一兆美元、如今的七兆美元，其中九成牽涉美元。費希曼說，這時的美國新經濟影響力「就像眼前一把上了膛的手槍」——但「美國政府並沒有選擇開槍」。財長魯賓（前高盛聯席董事長）擔心把美元政治化會「傷害美元作為準備貨幣的地位」，因為「這種事一旦做過一次，你就不再是那麼可靠的供應者」；加上伊拉克禁運的失敗，柯林頓寧可選擇成本低、傷亡低的巡弋飛彈。「這樣的算計在一天之內徹底翻轉，那一天是 2001 年 9 月 11 日。」

911 把財政部從一個邊緣角色，推上了國安舞台的中央。費希曼指出一個驚人的事實：911 攻擊只花了約五十萬美元，而恐怖份子竟是用本名的銀行帳戶、大方地在美國金融體系裡進出。小布希因此下令財政部「切斷恐怖份子的資金來源」，催生出後來經濟戰的整套機器——OFAC（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負責列黑名單；其法源 IEEPA（國際緊急經濟權力法）源自一戰時代，賦予總統宣布「國家緊急狀態」、無須諮詢國會即可切斷某對象美元管道的廣泛權力；SDN 制裁名單讓全球銀行能輕鬆篩檢被制裁對象；《美國愛國者法案》則要求銀行加強盡職調查，小布希警告「如果你們和恐怖份子做生意……你們就別想和美利堅合眾國做生意」。最關鍵的組織創新，是 2004 年成立、由史都華．李維執掌的 TFI（反恐暨金融情報部）——它監督 OFAC、擁有自己的情報局，讓「美國財政部成了世界各國財政部中唯一擁有內部情報職能的財政部」。這支團隊精簡得驚人，幾百名員工、預算略高於一億美元（不到一架 F-35 造價的一半），主管多是三、四十歲的律師與分析師，被同僚胡安．札拉特形容為「穿著灰西裝的游擊隊」。當他們第一次出現在白宮戰情室，國務院、五角大廈與 CIA 的官員一臉疑惑：「為什麼財政部的人要參加這場會議？」這個疑問本身，就標誌著一個時代的轉折——在不久的將來，財政部與商務部的官員會和將軍們平起平坐，因為決定大國勝負的戰場，已經悄悄從戰壕與航母，搬到了清算系統與晶片產線上。

第一部以北韓作為新武器的「概念驗證」收尾。2005 年 9 月，財政部把澳門小銀行匯業財經集團依《愛國者法案》第 311 條指定為「主要洗錢機構」，澳門當局凍結北韓存在那裡的 2,500 萬美元；出乎所有人意料，中國各地與其他地方的銀行竟「主動」切斷與北韓的往來，連葛拉瑟自己都驚訝——因為 911 後沒有任何銀行執行長「願意冒險沾上另一場 911 事件的鮮血」。前 CIA 與 NSA 局長海登把這比為「二十一世紀的精確導引武器」，一名喝醉的北韓官員則對美方說：「你們美國人終於找到了傷害我們的方法。」但費希曼也點出極限——被凍結的 2,500 萬美元「大約只相當於俠客．歐尼爾那一年的酬勞」，對一個「自外於全球化浪潮的對手」，經濟作戰的力量「終究有其極限」。下一個試驗場，必須是一個「遠大於北韓、又和國際經濟體系更關係密切」的對手。那就是伊朗。

一群「穿西裝的游擊隊」：機器背後的人

在進入四場實戰之前，值得先認識費希曼筆下這群真正操作這台機器的人——這也是全書最迷人的一條暗線。他們幾乎都不是傳統意義上的「戰士」，而是律師、外交官、交易員與記者，卻在二十一世紀重新定義了「國力」的含義。

史都華．李維是這條線的起點。他律師出身，911 當天還在司法部辦移民事務，自承「整個人驚呆了」；接掌 TFI 後讀了大量制裁的學術研究，發現多數都在解釋「為何制裁不管用」，他打趣說「這正中我的下懷，幸好外界對制裁的期望值非常低」。他卸任那天的四小時內，讓歐巴馬簽署了凍結格達費三百七十億美元資產的行政命令，感慨道：「我剛接下這份職務時，作夢都沒想到有一天國家安全顧問會接我的電話。」他的副手亞當．蘇賓來自紐澤西恪遵猶太傳統的家庭，父親是躲過納粹的波蘭裔拉比，他自己曾在耶路撒冷的妥拉學院苦讀，形容那是「對智力要求最高的地方」——這種對細節近乎偏執的鑽研，後來全用在了 OFAC 那一條條制裁條文上。

丹．弗瑞德則是另一種典型：近四十年資歷的外交老兵，駐過列寧格勒、當過駐波蘭大使、見證波蘭脫共，被《新共和》戲稱為那個「必須設法移交關達那摩監獄所有被拘留者的可憐蠢蛋」。他赴歐協商時最愛引前國務卿舒茲「照料花園」的比喻，也愛引列寧那句殘酷的格言來形容普丁：「插入刺刀時，如果是刺到脂肪，就再刺深一點；如果是刺到鐵板，就拔出刺刀。」達利普．辛格是印度移民之子、前高盛交易員，把辦公室的羅伯．李與葛蘭特畫像換成拳王阿里的照片，桌上裝彭博終端機監看市場——他那套「逆向操作市場」的設計思路，正是交易員職業本能的產物。而博明則是少數能讀懂中共戰略文件的「翻譯官」，海軍陸戰隊出身、得過銅星勳章，把解譯習近平談話的工作形容得像「吞下一桶又一桶木屑」。

費希曼想透過這群人傳達的，是一個關於現代國力的深刻觀察：當戰場從陸海空轉移到金融與科技的鎖喉點，決定勝負的就不再是將軍與師團，而是這些「看起來像小聯盟裡上不了檯面的小咖」、卻能讓一個核武強權經濟癱瘓的技術官僚。這也為他在結語裡呼籲「把經濟作戰當成與軍事事務一樣重要的科目」埋下了伏筆。

第二部 伊朗：經濟戰的第一場「勝仗」

第二部是全書論證「經濟戰確實能轉化為戰略成果」最有力的篇章。它的主角是「金融制裁教父」史都華．李維——一個律師出身、在 911 當天還在司法部辦移民事務的官員——以及他的副手、戴金絲邊眼鏡、書卷氣十足卻「掌管著世界上最令人聞之喪膽的經濟彈藥庫」的亞當．蘇賓。

要理解伊朗為何如此棘手，得先看清難題的形狀。伊朗自 1979 年人質危機以來，與美國經濟早已脫鉤——當年卡特首度動用 IEEPA 凍結了 120 億美元伊朗資產，重創當時以美國為最大貿易夥伴的伊朗，最終以解凍換回 52 名人質。但脫鉤也意味著，光是再切斷伊朗與「美國市場」的聯繫已毫無作用，李維必須切斷的是伊朗與「全球經濟體系」的聯繫。小布希自己在 2004 年的辯論裡就承認了這個困境：「我們早就制裁伊朗了好嗎！我們沒辦法再對它進行任何制裁了。」他後來更坦白：美國「因為對伊朗不再有明顯影響力而制裁了我們自己」。1996 年的《伊朗與利比亞制裁法案》（ILSA）原本想懲罰與伊朗做能源生意的外國企業，是「次級制裁」的雛形，卻因歐盟強烈反對「治外法權」而從未真正執行，被外交官埃森斯塔特譏為「一隻筋疲力盡的紙老虎」。

在李維出手之前，美國其實已經有過兩次「對伊朗動用經濟手段」的經驗，而它們恰好示範了「做對」與「做錯」各是什麼樣子。「做對」的是 1979 年：伊朗激進學生攻佔美國駐德黑蘭大使館、劫持五十二名人質，卡特首度動用 IEEPA 凍結了約一百二十億美元伊朗資產。由於當時美國還是伊朗最大的貿易夥伴（占伊朗全球貿易約兩成），這一凍重創了伊朗；經過長達四百四十四天的僵持，雙方在卡特卸任前一天達成協議，美國解凍資產、伊朗釋放全部人質——卡特的高階顧問事後說，「被凍結的伊朗資產是促成最終協議的關鍵籌碼」。「做錯」的則是 1996 年的 ILSA：它想懲罰與伊朗做能源生意的外國企業，卻因歐盟強烈反對「治外法權」、甚至立法規定歐企遵守 ILSA 反而違法，演成跨大西洋危機，最終淪為一隻「筋疲力盡的紙老虎」、從未真正執行。這兩段前史，正是李維後來那套打法——「不靠政府、直接打銀行」——之所以高明的反襯。

李維的頓悟發生在 2006 年 1 月的巴林。他在早餐桌上讀到一則瑞士大銀行自願與伊朗切斷往來的報導，意識到雖然美國企業早已不和伊朗往來，「但那並不代表全世界都已停止和伊朗做生意」。他的機制創新堪稱本書最重要的一課——繞過政府、直接找銀行。他不去爭取外國政府支持（那要走漫長的聯合國程序），而是直接遊說外國銀行的高階主管，利用金融業天生的「風險趨避」與「聲望風險」，說服他們相信「不和伊朗打交道才是正確的商業決策」。這套打法被國安顧問命名為「耳語行動」：財政部官員分頭飛往全球，向各大銀行的法遵主管做伊朗核計畫與飛彈網路的機密簡報，李維本人「歷經 100 多場對話」。其中最經典的道具，是奧地利一家銀行替伊朗布什爾核電廠招標的廣告——李維把它影印數千份在簡報裡發放，當作「詐欺性金融的完美個案」。2006 年秋天，他對為真主黨輸血的薩德拉特銀行打出「凍結制裁」的第一炮。並非每個人都買帳，渣打銀行的高層當面回敬：「你他X的美國人……你們以為自己算哪根蔥？你們憑什麼告誡世界上其他所有國家不能和伊朗人打交道？」

