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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為帝國

作者：竇伊文（Eva Dou）｜原書名：House of Huawei: The Secret History of China's Most Powerful Company

一、一本書，一個時代的縮影

二○一八年十二月一日，一名穿著深色連帽運動服、頭髮鬆散披肩的中年女子，搭著國泰航空的班機降落溫哥華。她原本只想在自己其中一棟住所稍作停留，再飛往布宜諾斯艾利斯——湊巧，全世界最有權勢的政要此刻正聚在那裡開 G20 高峰會，但據她說，那只是巧合。在六十五號登機門，一名官員攔下她要走手機。三個小時後，她被告知逮捕，將被引渡到美國，面臨詐欺指控。她是孟晚舟，華為的財務長，也是華為神祕創辦人任正非的女兒。

《華為帝國》就從這一幕開始。竇伊文是《華盛頓郵報》記者，曾長年在中國跑線，這本書是她以新聞作品的標準寫成的——書中明言「沒有任何虛構或編造的內容」，對話與細節都取自會議紀錄、演說逐字稿、政府報告與第一手訪談。她用孟晚舟被捕作為楔子，然後把鏡頭往回拉了將近一個世紀，從任正非的父親在抗戰年代開一家小書店講起，一路講到華為成為全球最大電信設備商、又被美國傾舉國之力圍堵的當下。

這本書真正的野心，不只是寫一家公司的興衰，而是借華為這面鏡子，去回答一個更大的問題：一個在共產主義體制底下、本「不該」存在的企業巨獸，為什麼會崛起？它的存在又如何動搖了西方人長期深信不疑的幾件事——自由貿易讓所有人更富裕、歷史終結於西方式民主、創新只能來自大學輟學生的車庫而非國家挑選贏家。書的引言裡有一句點題的話：蘇聯發射史普尼克一號曾讓美國震撼到骨子裡，「世界又迎來了一個史普尼克時刻。而這一次，史普尼克就是華為。」作者用幾個數字撐起這個論斷：華為申請的專利數量比地球上任何一家公司都多，5G 第一、智慧型手機第一，一年的銷售額超過迪士尼與耐吉的總和，員工人數比蘋果還多——「這樣一頭絕對的企業巨獸的崛起，照理說在共產主義底下是不可能發生的。但它就是發生了。」

值得一提的是，竇伊文寫這本書的姿態本身就很有意思。孟晚舟被拘押的幾天後，北京一封封邀請函悄悄發給《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CNN、BBC——這是任正非此生第一次向外國媒體敞開大門。記者們懷著好奇與忐忑來到深圳，驅車穿過「世界工廠」那片彷彿綿延無盡的工廠汪洋，最後抵達任正非建在湖畔小丘上的「伊甸園」：與真物等大的凡爾賽宮複製品、海德堡城堡的紅色塔樓、一百五十名俄羅斯畫家繪製的文藝復興壁畫、湖面上滑行的黑天鵝（提醒員工提防「黑天鵝事件」）。走出來迎接他們的，是「一個身穿藍色休閒服、淺色襯衫的乾癟小老頭」——如果你相信華府某些人的說法，他是全世界最危險的人物之一。這本書，某種意義上就是那扇短暫敞開的窗戶留下的最完整記錄。

任正非自己的說法是：他不過是個「做管線的人」，跟水管工沒兩樣。「我們是一家賣水龍頭和水管的公司，怎麼會有人跑來向我們這種五金行要水呢？」但作者立刻補上關鍵的反駁：華為做的管線裡流的不是水，是電話、郵件、簡訊、病歷、遺囑、情書、警方情報、政府機密——一言以蔽之，是資料，資訊時代最有價值的商品。而華為，是這些管線最大的供應商，遙遙領先。問題從來就不只是生意，而是信念。

二、賣書人的兒子：一個家族與一個國家的創傷

全書第一部從任家的源頭寫起，這部分讀來幾乎像一部濃縮的中國現代史。任正非的父親任摩遜，一九三七年在廣西容縣開了一家「七七書店」——店名取自盧溝橋事變那一天。他賣愛國讀物與革命書籍，把禁書堆進玻璃櫃、貼上「本櫃內為禁書」的牌子，結果反而賣得飛快。書店一九三九年被國民黨查封，任摩遜輾轉到貴州教書，在那裡娶了一位數學很好的姑娘程遠昭。

一九四四年，任正非出生。這名字含意曖昧：「正」是正確，「非」是不是，譯成「對與錯」算貼切。隔年美國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結束了日本佔領——作者特意點出，是「美國更勝一籌的炸彈技術」終結了戰爭，這個關於技術即國力的伏筆，會在全書反覆迴響。

任家的命運在毛澤東時代急轉直下。任摩遜戰時替國民黨做過事，是「站錯了邊」的人;到文化大革命，他和岳父孟東波——四川省副省長——都被送進勞改營。任正非「不好」的政治出身把他擋在紅衛兵之外，卻也意外地把他推向當時少數能安靜做研究、不必擔政治風險的地方：軍隊。一九六八年大學畢業後，他被分發到貴州深山洞穴裡的祕密戰鬥機工廠「011 基地」。據任正非自己說，他先當了兩年炊事員（因為他是需要「再教育」的知識分子），再升水管工、技術員,閒暇自學電子學。

作者在此處理了一個貫穿全書的爭議——任正非的軍旅背景，是不是理解華為與中國政府關係的鑰匙？她的判斷相當克制：在「任正非的軍旅資歷與訊號情報無關」這一點上，華為大概說的沒錯；軍旅經歷塑造了他的世界觀（他一輩子滿口軍事比喻），但這並不是日後華為與北京糾纏的真正關鍵。後來那條關係，是從別的地方長出來的。

任正非在軍中娶了孟軍——重慶醫學院學生、思想兵副政委，據他說曾統領約三十萬名紅衛兵。孟軍的父親孟東波是四川省副省長，這層政治背景日後被任正非小心翼翼地淡化：當華為已經經營出一套「白手起家、自力更生的小公司」傳奇時，要承認自己曾有過高層政治關係,難免尷尬。但作者提醒,在中國早期那個混亂的市場經濟裡,擁有一定程度的政治後盾,大概是生存的必要條件——而且一個副省長其實算不上爬得多高:四通集團創辦人萬潤南娶的可是國家主席劉少奇的女兒。文化大革命的動盪成了一個「天大的拉平者」:換作另一個年代,一個小鎮校長的兒子,恐怕不大可能跟一位副省長的女兒扯上關係,但如今兩人的父親都在勞改營裡。

一九七二年，他們的女兒孟晚舟出生，小名「豬豬」。同一週，尼克森訪問北京。任正非後來被派到酷寒的遼陽，參與一個由法國公司承建、毛澤東親自下令的尼龍與聚酯廠項目——那是個一團糟、嚴重落後、連《人民日報》都點名批評的工程(報紙把它當成鄧小平「妄圖復辟資本主義的狼子野心」的失敗範例)。施工隊伍甚至忘了先鋪輸送腐蝕性化學品的管線,只好把一切全拆掉重來。但任正非在那裡迷上了精密儀器,著魔般地自己造出一台精密壓力發生器,「掉頭髮、失眠、沒胃口」,三十三歲就滿額頭皺紋。他後來感念那段時光:「那座工廠就像沙漠裡的一片綠洲。在當時的中國，要找到一個讀技術書籍不會被當成政治錯誤的地方，真的非常難。」

這項發明來得正是時候。毛澤東一九七六年去世，鄧小平掌權，科學研究忽然被鼓勵。任正非的發明上了官媒，他終於得以入黨——這是他多次申請失敗後的「第二次機會」。一九八二年中共十二大召開後，鄧小平裁撤解放軍基建工程兵，任正非的軍旅生涯戛然而止，他與孟軍被分派到一個叫深圳的地方。兩個孩子第二度被送去貴州，跟著祖父母生活，由祖父——都勻一中校長任摩遜——親自看顧。

三、深圳：在一張白紙上創業

第二部把場景搬到深圳。作者把這座經濟特區寫得栩栩如生：一座從草地上憑空蓋起的城市，「深圳速度」是每三天蓋一層樓，用帶刺鐵絲網把它跟中國其他地方隔開——萬一資本主義這場實驗失敗，隨時可以收掉。任正非快四十歲了到深圳，先在國營的南海石油子公司工作，幹得不怎麼樣，據他說因為一筆電視買賣被騙而遭解雇。同一時期，他與孟軍的婚姻破裂、離了婚。