接下來的升級是一場精彩的「行政—立法雙簧」。2010 年，國會以眾議院 408 比 8、參議院 99 比 0 的壓倒性票數通過 CISADA，威脅對所有與伊朗金融機構往來的外國銀行實施次級制裁。參議員馬侃一句話道破其本質：「我們將透過這項法案，敦促世界各地的企業做出選擇：你們是想和伊朗做生意，還是想和美國做生意？」蘇賓團隊有句名言點明了次級制裁為何連小銀行都怕：國際金融「沒有小蝦米這種東西。說到底，這只是 0 或 1 的問題，只要有存取美元的管道，一切就好辦」。光是威脅就足以讓殼牌、道達爾、挪威國家石油等能源巨頭與大批銀行搶著撤出伊朗——「無法存取美元就形同被關進死牢」。

真正最棘手的一步，是要不要制裁伊朗央行與石油本身。財政部官員一直不敢碰，因為攻擊主權國家的央行等於跨越底線，會讓世界覺得美國把美元的準備貨幣地位政治化；更現實的是，一旦石油進口國付不出油款，大量石油消失將使油價暴漲——國際事務部預測甚至可能飆破每桶 200 美元、引發「核子冬天式的衰退」。當技術官僚因此遲疑時，國會扮演了那個逼人就範的「黑臉」。《梅南德茲—柯克修正案》以 100 票對 0 票通過，逼出比行政部門原想更激烈的手段。蓋特納當時不顧勸阻簽了一封反對信，希拉蕊甚至避不連署；修正案通過後，他走進柯恩辦公室面無表情地說：「你剛剛把國會兩黨緊緊地團結在一起……恭喜！」參議員梅南德茲則在聽證會上反過來教訓行政部門：「如果不是國會，你們根本就不會有這些制裁措施……有史以來，沒有任何行政單位曾到國會來說『拜託，請給我一個制裁計畫』。」

技術官僚最後設計出兩個極其精巧的工具，把「不流血」的精準度推到極致。第一個是「漸進式減購」搭配「顯著減少」豁免——制裁伊朗央行，但豁免「自願在六個月內顯著減少伊朗石油採購量」的國家，讓出口逐步而非一夜縮水，給其他產油國時間補上供給；而且刻意用「數量」而非「價格」作標準，因為數進出港的油輪數量遠比逐批核實售價來得可行。第二個是「海外託管帳戶」：石油買家（如中國的中石化）必須把油款匯入伊朗央行「在當地」的限制帳戶，伊朗只能拿這些錢買當地的非制裁商品（中國的冰箱、吸塵器），「不能把錢匯回伊朗」。目標「不是要把伊朗的石油銷售量歸零，而是要讓德黑蘭當局幾乎無法存取它的石油收入」。逾 1,000 億美元的油元就這樣被凍在海外。配合 SWIFT 在 2012 年切斷對受制裁伊朗銀行的服務——這項看似不可能的提案，「短短兩個月不到」就從美國國會跨越大西洋、重塑了歐洲的法律——伊朗里爾在半年內腰斬。

這套精巧工具的執行，也充滿了具體而微的攻防。為了把「歸零」改成更可行的「剝奪收入」，柯恩與蘇賓把戰場從石油拉回金融，發明了海外託管帳戶；但這個帳戶「並不是水龍頭」——蘇賓親自飛到東京、首爾、北京逐一說服各國央行配合，在北京與人民銀行的易綱開會時，「易綱一路點頭，但並沒有透露中國將會做些什麼」，蘇賓「感覺自己好像在唱獨角戲」。而伊朗那邊也使盡了規避手段：中國的珠海振戎被制裁後照樣買油，崑崙銀行替伊朗轉移數億美元，伊朗國家油輪公司則把油輪重新粉刷、改名換旗、半夜在公海「船對船轉運」；更精心的一樁，是黃金交易員查拉布與土耳其銀行家阿蒂拉合謀，把困在土耳其託管帳戶裡的伊朗石油財富換成金條、偷渡杜拜變現，玩「以黃金換天然氣」的把戲，最後兩人在入境美國時於護照查驗處被捕。這些攻防說明了一個貫穿全書的真相：再精密的鎖喉點，也永遠在和規避者進行一場沒有盡頭的貓捉老鼠。

經濟的崩潰很快化為真實的民怨。里爾貶值引爆「雞肉危機」：進口飼料暴貴、一半養雞場停產、雞肉漲到三倍，設拉子市民在推特上自嘲「這裡的人民分成兩個階級，一個是低於雞肉線的階級，另一個是高於雞肉線的階級」。2012 年 10 月，連 1979 年革命的核心力量、向來堅定挺政府的德黑蘭大巴剎商人都關門罷工上街，喊出最響亮的口號：「我們不要核能！」民意的轉向，最終把承諾「逐漸減輕制裁、最終解除制裁」的羅哈尼以 51% 的得票送上總統大位，並在 2015 年達成 JCPOA 核協議：伊朗處置 98% 的濃縮鈾、拆除離心機與重水反應爐核心，把造彈所需時間從幾個月延長到至少一整年。歐巴馬誇口美國「不費一槍一彈」就壓制了伊朗的核野心。費希曼的判語很乾脆：核協議「究竟是『歷史性的外交突破』還是『歷史性的錯誤』，答案見仁見智。不過，毫無爭議的是：美國確實打贏了經濟戰。」他還順手糾正了學界的舊共識——政治學者佩普 1997 年曾估算制裁的成功率不到 5%，但李維這群人「以一個獨到的中心見解顛覆了『制裁無效』的共識」。

在這條由「耳語」一路升級到「核武級制裁」的漫長戰線上，還有幾個值得單獨拿出來說的細節，能讓人更具體地感受到這場經濟戰的質地。其一是它如何步步把伊朗逼到牆角的數字：自《梅南德茲—柯克修正案》成為法律後，伊朗的石油銷量遽減六成、剩每天一百萬桶，購油國從二十一國銳減到六國（只剩中、印量大）；伊朗工程師的月薪從兩千美元一路滑到只剩五百美元，鞋廠老闆資本縮水三分之二、被迫裁掉七十人；到美伊祕密談判時，伊朗的濃縮鈾已足夠生產八到十枚核彈、一兩個月內就能完工——時間壓力對雙方都已逼近臨界。其二是制裁如何被「政治化」地解讀：哈馬迪內賈德的財長離職時公開把矛頭指向李維，控訴「他們指派了一名擁護猶太復國主義的次長，讓伊朗經濟體系陷入停擺」，哈馬迪內賈德本人則承認美國發動了一場「涵蓋面廣大且遍及全球的隱形戰爭」，「成功使我們的石油銷售量漸漸減少」。

其三，是這套機器運作中那些充滿人性張力的瞬間。李維曾私下對一位矢口否認自家銀行做「切割」（篡改交易數據抹除伊朗痕跡）的歐洲銀行執行長，出示解密情報、輕描淡寫地說「其實你們銀行自己就在做這種事，我只是不想讓你的任何同事難堪罷了」，嚇得對方臉色發白。財長鮑爾森（同樣出身高盛）一開始聽到李維要「制裁」一長串名單時嚇了一跳，李維解釋自己只是「想和他們所有人聊聊」，鮑爾森立刻領會：「好主意！我相信如果你向那些人說明他們在不知情的情況下捲入了什麼事，他們一定會知所進退的。」連阿聯的外長阿布杜拉長老，都靠杜拜會議室裡的攝影機即時偷看李維的圓桌簡報，事後對他說「你在杜拜做的簡報很精彩……我看了那場會議」，幾天後阿聯央行就切斷了與所有受制裁伊朗金融機構的聯繫。這些片段共同說明了一件事：所謂「金融制裁」，骨子裡是一場關於資訊、聲望與恐懼的心理戰。

到了 2015 年最終敲定 JCPOA 的階段，這場戰爭的荒謬與精密同時達到頂點。談判桌上，外交官對著投影片上數十個受制裁個人與企業的名單討價還價，「幾乎不知道清單上的很多人和公司是何方神聖」；凱瑞為了多給伊朗外長扎里夫一點甜頭，曾衝出會議室喊「我需要再給扎里夫一個甜頭……既能幫他跨過這個難關，又無須我們付出代價」，最後雙方竟是在「誰都沒看名單」的情況下拍板成交。負責設計制裁的奈菲在日內瓦飯店打包行李時，「累積長達十年的壓力」讓他不由得淚流滿面。歐巴馬在國情咨文裡宣告：伊朗「已裁減核子計畫，運出鈾庫存，並使世界避免了另一場戰爭」；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則痛斥這「不是一份歷史性的共同協議，而是一個歷史性的錯誤」。共和黨參議員湯姆．柯頓更率四十六名同僚致函伊朗領袖，警告協議「下一任總統大筆一揮就可能撤銷」——這封信，幾乎預告了三年後的結局。