一九八七年九月十五日，四十二歲的任正非與五名投資人湊了兩萬一千元人民幣，創立華為。一開始它沒有自己的產品，靠代工、代銷簡單的電話交換機與火警警報器過活。早期辦公室設在南海石油蓋的一棟八層住宅樓裡,名片上卻寫著「八樓和九樓」——一名早期員工按名片找上門,發現樓根本沒有九層,當下篤定這是個皮包公司、是騙子。另一名來面試的員工記得,任正非叫他等一下,自己先去沖個澡涼快涼快。書中有一段很關鍵的考據:在華為自己講了幾十年的故事裡,從來沒提過——華為的第一任董事長其實是梅忠興,不是任正非（早期高層江西生對學者田濤透露：「公司剛成立的時候，任老闆連董事長都不是。董事長是梅忠興。」）。最初那五名投資人為什麼始終一片沉默、姓名幾十年是個謎,直到二○一九年華為才向《洛杉磯時報》披露他們的身分。作者推測,這份沉默跟早年那團法律與股權的亂麻有關。等華為想以「清楚而單純」的民營公司形象自我介紹時,這段歷史就變得很不方便,於是高層不再談它。

任正非一開始就沒打算永遠當代工廠。他要造自己的交換機。他到武漢的華中工學院招人，在那裡遇見二十二歲的研究生郭平——日後華為的核心高層之一。華為的第一款交換機 BH-03，任正非自己也承認跟投資人沈定興的 BH-01 有不少相像之處——工程師用影印機把電路板「一比一原樣複印」出來。在那個智慧財產權形同虛設的「蠻荒西部」年代，這種抄襲並不罕見;郵電部後來下令把技術授權出去，「我們的仿製，也就合法化了」。

這一部還寫了一九八九年的深圳:十萬名工人與學生上街聲援北京的抗議,深圳大學蒐集到兩萬多個要求鄧小平辭職的簽名。鎮壓之後,四通集團創辦人萬潤南——曾被譽為「中國的 IBM」、相信民營企業能推動政治變革的人——靠朋友的身分證偷溜進深圳,在逮捕令發出前一天逃進香港,從此再也回不了中國。作者把萬潤南設為任正非的對照組:同樣是明星創業家,一個選擇對抗體制而流亡,一個則學會了與體制共舞。萬潤南這條線,會在全書最後一章揭出最沉重的真相。

天安門對孟晚舟那一代華為人是「形塑性的經歷」——他們長大後本能地從政治表態中退縮。曾任華為發言人的普拉默形容孟晚舟「非常保守」：「我不想做錯事，不然我可能會受罰。她就是她父親的女兒。」

四、跳樓的威脅與「狼性文化」

第五、六章是華為真正的起點。一九九三年，任正非望向會議室窗外，揚言要是這個項目失敗他就跳下去——他押上借來的高利貸，要造一台能同時處理一萬通電話的數位交換機。團隊在沒冷氣的工業大樓三樓,靠沖冷水澡消暑、架蚊帳防蚊、睡行軍床,「床墊文化」由此而生。他們最終做出了 C&C08(八是吉利數字),一九九五年通過郵電部量產認證。

這一段最重要的轉折，是華為與國家的結盟。一九九四年六月，任正非獲准面見總書記江澤民，並說出他最有名的格言：「一個國家沒有自己的程控交換機，就像一個國家沒有軍隊一樣。」江澤民聽得興味盎然，親切稱他「老任」，談到晶片研究時甚至動筆做起筆記。任正非還主動提出，這類系統的軟體「必須掌握在中國政府手裡」。江澤民來訪後，障礙一一消融：招商銀行推出「國內買方信貸」，華為是全國第一家能向客戶提供這種貸款的公司。一連串高官接踵而至——副總理朱鎔基豎起大拇指鼓勵華為走出國門；中國建設銀行董事長王岐山、地方官員張高麗（兩人日後都在習近平麾下躋身最高層）紛紛來訪。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戴相龍宣稱要與華為結成「牢不可破的紐帶」。但作者也點出任正非的清醒：來自北京日益濃厚的興趣，引發了華為可能被收歸國有的隱憂——「你們千萬不能變成國有，」一位官員告訴他，「一旦那樣，你們這些人就死定了。」任正非禮貌婉拒了朱鎔基幕僚跟進想再提供的更多貸款。

任正非的政治嗅覺是他最關鍵的能力之一。他透過合資公司莫貝克，把十七家省市電信局拉進來當投資人兼客戶——這些電信局正是負責替自己城市挑交換機的單位。負責人李玉琢把這形容為與電信主管機關建立「血緣關係」：「合資公司建立起來之後，一切就都變得容易了。」放到今天，這會被視為利益衝突;但在當年規則寥寥的環境裡,它讓華為與電信運營商「結成了一個利益共同體」。華為的銷售額從一九九二年的一億,到一九九五年衝到十五億。