但費希曼也在第二部結尾埋下全書最深刻的悖論。制裁之所以奏效，靠的是「以民間部門的風險盤算為重心」；可是等到要減輕制裁、請銀行重返伊朗時，這個優點立刻變成致命弱點。海外託管帳戶「並不是水龍頭」，蘇賓費盡力氣才找到一家瑞士小銀行願意當管道，伊朗談判官還憤怒地拍桌：「我們有 1,000 億美元資金在你們手上！」更糟的是，即使連歐巴馬與凱瑞都親自飛到倫敦遊說，被罰過 90 億美元的法國巴黎銀行、被罰過 19 億美元的匯豐，銀行就是不肯回來。匯豐的高層只反問一句：「萬一川普當選下一任總統，將有什麼狀況發生？」凱瑞答不出令人滿意的答案。連已轉任匯豐法務長的李維本人都公開撰文反對：「華盛頓當局卻力促非美國銀行業者去從事迄今為止對美國銀行業者而言仍屬非法的業務。美國政府的這個立場實在太詭異了。」費希曼下了結論：美國「並不只是創造了一種全新的作戰形式——更重塑了全球金融體系的佈局。而等到新佈局一切就緒，連華盛頓當局都無法將它恢復原狀。」他甚至用「黑魔法」來形容這套政策的神祕——那些創新的工具奏效後，「讓人感覺它們有點像黑魔法……美國官員們無意中發現且不知道是否可行的煉金術」；而次級制裁則「發揮了類似隱形藩籬的效果」，「你在跨越那道藩籬時，卻會感受到極大的痛苦，因為你將失去存取美元的管道」。這道「看不見的藩籬」，正是整個經濟戰爭時代最核心的隱喻——它不靠鐵絲網與哨兵，卻比任何實體圍牆都更難跨越。

第三部 俄羅斯（2014）：漸進主義的代價

第三部把對象換成「遠比伊朗更重量級」的俄羅斯，難度陡然升高。俄羅斯經濟規模世界第八（比當時所有受美制裁國家的總和還大），歐盟三分之一的進口油氣靠它，俄企對西方銀行的外債超過 7,000 億美元——全面制裁可能引發「金融危機傳染」，反噬歐洲乃至美國自身。OFAC 的官員集體翻白眼，說自己「根本沒有制裁俄羅斯的管道」，一位官員形容制裁俄羅斯「簡直就像帶一支鉛筆去參加械鬥」。

這一部的英雄是外交老兵丹．弗瑞德，史上第一任國務院「制裁政策協調員」，一個近四十年資歷、有點不良於行卻熱愛跑步的「孜孜不倦的樂天戰士」。2014 年 2 月亞努柯維奇逃往俄羅斯時，他和負責歐洲事務的盧嵐就直覺「地緣政治火藥桶即將爆炸」——弗瑞德謙虛地說，這「聽起來好像是很了不起的遠見，但其實並非如此。我們只不過是關注眼前發生的事情罷了」。普丁隨即派「綠衣男子」占領克里米亞、辦假公投、簽併吞詔令，造成「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在歐洲領土上發生的領土征服行為」。弗瑞德的貢獻是把 G7 加上波蘭、挪威、澳洲，縫合成「俄羅斯制裁聯繫小組」——費希曼說他實質上「草創了經濟版的北約聯盟」，用合計近半全球產出的 G7，取代被俄羅斯否決權卡死的聯合國安理會。他刻意營造「大學研討會」而非「聯合國瞌睡大會」的氛圍，拒絕簽正式協議，並故意讓俄羅斯情報單位知道這個小組的存在，好證明威脅不是空話。為了它，他每兩三週搭紅眼航班赴歐協商，被同僚稱為「西方對普丁制裁作戰運動的四分衛」。

制裁的技術設計則出自前高盛交易員達利普．辛格之手。他在白宮戰情室會議前對蘇賓道出全部訣竅：「我可以把我懂得的市場良性運作知識整個逆向操作，讓市場朝惡性發展。」針對「大到不能制裁」的俄國大銀行與能源企業，他不採伊朗式的全面凍結（那會引爆連鎖倒閉），而是設計出「資本市場部門制裁」——讓俄企還能用基本的付款服務、不至於倒閉，但禁止它們透過美國市場募集新的債務與股權，也就無法為那筆龐大的外債再融資。被收購對手而舉借了 400 億美元巨債的俄油，正是頭號目標。盧嵐在國會稱這套手法是「手術刀，而非大榔頭」，辛格則深愛他設計出的「負回饋循環」：「負回饋循環的速度取決於數以百萬甚至千萬計的市場參與者，他們都緊盯著普丁的回應」——普丁惡化局勢，循環就加速重創俄國經濟；普丁縮手，壓力就減輕。「這是只有交易員才想得出來的點子。」此外，由於俄羅斯開發北極與頁岩新油田所需的設備、軟體高度仰賴美歐企業，美國還祭出針對先進石油技術的出口管制，作為另一個鎖喉點——這也讓不靠銀行業吃飯的德國終於願意加入。

在制裁的「鎖定目標」哲學上，第三部有一段特別精彩的內部辯論。白宮一開始就決定不打傳統寡頭，而是直取普丁的核心親信。國安會經濟學家麥法奎爾（曾在高盛莫斯科辦公室待了近十年）區分出兩種人：舊寡頭「在普丁上台前就已賺了很多錢」、「一有機會就很樂意在普丁背後捅他一刀」，制裁他們反而會把他們逼回普丁懷裡；真正該打的，是那些靠普丁發跡的親信。盧嵐的盤算更直接：「我的理論是，他們一定會去找沃瓦（普丁小名），跟他說那麼做不值得……在那些人眼中，烏克蘭並不重要，錢才是重要的。」於是首波名單上出現了普丁從十二歲起一起練桑博的兒時玩伴羅騰貝格、被稱為普丁「收銀機」的科瓦利丘克的俄羅斯銀行等。然而事後證明，這套「打親信逼宮」的理論幾乎完全落空——「沒有證據顯示，這些制裁對俄羅斯的外交政策造成一丁點兒影響」，因為普丁總能用大筆政府合約把親信的損失補回去。

第三部也生動呈現了美國企業界對這場戰爭的態度——與伊朗時截然相反。對伊朗，幾乎所有遊說都是「支持」制裁；對俄羅斯，美國商會與全國製造商協會卻在《紐約時報》《華爾街日報》《華盛頓郵報》登全版廣告「反對」制裁。艾克森美孚的執行長提勒森（一個與克里姆林宮氣味相投、占克里米亞前九個月才獲普丁親授「友誼勳章」的德州石油大亨）更是公開私下都反對制裁，甚至在合作夥伴俄油執行長謝欽個人被制裁後，仍與他簽約。費希曼用這個對比凸顯了兩場經濟戰本質的不同：對俄制裁從一開始就是「逆風」打的，這也是它注定力道偏軟的伏筆之一。

轉折點是 MH17 客機被山毛櫸飛彈擊落、298 人罹難（其中 196 名是荷蘭人）。一個令人不寒而慄的細節是：最先抵達墜機現場的《紐約時報》記者塔佛尼斯，正是麥法奎爾的太太——當天白宮能拿到的最佳第一手資訊，竟來自她私下的回報，屍體仍被安全帶綁在座位上，「那簡直像是世界末日現場」。荷蘭外長蒂莫曼斯在安理會的演說讓全場落淚——「我到死都無法理解……人類的遺體怎會淪為政治遊戲的工具」，西方對俄的態度「水壩終於潰堤」。制裁迅速升級，俄羅斯經歷了「黑色星期二」：在 2014 年秋天油價因美國頁岩油增產而腰斬、外資恐慌外逃的背景下，央行總裁納比烏琳娜在深夜緊急會議後一口氣把基準利率調高 650 個基本點到 17%，市場卻把這解讀為恐慌訊號，盧布一度貶到 80 兌 1 美元、數月內腰斬；100 萬名儲蓄銀行客戶收到假簡訊後，一週內被提走超過 200 億美元。到年底，俄國外匯準備比併吞克里米亞前少了 1,200 億美元，資本外逃逾 1,500 億美元，創下史上最糟紀錄。歐巴馬在國情咨文裡得意地說：「屹立不搖的是美國以及和我們團結在一起的盟友，而俄羅斯則被孤立，它的經濟體系已殘破不堪。」

「黑色星期二」的全貌其實是一場油價、市場與政治信心的完美風暴。2014 年秋天，美國頁岩油增產讓油價從夏天高點一路下滑；聯準會主席葉倫宣布結束量化寬鬆，全球信用緊縮、美元升值，又把以美元計價的油價推得更貴。納比烏琳娜在十月上旬花了六十億美元撐盧布，「如石沉大海」；十一月底 OPEC（由沙烏地主導）決定維持產量不變，寧可忍受低油價也不把市占讓給美國頁岩油，油價跌到每桶六十美元、自夏天已腰斬。俄羅斯議員罵央行是「國家的敵人」、指控納比烏琳娜「極大化邪惡」，但普丁始終力挺她。到了十二月十五日那個深夜，央行把基準利率一次提高六百五十個基本點到 17%，市場卻把這當成恐慌的證據；民眾瘋搶美元歐元、瘋搶洗衣機電視冰箱（認為家電比盧布保值），Volvo 停售汽車、蘋果暫停在俄銷售 iPhone。連辛格設計的負回饋循環都被現實驗證得淋漓盡致——普丁自己承認盧布貶值有 25% 是制裁造成，他陣營的經濟學家庫德林甚至認為近 40% 是制裁的功勞。

然而，費希曼對這場戰役的總評卻是：作為政策手段，它失敗了。原因正是漸進主義。華盛頓的真正目標其實是「防止俄羅斯困境惡化成失控金融危機」（怕傳染歐洲），辛格甚至向財長路傑克坦言「如果我們想的話，絕對有能力在金融端對它揮出毀滅性的一拳」——但他們刻意沒有出全力。手術刀般的精準制裁給了普丁時間「消化制裁所帶來的初期震撼，並繼續得寸進尺」。費希曼點出伊朗與俄羅斯的關鍵差異：凍結對伊朗有利（核計畫凍結就等於沒核武，而伊朗本就與全球經濟脫鉤），但「凍結烏克蘭的衝突反而對莫斯科比較有利」，因為時間讓占領變成既定事實。他下了全書對漸進主義最重的一句判決：「最後的事實證明，西方國家的謹慎是錯的，而且那是個代價不斐的錯誤……西方國家的謹慎讓俄羅斯有時間消化制裁所帶來的初期震撼，並繼續得寸進尺……讓普丁更加認定，西方國家軟弱不堪。」

更糟的是，這場戰役在無意間替 2022 年的世界分裂埋下了種子。被凍結資產的親信，普丁全用大筆的政府合約補貼回去（羅騰貝格拿到了連接克里米亞、長達十二英里、號稱歐洲最長橋的克赤海峽大橋合約）；俄羅斯央行則開始系統性地去美元化——把外匯準備分散到非美元貨幣、增持黃金與歐元，並建立本土的 SPFS 支付系統與 Mir 信用卡（這套支付系統的靈感，正來自 2012 年 SWIFT 切斷伊朗銀行的前車之鑑）。Mir 的廣告語意味深長：「你的卡片將不受外在因素干擾。」費希曼點出一個關鍵的因果：正因為對俄制裁採取了「凍結而非扼殺」的漸進路線，給了莫斯科從容去美元化、深化與中國結盟的時間——而「這也是路傑克所擔心的狀況」。早在 2016 年的告別演說裡，財長路傑克就警告：制裁「不該輕易動用」，最大的風險是「濫用」，因為「濫用制裁可能會損害我們在全球經濟體系的領導地位」、威脅到「美國在全球金融體系的核心地位，遑論未來制裁的效能」。八年後 2022 年凍結俄央行的那記重拳，幾乎就是路傑克當年最擔心的那個禁忌被打破的時刻。更值得玩味的是普丁如何反過來利用西方的弱點：他試圖以管線協議、廉價天然氣與優渥貸款收買希臘、匈牙利、賽浦勒斯等小國，好讓需要全體一致才能續延的歐盟制裁鬆動。最諷刺的一幕，是希臘左翼總理齊普拉斯跑去莫斯科求援（他公開稱對俄制裁「根本就是一種經濟戰爭」），普丁卻因制裁已讓自己沒錢行賄，只能冷冷地回他一句：「你必須和德國人達成協議」；俄國財長更直接告訴希臘財長，制裁正讓莫斯科的財庫日益吃緊，他「很遺憾沒有能力幫助」。費希曼形容俄國當時陷入「極度諷刺」的處境——想用賄賂擺脫制裁，但制裁已讓它沒錢行賄。而弗瑞德則像一個不知疲倦的「滅火隊」，普丁每勾搭一個小國（用核反應爐融資誘匈牙利、用廉價天然氣誘斯洛伐克、用私下貸款誘賽浦勒斯），他就飛去那個國家當面化解，留下一句帶著黑色幽默的名言：「我們是要談政策，這件事非關貞潔……我不排斥和任何人談談。」唯一真正替普丁達到部分離間目的的，是德國主導的「北溪二號」管線——它每年可向歐洲輸送五百五十億立方公尺天然氣、繞過烏克蘭，等於斷了基輔的過路費收入、又讓俄國能對烏克蘭關氣而不影響歐洲客戶，是對烏克蘭的一記重大戰略打擊；它激怒了波蘭、立陶宛、義大利等歐洲同僚，覺得梅克爾「說一套、做一套」。費希曼的判語是：普丁雖然沒能讓任何一個國家撤銷制裁，但只要讓歐盟「不作為」、讓頓巴斯變成一個「被遺忘的凍結衝突」，制裁就會慢慢無疾而終——而「不作為本身就已經是普丁的勝利」。第三部的收尾意味深長：當川普即將入主白宮，「在烏克蘭危機期間，普丁一直都低估了西方國家……但如今……其實是西方國家低估了普丁。」

第四部 中國：從美元戰場轉向晶片戰場

第四部是全書最具當代意義的部分，它標誌著經濟武器的「世代交替」。費希曼指出，中國經濟「已和全球金融體系與供應鏈盤根錯節地緊密連結在一起，那種連結程度絕非俄羅斯或伊朗可相提並論」——直接動用金融核武會引發全球衰退。於是美國選擇了另一個鎖喉點：不是華爾街與美元，而是「矽谷以及最先進的美國技術」。一句反覆出現的取捨可以概括這條新戰線：中國企業仍可進華爾街，但要被踢出矽谷。

理念轉向的關鍵人物，是前駐華記者、川普時期副國安顧問博明。他是政府裡少數能「解譯」習近平談話與中共文件的人——漢學家形容這份工作像「吞下一桶又一桶木屑」。博明擊碎了佐立克 2005 年那套「敦促中國成為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以及柯林頓「中國入世就會輸入民主價值」的舊信念（柯林頓當年曾說控制網路「跟妄想把果凍黏在牆上有點像」）。博明引習近平的「中國製造 2025」為證——這份計畫要把高科技的國產化率在 2025 年拉到 70%、半導體進口依賴從約 85% 砍到 30%——斷言這「代表著赤裸裸的零和遊戲，唯有犧牲西方企業才能實現」。費希曼把川普政府的對中經濟戰定性為一場「防禦性」作戰，動機是「被背叛和後悔」：後悔當年柯林頓給了中國永久正常貿易特權、鋪路讓它入世，扶持出一個如今要來挑戰自己的對手。畢竟中國經濟規模從入世時僅有美國的一成，到川普就職時已達美國的七成。費希曼用海明威那句「破產是怎麼發生的？先是慢慢地，然後突然地」來形容美國的覺醒過程：2008 金融危機重創美國威信、中國推出比美國大三倍的振興方案，王岐山對老友鮑爾森說「漢克，以前你是我的老師，但現在我自己也足以為人師」；2015 年英國帶頭加入中國主導的亞投行、法德義澳跟進，美國全面外交慘敗；同年的「中國製造 2025」與新疆拘留逾百萬維吾爾人（華為提供臉部辨識技術），終於把模糊的不安變成了清晰的警報。有趣的是，2017 年達沃斯論壇上，習近平還擺出全球化捍衛者的姿態，說「沒有人能成為貿易戰之下的贏家」；而真正點燃貿易戰的，是貿易代表萊特希澤——他那句「關稅是開始脫勾的唯一管道，且能停止每年將數千億美元送給一個致命的敵人」，預告了一個雙贏神話正式落幕的時代。

要理解美國的「醒悟」，得先看清華為這家公司的來歷與美方的悔意。任正非是前解放軍軍官、正式的中共黨員，1987 年以僅僅五千美元的種子資金創辦華為；1994 年他見江澤民時主張「沒有本國交換設備的國家如同沒有軍隊的國家」，此後獲得北京補助、信貸與減稅合計約七百五十億美元的扶持，報價常比愛立信、北電低三成以上。費希曼引述前 NSA 局長亞歷山大將軍的話，把中國的網路竊密形容為「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財富轉移」——當年的電信巨人北電就在被竊取機密後於 2008 年破產，而華為一路長成世界第二大智慧型手機商、其晶片設計部門海思成為台積電的第二大客戶。費希曼點出一個冷峻的事實：「中國還是沒有改變，唯一改變的只有實力的平衡點，而且那個平衡點不是朝著對美國有利的方向改變。」入世時中國經濟僅有美國的一成，撞船事件後對日本祭出的稀土禁運（當時中國占全球稀土產量約九成七），更早早展示了它把經濟當武器的意願與能力。

工具的發現來自一個意外：中興通訊案。中興早先因把美國技術轉售伊朗、違反制裁而認罪、付了 12 億美元罰款（當時出口管制史上最高），卻又違反和解條件、照樣給該受罰的高管發紅利。2018 年 4 月，商務部長羅斯核准了一道極少使用的「拒絕交易命令」，禁止中興購買所有美製產品，三週內中興就宣布「主要營運活動全數喊停」、幾乎「關門大吉」。費希曼點出關鍵類比：「美國制裁令的威力來自美元和美國金融體系的不可或缺性，而對中興通訊的拒絕交易命令的威力，則來自美國技術的不可或缺性。」博明從中學到，「華盛頓當局可以像利用美元那樣，把美國的技術當成鎖喉點」，中國科技公司一旦斷供「有可能陷入死亡螺旋」。（這場戲還有個耐人尋味的尾聲：習近平親自致電川普求情，川普一條推文就逆轉了商務部的決定，中興再付 10 億美元罰款後復活——預示了川普對中政策始終擺盪在「最大施壓」與「最大買賣」之間的矛盾。）

接著的福建晉華案作為「概念驗證」，示範了實體清單（Entity List）對半導體公司的殺傷力。福建晉華是 2016 年才成立、拿了五十多億美元政府資金、專為「中國製造 2025」服務的記憶體公司，靠著找台灣聯電當分身、挖角美光的台灣高管帶走 900 個機密檔案而起家。2018 年 10 月，商務部把它列入實體清單——美企從此須先取得許可證才能對它銷售，而這種許可「幾乎永遠不會發放」，效果近乎全面斷供。由於「製造先進晶片所需的高階機械幾乎全控制在美國企業手中」（應用材料、科林研發、科磊三家矽谷公司，加上荷蘭 ASML 的極紫外光曝光機），福建晉華很快被迫停產。半導體供應鏈作為鎖喉點的物理基礎，就此確立。