這一部還埋了一條後來會要命的線。一九九六年，強硬派總理李鵬(因六四在海外被稱「北京屠夫」)參訪華為時,問起一項他在電影裡看過的技術:能記錄打電話罪犯號碼的通話追蹤。「你們有這種技術嗎？」「電話一響，我們就知道了。」「我對通話追蹤這個問題特別感興趣，因為國家安全非常重要。」作者點明：早在一九九○年代，華為就已受到中國當局最高層級安全需求的左右——而當電話接上網際網路之後，流經華為網路的東西，將遠遠不只是電話通話。

第七章寫華為的銷售機器。一九九六年，任正非辦了第一場「集體辭職儀式」，要全體銷售主管同時遞辭呈與工作總結，「我只會在其中一份上簽字」，最後汰換了約三成銷售人員。「羚羊必須跑得比獅子快，才不會被吃掉。」他鼓動「狼性文化」：狼嗅覺敏銳、極富攻擊性、成群獵殺、不懼犧牲。書中也不迴避陰暗面——奢華送禮、拚酒拚到吐、行賄案中被點名的銷售經理（華為一律說成個別事件）、員工染上肝病胃病。一個鮮明的人物是孫亞芳，從銷售總裁一路升到一九九九年的董事長，被稱為「華為國務卿」;業界盛傳她加入華為前曾在國家安全部(MSS)任職——這個如影隨形的傳言,將糾纏華為許多年。

第八章以一九九七年鄧小平之死與香港回歸收尾。任正非在凌晨三點得知鄧小平辭世，立刻啟動公司的哀悼機制——他是一家「懂得因應政治時機的公司」。同年華為靠李嘉誠旗下的和記電訊拿下第一個大陸以外的訂單，並推出可用於監控的視訊系統 ViewPoint，引起軍方興趣。任正非把交換機這門「卑微的工作」與「香港回歸、台灣統一」這樣的宏大目的綁在一起：「鴉片戰爭的硝煙已經散去，但鴉片戰爭的幽靈仍在徘徊……當狼想吃羊時，牠總能找到佔理的辦法。」

五、鐵軍出海：與「流氓政權」做生意

書名既是「House of Huawei」——既指任氏家族（House of Ren），也指這個帝國式的領地。第二部後半寫華為如何走向全球，而它的全球崛起引擎，恰恰是那些西方避之唯恐不及的市場。

第九章開場是一九九八年美軍轟炸巴格達的夜晚——華為員工躲在中國大使館地下室。伊拉克從一九九○年起就被聯合國制裁，華為在當地低調營運。作者點出一個關鍵的地緣政治邏輯：美國國家安全局（NSA）長期靠攔截無線電通訊監控這些國家，而華為一鋪設光纖電纜，就把 NSA 擋在了門外。換句話說，華為與伊拉克、北韓、伊朗這些受制裁國家做生意，不只是商業問題，它直接撞進了美國情報機構的核心利益。「華為與『流氓政權』做生意……也使華為落入了華府的瞄準鏡。」

任正非把員工稱為他的「鐵軍」，主管是「將軍」，工程師是「士兵」，銷售是「游擊隊」，薪水是「軍糧」。一九九八年起，海外歷練成為升遷的必要條件，到地球偏遠角落吃苦成了華為高層的成年禮——有人在戰區躲子彈，有人染瘧疾，有人在伊波拉疫情中堅守。一九九九年五月美軍轟炸中國駐貝爾格勒大使館，華為員工與全國一同迸發怒火，任正非說這反映「美帝國亡我之心不死」。作者冷靜地預言：再過幾年，華為就會發現自己正落入瞄準鏡的正中央。

第十章寫管理改革——這是理解華為「是一家什麼樣的公司」的核心章節。任正非延請北京教授團隊，花兩年草擬出一百零三條的《華為基本法》，名字刻意呼應《香港基本法》，彷彿在打造「某種既屬於中國、卻又與中國有所區隔的東西」。基本法宣示：華為不以股東價值最大化為依據（「利潤最大化絕不是我們唯一的追求」），追求成長而非利潤,IPO 並非必要,把大部分盈餘投回研發(每年至少百分之十),堅守電信本業不亂多角化。任正非還特地飛去 IBM 取經,花十年、每小時數百美元請 IBM 顧問常駐,要學會「如何打造一家能屹立一個世紀的公司」。