真正的高潮是華為。2018 年底，財務長孟晚舟（任正非之女）因華為利用子公司向伊朗轉移設備、被匯豐向檢方通報，在溫哥華機場被捕——就在川普與習近平於 G20 共進牛排晚餐的同一刻。中國隨即以「人質外交」逮捕兩名加拿大人報復。但 2019 年把華為列入實體清單的「第一槍」卻成了「啞巴彈」：Google 切斷服務雖重創華為手機（國際營收一度驟減四成），但華為早在中興案後就囤積了興建 5G 基地台所需的一整年份晶片，美企也找到了「海外製造」與「賣給未列名子公司」的漏洞，華為當年總營收反而年增近 25%。任正非自承「我們原本並不認為美國會以那麼大的戰略和決心來攻擊華為」。

於是商務部祭出技術上的核武：改寫 1959 年的 《外國直接產品規則》（FDPR）。原規則只管「用美國技術生產的飛彈零件」，華為版則把判準從「含多少百分比美國零件」改成「製程是否用到美國技術」，規定「世界各地將所有利用美國技術生產的晶片」都禁止賣給華為。其槓桿在於美國對半導體供應鏈總產值的貢獻達 39%，而中國僅 6%——幾乎所有先進晶片都得用到美國的設計軟體與工具機。這逼台積電二選一——「你可以對華為銷售產品，也可以向美國購買技術，但不能兩者兼得」。台積電是全球晶圓代工龍頭、華為是它僅次於蘋果的第二大客戶（貢獻其逾一成五營收），但它的晶圓廠又離不開美國的軟體與工具機；當「賣華為」與「買美國技術」變成互斥的選擇題，答案幾乎是注定的。司法部長巴爾是 FDPR 最強的提倡者，他說了一句道盡新戰線本質的話：「和我們屆時將被迫拱手讓給中國的那種空前經濟影響力相比，美國當今動用經濟制裁的力量明顯相形見絀。」台積電最終選了美國，宣布徹底切斷華為、並赴亞利桑那州投資 120 億美元設廠；骨牌效應全面展開，連聯發科、三星、海力士也陸續斷供，華為 2021 上半年營收驟減近三成，手機業務一蹶不振。壓垮英國、使其也決定全面排除華為的最後一根稻草，則是 2020 年習近平強推香港《國安法》——地緣政治與經濟戰在此完全交織。

華為這場戰役還牽出兩段值得記住的插曲。其一是「啞巴彈」之後美方如何升級工具的思路演進：他們先試過冷戰時代的多邊出口管制（CoCom）模式，發現難以重建；又考慮過「微量原則」（含逾 25% 美國成分的外國產品須遵守美國管制），卻發現這只會逼企業把生產外移、改用外國零件——於是才翻出 1959 年的 FDPR 加以改寫，把判準從「零件比例」改成「製程技術」，一舉繞過了所有規避空間。其二是各國最初的頑抗與美方的「紅蘿蔔焦慮」：德國（福斯汽車近半營收來自中國）、英國（強生一度拒絕川普的個人懇求、被川普怒指「背叛」）都曾抗拒；華為自己也反擊，財務長被捕後在《華爾街日報》登全版廣告「不要道聽塗說，請親自來見證真正的華為」，郭平甚至在世界行動通訊大會上影射史諾登的稜鏡計畫反問「鏡子啊，鏡子，誰是世界上最值得信任的人？」。費希曼藉此點出美國經濟戰一個根本短板——國務院經濟次長柯拉克的觀察是：「美國若想打敗華為，就必須提供更好的替代方案」，但「華盛頓當局較善於禁止經濟活動，卻不懂得要怎麼啟動經濟活動」。

費希曼在這一部點出了經濟武器最危險的質變。歐巴馬時代的制裁是「為達某個目的而使用的手段」、可逆、用以改變行為；但對中國，「相關罰則的設計並不是要改變中國的行為，而是要減弱中國在世界經濟體系的作用力」——「『對中國造成經濟損害』本身就成了目的」。幾十年來主宰美中關係的全球化「雙贏邏輯」，正式被「超級強國之間技術對抗的零和現實」取代。值得注意的是，這場戰爭打破了「中國太大、不能制裁」的迷思——博明的名言是：「每個人都說天快垮下來了，但它並沒有垮下來。我們是自己嚇自己……我們實際上掌握了巨大的影響力，我們必須趁還擁有這股影響力時好好利用它。」與此同時，費希曼也觀察到世界並非乾淨地分成兩極，而是裂成美、中、歐三個陣營——歐洲一度反向靠近中國，甚至嘗試過 INSTEX 這種繞過美國對伊制裁的貿易管道，又趕在拜登就職前由梅克爾、馬克宏與習近平視訊敲定歐中投資協定（讓蘇利文事前在推特上懇求歐洲先諮商都被忽視）。費希曼藉博明之口，把美國對中政策失敗的根源診斷得很清楚：美國長年誤信「引領中國進入全球經濟體系，就會促成它的民主變革、把它變成負責任的利害關係人」這套劇本；而博明開出的兩帖藥方是「對等互惠」（「當一個國家傷害到你的利益，就必須以牙還牙」）與「坦率」（「坦率取代了膽怯」）。但他也誠實點出川普政策的內在矛盾——川普始終執著於那筆「史上最大貿易協定」、反覆收回對中興與華為的政策，而主管金融的財政部從頭到尾置身事外，使這場仗打得時鬆時緊。這一部以一句警語收尾：「隨著新經濟鐵幕降臨全球各地，美國正面臨孤軍奮戰的風險。」

第五部 烏克蘭 2022：經濟武器的集大成，與它的天花板

第五部是全書的壓軸，也是經濟戰史上的分水嶺：美歐把過去十五年累積的全部武器——金融凍結、SWIFT 斷鏈、出口管制、央行制裁、油價上限——首次「結合起來」對單一大國同時施放。核心人物是拜登白宮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副國安顧問達利普．辛格，那位把辦公室畫像換成拳王阿里、桌上擺著彭博終端機的前高盛交易員。

與前幾部「事後反應」最大的不同，是這一次美國「事前」就準備好了。費希曼把這點上升為全書的重要論點：以往從珍珠港、911 到 2014 年的克里米亞，美國總是「被事件趕著走」，這一次卻提前掌握了普丁犯案的證據。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麥利向拜登簡報：「這將是二戰結束以來最可怕的作戰行動。」白宮因此有充分時間預先與歐洲分享情報、做沙盤推演。芬納的一句話定下了基調：「我們相對俄羅斯，確實擁有顯著的軍事優勢，但相較之下，我們相對他們的經濟優勢更具決定性。」最重要的共識，是「入侵就是入侵」——模擬演習暴露出「如果不是全面入侵，要不要全面制裁」的歧見，但最終眾人認定：坦克跨界後根本無法區分規模，而且爭辯「何謂入侵」只會貽誤戰機，於是只準備一個「零日制裁方案」，「就算只有 1 輛俄羅斯坦克跨越邊界，也構成啟動制裁的條件」。辛格的口頭禪是西方將「重磅出擊，並保持重擊」，刻意區別於 2014 年的漸進升級。布林肯也解釋了為何不在開戰前就先制裁：「制裁的目的是要嘗試嚇阻俄羅斯發動戰爭，因此，一旦啟動制裁，那種威懾力量就會消失。」一個關鍵的歐洲轉折點是「蕭茲震撼」：開戰前夕，德國新總理蕭茲撤銷了北溪二號的證照，使這條 110 億美元的海底基建瞬間變成廢鐵，象徵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立場的逆轉，他後來更宣布德國要「劃時代轉變」、緊急挹注 1,000 億歐元國防。

「零日」當天的金融奇襲本身，就是一場在白宮戰情室裡分秒必爭的決斷。預錄好的開戰演說（事後從元資料看出竟在三天前就錄好、普丁還穿著與週一同一套黑西裝栗色領帶）一播出，零日制裁隨即啟動。最緊張的一刻，是要不要把占俄羅斯銀行總資產約兩成的外貿銀行（VTB）從一般限制升級為「全面凍結」——這將是史上規模最大的阻斷制裁對象，葉倫憂心它在維也納、法蘭克福的分行會外溢傳染。辛格遞了張小抄給蘇利文，兩人衝進辦公室打電話問蕭茲的協調人、前高盛德國聯席總裁庫克耶斯：德國撐不撐得住？庫克耶斯只回了一句「我們承受得住」，拜登當場核准——VTB 全面凍結、並要求美國機構在三十天內關閉儲蓄銀行（Sberbank，掌握近六成俄國家庭存款）的通匯帳戶。俄股單日崩跌三分之一、盧布貶到歷史新低，俄銀每日約四百億美元的美元交易大半陷入停擺。但同一天也暴露了那個致命漏洞——「八號通用許可證」豁免了所有能源交易，使西方在開戰後二十四小時內，仍照付了約三點五億美元的石油款與兩點五億美元的天然氣款。澤倫斯基那句對歐盟領袖的視訊告別——「這可能是你們最後一次看見活著的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說出口的。

這一部的戲劇高潮，是凍結俄羅斯央行約 6,300 億美元的外匯準備，費希曼用「潘朵拉的經濟盒子」為這一章命名。它的機制原理是：普丁打造的「俄羅斯堡壘」戰爭基金有半數是美元、歐元、英鎊與日圓，而納比烏琳娜若要動用這些準備金去市場買盧布救匯，交易對手必然是受美歐管轄的金融機構——所以西方只要拒絕交易，「就能把俄羅斯龐大的外匯準備變成廢紙一堆」。辛格說得很傳神：「你們都聽過『俄羅斯堡壘』吧？那是指 6,300 億美元的外匯準備的戰爭基金……但唯有俄羅斯能動用那些準備金，它才會真的令人印象深刻。」這一招打破了「央行準備金神聖不可侵犯」的禁忌。葉倫一度為此遲疑，因為她深知武器化美元（全球外匯準備六成是美元）很可能危及美元自身的「囂張特權」——最後是靠義大利的德拉吉直接打電話給她、加上馮德萊恩的勸說鏈才鬆口。拉夫羅夫事後說「沒有人預料到這個行動，那根本是偷竊」，並對印度警告：「那些系統的主人能在一夜之間偷走你們的錢，印度絕對不能依賴那樣的系統。」——去美元化的動機就此被催化。辛格自己也非常清楚這一招的代價，他坦言這「很可能會危及美元的未來」，「他們即將打開潘朵拉的盒子，而這麼做的潛在後果可能禍及世世代代的子孫」。納比烏琳娜本人據說是用胸針來暗示貨幣政策（鴿子代表降息、老鷹代表升息），而二月二十八日她去見普丁時，翻領上一枚胸針也沒戴——彷彿象徵著她在這場奇襲面前的措手不及。值得一提的是，辛格其實認為被輿論捧得很高的 SWIFT 斷鏈反而「過當讚譽」，因為俄羅斯早有自建的 SPFS，真正致命的是凍結央行與主要銀行本身。

盧布一度貶破 1 美元兌 100，納比烏琳娜把利率從不到 10% 一口氣升到 20%、暫停股市，並逼出口商把海外收入的八成換成盧布（等於把出口商當央行用）。盧布到 3 月底又回穩，但費希曼揭穿這是「政治假門面貨幣」——靠 20% 利率、資本管制、強制結匯等「人為因素」撐起的，而非市場動態。更根本的漏洞是能源：入侵後西方因怕油價飆漲，刻意用「八號通用許可證」豁免了所有能源交易，遲遲不敢動俄羅斯的能源命脈，反而讓「這場戰爭使俄羅斯獲取巨大利益，貿易順差升至十多年來新高」。普丁這套「政治假門面貨幣」的把戲還更進一步——他要求「不友善國家」買天然氣必須用盧布支付、存進 Gazprombank，硬生生替盧布製造需求。費希曼一針見血地指出，盧布的回穩靠的全是「人為因素」，而非市場對俄國經濟的真實信心；正如一位俄國學者所說，「央行的背後有鎮暴警察在撐腰」。費希曼在這裡點出了經濟戰一個深刻的結構性真相：它「缺乏跟傳統軍事衝突一樣的指揮與統御結構」，結果取決於數百萬民間行為者的決策——利物浦與鹿特丹的碼頭工人拒絕卸下他們口中「染上鮮血的石油」，數百家企業自發撤出俄羅斯，這些都不是政府能完全掌控的。

這個能源漏洞為什麼這麼難堵？因為俄羅斯的石油規模是當年伊朗的兩倍——每天出口五百萬桶原油外加三百萬桶柴油等成品油，伊朗那套「降量加託管帳戶」的模式根本套不上去；加上油價飆漲，克里姆林宮的石油收入比前一年激增五成、一天進帳約十億美元，制裁反而像在替普丁的戰爭機器加油。財政部團隊在內部用「魔術方塊經濟」來形容這道難題：你好不容易湊齊一面（壓低俄國收入），另外幾面（全球油價、盟友團結、搖擺國態度）就被打亂了。歐盟原本想用更猛的「服務禁令」（禁歐企為俄油提供任何運輸、保險、金融服務，不論運往何處），但財政部的模型推估，這會把部分俄油硬擠出市場、油價可能飆到每桶 180 美元，華爾街某家銀行甚至估到 300 美元。一位資深白宮官員脫口而出：「如果俄羅斯石油真的被迫退出市場，那肯定會是一場大災難。我們還有什麼其他選項？」

於是有了全書最精密的一段政策史：油價上限（price cap）。它要解的是一道「魔術方塊」式的難題——任何想壓低俄國石油收入的動作，都會打亂油價、盟友與搖擺國這幾個面。它最巧妙的地方，在於不靠「買方卡特爾」，而靠「服務提供者卡特爾」：全球 95% 的油輪向倫敦的國際船東互保協會團體投保，英國的保險、歐洲的運輸、美國的金融構成了一個鎖喉點。設計上，它是歐盟「服務禁令」的一個安全閥——俄油只有在售價低於上限時，才能繼續使用 G7 的服務，從而「在不降低俄羅斯銷售量的情況下削減其收入」，又不必逼印度、中國、土耳其這些「搖擺國」公開選邊。財政部經濟學家沃夫蘭姆做了關鍵判斷，讓決策者敢於放手：俄羅斯的石油供給「100% 無彈性」，邊際成本極低，「只要價格高於 10 美元，他們依舊會竭盡所能出口石油」，所以不太可能為報復而大幅減產。上限最終敲定每桶 60 美元——這個數字落在「俄國預算損益平衡點」（約每桶 70 美元）與「政治上好辯護」之間，是在波蘭死咬 30 美元、希臘要 70 美元以上的拉鋸中，靠葉倫與布林肯反覆致電才在生效前 48 小時談成——並於 2022 年 12 月 5 日生效，當天博斯普魯斯海峽果然塞滿了等候保險證明的油輪。事後看來成效可觀：2023 上半年俄羅斯的石油收入較一年前遽減近五成，國際能源總署估計到 2030 年俄國將折損超過一兆美元的油氣收入；石油史學家耶金則替這件事下了一個時代註腳——它標誌著「全球性石油市場的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分裂的市場，這個市場的邊界不僅受經濟學與後勤學影響，還受地緣政治策略影響」。

當威懾失敗、戰爭打成持久戰之後，制裁的角色就從「阻止入侵」悄悄轉成了「長期消耗」。出口管制在這個階段反而顯出了綿長的威力：俄羅斯被迫拆下冰箱、洗碗機裡的晶片來造武器，雇用逾三百萬人的汽車業在 2022 年九月產出年減逾八成、AvtoVAZ 只能賣沒有安全氣囊與 ABS 的車，連寡頭都抱怨「香腸裡面一定摻更多紙了」。國防部長奧斯汀把目標說得毫不含糊：「我們希望俄羅斯被削弱到無法再做出入侵烏克蘭那種事。」但俄羅斯也展現了驚人的規避能耐——靠長達一萬四千英里的陸界、在亞美尼亞與哈薩克設立掛名企業走私管制品，與西方玩起「貓捉老鼠」。費希曼由此導出一個結論：對付這種大國，唯一真正萬全的辦法是「剝奪它的現金」，而石油出口正是俄羅斯最大的現金來源——這也是為什麼油價上限會成為整場戰役收尾的重中之重。

費希曼對整場戰役的總評是「令人印象深刻又令人失望」：制裁規模空前，奇襲俄央行、首創油價上限都堪稱經濟戰史上的傑作，把俄羅斯邊緣化為「經濟、政治與文化賤民」；但它徹底未能達成最初的威懾目標——「制裁行動的主要目標原本是要防止俄羅斯入侵……就這個目標來說，制裁行動可謂徹底失敗」。於是制裁的角色從「威懾」悄悄轉成了「消耗」：用以長期侵蝕俄羅斯的戰爭能力，而非迫其撤軍。而俄羅斯則靠著「影子船隊」、第三國掛名公司、轉售中印土等手法，與西方玩起「永無止境的貓捉老鼠遊戲」，把對歐盟的天然氣輸送一度減掉八成、拆下家電裡的晶片來造武器。經濟戰的天花板，就這樣赤裸裸地暴露在世人面前。

第六部與結語：後全球化的世界，與「不可能的三位一體」

第六部與結語把全書收束成一個清晰的政策框架，標題叫「世界經濟的斷裂點」。這一部用一個極具畫面感的鉤子開場：2022 年底，中國海關逮到一名「假裝懷孕」、隆起的腹部裡藏滿電腦晶片的女子——當時中國企業正瘋狂囤積外國半導體與生產工具，催生出一個欣欣向榮的晶片黑市。它的源頭，是美國商務部在 2022 年 10 月 7 日對中國祭出的三項新版 FDPR：不再只盯著華為一家，而是針對「全產業」的先進半導體與超級電腦出口管制，被一名白宮官員私下形容為「他X的大事」。從川普時代的「單點打擊華為」，到拜登時代的「全產業封鎖」，經濟戰已從例外變成了常態。

拜登政府的做法與川普有兩大差異：一是要先「做功課」、與盟友協同（最終逼荷蘭 ASML、日本東京威力科創在 2023 年跟進管制），二是把它包裝進一套正面的工業政策論述。國安顧問蘇利文 2023 年提出「小院高牆」（small yard, high fence）——用一面「高牆」把攸關軍事天平的核心技術「小院」圍起來、其餘維持開放，名義上是「去風險」而非「脫鉤」。但費希曼質疑這個「小院」名不副實，因為蘇利文點名的運算、生物科技、潔淨能源這三大技術家族「並不小，而是美國經濟體系成長最快速的產業」——「小院」既然不小，「高牆」必然引來中國的針鋒相對報復（如 2023 年對鎵、鍺的出口管制），蔓延成一場真正的經濟戰。蘇利文的措辭其實已經與川普官員所差無幾：要擺脫「美中之間所有經濟關係都是雙贏」的幻想，以免「我們的競爭者和對手利用我們的自滿與固有的開放性，為自己牟利」。

更大的圖景是一場「經濟安全爭奪戰」。葉倫提出「友岸外包」——與其追求遙不可及的全面自給自足，不如與「可信賴的國家」整合，口號從「自由貿易」變成「安全貿易」；G7 在 2023 年廣島峰會承諾轉型為「經濟安全聯盟」，日本設了「經濟安全大臣」，歐盟發布史上第一個「經濟安全戰略」。但各國爭相修補弱點的結果，是陷入一個典型的「安全困境」：「一國囤積經濟彈藥庫，他國更沒安全感而跟著囤積」，「隨之而來的經濟軍備競賽很可能會一年比一年緊張」，而且「信任一旦瓦解就很難恢復」。在這場博弈中，巴西、印度、土耳其、沙烏地、阿聯這些「搖擺國」兩面下注——印度對俄石油的採購量暴增到每天 200 萬桶、俄羅斯成了印度最大的外國石油來源，杜拜則成了俄羅斯寡頭的天堂與「規避制裁的萬用中心」。金磚國家也從一個「清談俱樂部」變成有共同宗旨的組織，其凝聚力恰恰來自一種共同的恐懼：「敢對俄、中動手，就敢對任何國家動手。」巴西總統魯拉的詰問最能代表這種情緒：「每夜，我都會問自己，為什麼所有國家都必須以美元來做為從事貿易活動的基礎？」

在這場「經濟安全爭奪戰」裡，一個格外有意思的觀察，是費希曼如何看待「破解鎖喉點」的可能與代價。他用金融制裁教父李維的職涯當「變色龍」來串場——李維從財政部首任 TFI 次長，跳槽到匯豐當法務長（諷刺的是，正是匯豐向檢方通報了孟晚舟規避制裁），最後又去當臉書主導的加密貨幣 Diem（原名 Libra）的執行長。加密貨幣之所以對美元霸權構成威脅，正因為它想繞過通匯銀行、結算所與 SWIFT 這些「中介」——而那些中介恰恰是西方金融作戰的關鍵鎖喉點。李維坦言加密貨幣「看起來是非常危險的東西」，但他想打造一個「與華盛頓國安利益完全相容」的版本；結果在葉倫等人反對下，Diem 於 2022 年告吹。他還留下一句極傳神的對照：「在對付伊朗時，我們是用彎刀一步步切斷他們的活路。但現在的人有能力迅速『直搗黃龍』。」——這正是科技演進對鎖喉點的長期威脅。

關於去美元化，費希曼的立場相當冷靜：美元地位「依舊沒有太多跡象顯示已岌岌可危」。2008 年危機後外界曾預測美元會下台，結果聯準會兩度（2008、2020）以貨幣互換扮演「全球最後貸款者」，反而強化了世界對美元的信心。人民幣國際化屢屢失敗——2015 年那次貶值引發資金外逃、迫使北京祭出資本管制、信心崩盤，使人民幣結算占中國對外貿易的比重從三成的高峰跌掉一半以上；中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銷售國，卻很難要求買家用美元以外的貨幣來付款」。而它最大的絆腳石，是「中國政府本身的特性：愈來愈專制，且視法律規定於無物」——中國的經濟脅迫反覆無常（因澳洲提議調查疫情起源就禁其牛肉葡萄酒、因立陶宛准台灣設代表處就嚴懲），多數企業高管「一旦發生任何交易糾紛，可能寧可上美國的法庭，也不願意跟中國的法庭有任何瓜葛」。數位貨幣這條新戰線同樣未能撼動美元。中國的數位人民幣（e-CNY）是世界上使用最廣的官方數位貨幣、是央行的直接負債（等於「數位版現金」、不需中介），但它致命的缺點正是北京能監控每一筆交易——這讓它在海外幾乎無法推廣（印度甚至在 2020 年中印邊界衝突後禁用了數十款中國 App）。反觀美國也沒閒著：2022 年底，紐約聯準銀行就與花旗、萬事達卡、富國銀行試推數位美元，實驗證明能把跨境支付從兩天縮短到幾秒。費希曼甚至提出一個尖銳的判斷：「美元霸權乃至美國經濟彈藥庫所面臨的最大威脅，很可能不是來自中國，而是來自美國本身的政治體系。」——若未來政府把聯準會政治化、或破壞司法獨立與法治，美元的優勢才會真正開始流失。至於終極風險點，他毫不迴避：「當時世界上 90% 的先進晶片由台積電在台灣生產，而一旦中國入侵這座島嶼……將是一場災難。」（即使中國 2023 年靠華為 Mate 60 Pro 高調宣稱突破封鎖，費希曼也指出那仍落後台積電「至少 5 年」，靠的是盜版軟體、囤積設備與政府補貼。）

費希曼也對美國自身的制度缺陷下了三記犀利的批評。第一，美國真正的弱點不是缺乏「棍棒」，而是缺乏「紅蘿蔔」。制裁與出口管制總統一紙行政命令就能祭出（說了算），但大規模的海外投資與經濟協議卻需要國會點頭。他感嘆，若美國也有主權基金、關鍵礦物與大宗商品的戰略庫存、能與「一帶一路」匹敵的海外資本，政策會有效率得多——「政治機能不良」使美國無法擁有對手的這些經濟資產。第二，經濟戰士還停留在「小聯盟」水準。相較於五角大廈為傳統戰爭招兵、訓練、演練的成熟體系，負責經濟戰的美國各級機關「看起來依舊像小聯盟裡上不了檯面的小咖」，總在危機爆發後才急忙到戰情室「拼湊新的制裁選項」。費希曼據此呼籲成立「永久性的經濟戰委員會」（由國務院、財政部、商務部、CIA 等機關指派、任期至少一兩年的官員組成，加入前須上經濟作戰訓練課程、也從民間網羅人才，平日就開發概念與審查可行性，以矯正過去「急就章且過度審慎」、總是「高估新武器負面外溢效應」的毛病），並把經濟作戰列為大學公共政策與國關課程的必修課，「視為與軍事事務一樣重要的科目」。他甚至點名了這個跨學科人才庫該長什麼樣子——要有蘇賓那樣的法律敏感度、弗瑞德那樣的外交純熟、博明那樣的區域深度，以及辛格那樣的經濟創意。他也預示了經濟武器接下來可能延伸的兩個全新領域：一是氣候變遷（用制裁禁止企業參與碳密集的能源計畫），二是 AI 安全（既然全球 AI 晶片逾七成由矽谷的輝達設計，美國便可禁止輝達等與不接受「負責任使用 AI」標準的國家或企業做生意）——換句話說，鎖喉點的邏輯，未來只會被應用到越來越多看似與「戰爭」無關的領域。第三，他提醒整個時代最昂貴的錯誤就是漸進主義：歐巴馬與拜登對俄都採漸進加碼，反讓俄國產生「抗藥性」；G7 花了近十個月才推出油價上限與禁運，結果讓俄國在 2022 年單靠石油就吸納了 2,200 億美元、創下克里姆林宮史上最高的單年能源收入。

費希曼對三任政府「聯盟取捨」的對比，也是這套政策反思裡很精彩的一段。歐巴馬在 2014 年為了維持團結，對俄較為溫和（弗瑞德奔走把 G7 改造成經濟戰聯盟），結果失之於軟；川普則反其道而行，動輒單方面行動、用 FDPR 這種「像次級制裁」的工具逼全世界選邊，雖然造成了實質損害，卻也讓盟友對美國心生不信任，使制裁淪為一場「對美國經濟領導權的全球公投」；唯有拜登在 2022 年總算兼顧了「強力制裁」與「維護團結」這兩件事。費希曼算了一筆帳：G7 經濟體合計約占全球 GDP 的一半，團結時制裁效果遠勝於不團結——而蘇利文乾脆把 G7 稱為「自由世界的指導委員會」。一個耐人尋味的數據是：俄羅斯從 2018 年起就刻意減持美元、增持歐元，賭歐盟不會加入美國的制裁，結果完全賭錯——制裁之後，美元在全球支付體系裡的使用量反而激增到歷史新高。這再次印證了費希曼的核心判斷：去美元化喊得震天價響，現實卻是美元越被當武器、世界反而越離不開它。

這就帶出了費希曼那個貫穿全書的比喻：制裁像抗生素。「如果使用正確，成效會非常好，但如果過度使用或使用不當，就會引發一大堆問題。」用錯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方法錯——指望靠制裁達成政權更迭（如川普對伊朗、委內瑞拉）根本是緣木求魚；另一種是劑量或時間不足——漸進式加碼會讓對手產生抗藥性，所以「有時候既然出手了，最好還是放手一搏，抱持不成功便成仁的決心」。而「放手一搏」的前提是自身要有韌性——投資國內產能、強化供應鏈、降低石油消費，「如果當年白宮官員不是那麼在意汽油價格，美國理應有更大空間打造更有效率的制裁」。他也預示了經濟武器的下一個戰場：氣候變遷（禁企業參與碳密集能源計畫）與 AI 安全（全球 AI 晶片逾 70% 由輝達設計，可成為新的鎖喉點）。

費希曼也替新興的「潔淨能源／關鍵礦物」鎖喉點做了冷靜的評估。中國的鋰、鈷產量約占全球三分之二，對鎵的供給更近乎壟斷，2023 年它還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車出口國（年增逾五成，主要靠電動車）。但他指出，中國的優勢主要來自「礦物加工」的專長，而非天然資源本身，加工技術的挑戰其實不算太複雜，他國（尤其有《降低通膨法案》補貼撐腰的）有機會迎頭趕上，因此中國對這個鎖喉點的控制力「可能相當短暫」。不過，2023 年七月中國一宣布對鎵、鍺實施出口管制，美國官員就急忙公開保證只想做「小程度的去風險」——這恰恰說明，把關鍵礦物當武器的反制威脅，已經被對方清楚地收到了，而這也預示著未來的經濟戰只會更兇險、世界經濟也只會更分崩離析。

全書最優雅的收束，是結語提出的「不可能的三位一體」。費希曼主張，政策制定者面對的是一個由經濟互相依存、經濟安全、地緣政治競爭三個目標構成的三難困局，「其中任何兩個目標都可能並存，但不可能三個同時發生」。冷戰時，地緣政治競爭壓倒一切，兩個陣營各自放棄與敵人的相互依存，因而換得某種程度的安全；冷戰後，西方覺得競爭已無意義（西方的軍事、經濟與文化實力達到顛峰，幾乎無人能爭，中俄被視為「嶄露頭角的朋友」），於是放心擁抱相互依存，也不覺得失去安全；而如今，地緣政治競爭隨著俄帝國主義與中國爭霸捲土重來，相互依存卻沒有消退，結果美、中、歐、俄「沒有一個能感受到經濟安全」，勢必得做出犧牲。恢復安全的方法之一是克制競爭，但各強國的衝突利益與被壓抑的不滿讓這條路走不通；於是最可能的結果是——相互依存繼續一點一點地瓦解。費希曼說，美國現在對中國做的，其實就是「試圖降低一點點互相依存來換取大量安全感」。至於這個時代何時會結束，他的答案是：一旦鎖喉點不再能強力擠壓就會終結，但那可能是十年、二十年甚至更久之後的事——因為鎖喉點草創不易、破解也不易，而且舊的鎖喉點失效時，新興產業又會長出新的鎖喉點來。真正的關鍵分野，在於這個過程是「逐漸發生」（靠友岸外包與長期投資慢慢脫鉤），還是「突然發生」（因台灣或某個熱點爆發災難性的大國戰爭）。

對於這個過程的終點，費希曼留下了一段近乎悲涼的開放式結論。他提醒讀者一個常被搞反的因果：「超全球化是在冷戰結束的前提下才得以實現」——世界級的經濟整合是冷戰結束的「果」，而非促成冷戰結束的「因」，所以「當今的世界經濟體系結構只適合 1990 年代那樣的良性地緣政治環境，不適合當前這種更危險的地緣政治環境」。他也戳破了那個曾讓人安心的樂觀敘事——以為大國衝突會轉入「軟實力」領域，「世界盃賽事與歐洲歌唱大賽將取代過往的地緣政治陰謀，詹姆斯和姚明將取代甘迺迪與赫魯雪夫」——並冷靜地指出：「經濟互相依存確實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富裕，但自始自終都沒有證據能證明這個世界因此變得更安全了。」而經濟戰雖然有種種缺點，「但它終究可以成為暴力戰爭的替代方案」——若失去把地緣政治衝突導向經濟領域的能力，大國很可能再次走上真實的戰場彼此廝殺。他替這個時代的終局描繪了兩種可能：樂觀的版本是，各強國最終不再畏懼彼此的經濟武器，世界進入一種新的穩定狀態——失去了超全球化的效率與低價，卻換來安全感，供應鏈回歸本土、就業倍增，世界分裂成不同的經濟陣營但維持和平；悲觀的版本則是，大國的對立是長久不變的現實，即使經濟武器有朝一日失效，對立也不會消失，屆時各國很可能再次走上真實的戰場彼此殘忍廝殺。正是在這兩種未來的張力之間，他寫下全書最後一句、也是最值得反覆咀嚼的一句：「經濟戰爭時代終有結束的一天，但到那時，我們或許又會懷念它的存在。」這句話的份量，要把整本書讀完才能真正體會——它既是對一個危險時代的警惕，也是對一個更危險時代可能到來的隱憂。

搖擺國、金磚與「成果好壞參半」的總結算

在第六部與結語裡，費希曼花了不少篇幅替三場主要戰役（伊朗、華為、俄羅斯）做總結算，而結論意外地誠實：三案都未能達成各自的「終極目標」。伊朗核協議在 2018 年被川普親手撕毀、伊朗重啟核計畫、離核彈更近了；對華為的出口管制扼殺了它的 5G 野心，卻沒能終結中國的經濟侵略；對俄制裁規模空前，卻沒能阻止入侵烏克蘭。這逼出了全書最尖銳的一問：「發動經濟戰真的值得嗎？」

費希曼的回答是借用俾斯麥那句「政治是可能性的藝術」——經濟武器從來不是魔法子彈，但其他治國手段（特別是慘敗於阿富汗、伊拉克的軍事力量）也同樣沒有魔力。他用「反事實」來論證制裁仍然值得：若 2022 年不制裁俄羅斯，歐洲會繼續依賴俄國能源、俄國的戰爭機器會靠西方的融資與技術繼續壯大，而這會讓中國認定武力奪台幾乎不會遇到阻礙。換句話說，制裁矯正了全球化的一個致命缺陷——它讓「修正主義國家」沒辦法一邊顛覆秩序、一邊還照樣從這個秩序裡獲利。

但他也毫不掩飾制裁的天花板，而那道天花板很大一部分是「搖擺國」撐起來的。印度、土耳其、巴西、沙烏地、阿聯這些不選邊、兩面下注的國家，是俄羅斯能扛住制裁的關鍵緩衝：印度對俄石油的採購量暴增到每天兩百萬桶、俄羅斯成了印度最大的外國石油來源，杜拜則成了俄羅斯寡頭的天堂與「規避制裁的萬用中心」。結果 2022 年俄羅斯經濟只萎縮了約 2%（遠低於初期預測的萎縮 10% 到 15%），隔年甚至因軍事支出而恢復溫和成長——因為「全球南方」不配合，俄羅斯是「逐漸衰退」而非「快速崩潰」。更具象徵意義的是金磚國家的轉變：它從一個高盛經濟學家隨手發明名稱的「清談俱樂部」，因俄烏戰爭而找到了共同宗旨——彼此保護以免被西方的經濟武器所傷；2023 年它甚至邀請了伊朗、沙烏地、阿聯等國加入。費希曼指出一個極辛辣的諷刺：當年（歐巴馬時期）這些國家還曾配合制裁伊朗、沙烏地國王甚至催美國「斬斷蛇頭」轟炸伊朗核設施，如今卻和伊朗坐進了同一個組織。

這也讓費希曼把「威懾為何失敗」的反思推向核心。拜登在開戰前反覆口頭警告普丁「立即面臨嚴重的後果」，卻完全沒能嚇阻他。問題的根源是一個矛盾：俄羅斯嚴重低估了制裁的強度——而這不能全怪俄羅斯，因為「連華盛頓與布魯塞爾自己都沒預料到會制裁俄羅斯央行」。拉夫羅夫承認莫斯科「沒有人」料到 G7 會凍結央行，納比烏琳娜甚至因為沒能預見而面臨辭職壓力。費希曼的結論很冷峻：「如果敵人低估你行動的能力或意願，威懾就不會管用。」再加上漸進主義那筆最昂貴的帳——G7 花了近十個月才推出油價上限與禁運，結果讓俄羅斯在 2022 年單靠石油就吸納了兩千兩百億美元、創下克里姆林宮史上最高的單年能源收入——整個時代最沉重的教訓，全濃縮在這場戰役裡。

給台灣讀者的一層切身意義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本書還有一層格外切身的份量：晶片與台積電被費希曼明白點為整個全球經濟「最危險的鎖喉點」與「終極風險點」。書中對華為、FDPR、台積電「二選一」的描寫，幾乎就是我們此刻身處其中的現實——台積電當年那場「對華為銷售產品，或向美國購買技術，但不能兩者兼得」的抉擇，正是台灣在這個經濟戰爭時代位置的縮影。而費希曼對「台海突然爆發衝突」會如何「突然」終結整個經濟戰爭時代、引爆全球經濟災難的反覆示警，更值得我們認真對待。他在第五部對 2022 年的覆盤裡留下一個對台灣最直接的教訓：俄羅斯曾在 2014 年「閃電出擊」拿下克里米亞，西方不能指望下一次還會有五個月的準備期——如果真的判定對手鐵了心要動手，最合理的時機就是「此時此刻」就採取更激進的措施去削弱它，即使代價巨大，也好過等到戰爭爆發。費希曼把這層邏輯講得很白：「遲遲不做出艱難的選擇，對美國沒有任何好處。」對一個高度依賴台積電、又身處最前線的台灣而言，這本書讀起來，幾乎就是一份關於自身處境的戰略備忘錄——它提醒我們，晶片既是台灣最大的籌碼，也是整個世界把目光鎖在這座島嶼上的原因；當大國把經濟武器越磨越利，台灣既是這套邏輯最大的受益者，也可能是它「突然終結」時首當其衝的引爆點。

值得補充的是，費希曼並未把這本書寫成一曲美國經濟實力的讚歌，反而花了相當篇幅檢討美國自身的制度缺陷與這套武器的副作用。他清楚看到，制裁與出口管制每用一次，都在替對手與盟友提供「把經濟活動移出美國鎖喉點」的誘因；川普時代制裁數量空前、卻鮮少真正讓目標屈服，反而加速了這種「逃離」。他也坦承經濟戰最深的侷限——它沒有傳統軍隊那種指揮統御結構，最終得仰賴數以百萬計民間行為者的選擇，政府能下令禁止某件事，卻很難下令「啟動」某件事。正因如此，他的結論既不天真樂觀、也不全盤悲觀，而是一種清醒的務實：經濟戰是一套有缺陷、但比真槍實彈更可承受的替代方案，問題不在要不要用它，而在能不能用得更聰明、更有準備、更有韌性。

本書關鍵觀念清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