同樣在這一章，作者細寫了黨在華為的角色。一九九六年華為設內部黨支部，起初由任正非自兼黨委書記，後由德高望重的陳珠芳女士接任。黨委書記的職責是「讓公司與國家的優先方針保持一致，並對員工進行道德層面的監督」。在一個官方無神論的國家，黨承擔起教會般的道德教化職能。陳珠芳頂著一頭雪白頭髮，像個嚴厲的祖母，常向年輕工程師講道德、講報應：「如果你靠不正當的手段去謀取不法利益，最終你會把吃下去的東西全吐出來——吐出來的，甚至比你吃下去的還多。」她也提醒他們肩負愛國使命：「你們扛著的，是中國人近百年來一直背負的強國夢。」她在塑造華為企業文化、把黨那套愛國、犧牲、為大局奮鬥的主題注入其中上，發揮了關鍵作用，並定期主持「民主生活會」——一種讓與會者自我批評、彼此批評的黨內會議。一九九七年華為改制為有限責任公司，但《公司法》把股東上限訂在五十人，而華為股東早已遠超此數，於是深圳政府提出變通：把全體員工股東集體登記在一個「工會」名下，當作單一股東。這套「歷史怪胎」般的股權結構沿用至今，正是日後「華為由誰擁有」這個爭議的根源——帳面上華為只有兩名股東：任正非（約百分之一）與一個工會。

第十一章寫華為的「冬天」。一九九九至二○○一年，神祕黑函指控華為靠「負債」與「詐欺」成長，把客戶嚇壞，逼得國家審計署派人來查。任正非從南非打電話哭著說：「郝局長，我愛我的國家，可是我的國家不愛我！」這段時間他做惡夢、哭泣，後來坦承不只一次動過輕生念頭。同時網路泡沫破滅，他的「神童」李一男出走創辦對手港灣網路，親信鄭寶用因腦瘤離開——學者統計華為三分之二高層都有壓力相關疾病。任正非發表〈華為的冬天〉演講：「誰有一件暖和的棉襖，誰就能活下來。」這一章也記下兩個未來會引爆的伏筆：二○○一年任正非陪胡錦濤訪伊朗（那時美國制裁尚鬆，沒人想到日後會出事）；以及五角大廈轟炸華為在伊拉克鋪設的光纖網路——一名前高層說，他只見過任正非被嚇到魂飛魄散兩次，一次是審計組到來，另一次就是面臨美國制裁。「美國對華為的策略轉變了。從那一刻起，華為就知道，遲早會出事……不過，恐怕沒有人能料到，那件事最後會是川普。」

第十二章寫思科訴訟（2003），背景是 SARS 疫情與美國即將入侵伊拉克的雙重動盪。思科指控華為路由器抄襲，連程式錯誤都原封不動重現、使用手冊一字不差照抄,還僱了臥底蒐證。思科執行長錢伯斯是業界金童(媒體稱他「網際網路之王」),提告前先跑了一趟北京安撫中國官員,把這場官司比作打獵前先研究鴨子的習性。任正非起初不敢相信(「我跟他們談得很愉快啊」),後來引用韓信「胯下之辱」的典故要郭平赴美忍辱求生。郭平問遍收費高昂的律師同一個問題:「如果我們輸了,得賠多少?」回答是:「天文數字。華為會破產。」華為甚至一度考慮把自己賣給摩托羅拉(任正非在海南海灘上與對方營運長勾勒出一筆七十五億美元的交易)。最終的救星是思科的對手 3Com——兩家成立合資企業 H3C,讓華為躲進 3Com 的專利保護傘下,二○○四年思科撤訴。作者也記下任正非的自嘲:「臉書要是當初出現在中國,可能早就被抄了無數遍。不只原本的發明者會被擠到一邊,連早期那些抄襲者也會被擠掉。」

六、通往帝國之路：管線、海纜與監控

第十三章是「帝國」二字最名副其實的一章。二○○五年，受北京掌控的國家開發銀行撥出高達一百億美元（華為前一年營收的兩倍），為華為的海外擴張融資——這擺明是北京在鼓勵華為盡快往外衝。同年華為靠英國電信（BT）拿下打進西方的突破口，接著連鎖拿下沃達豐、法國奧蘭治、西班牙電信的合約——這些業者的版圖「隱隱透著昔日歐洲帝國的影子」，因為當年在帝國疆域上鋪電話網路本就是歐洲各國政府的優先要務。一位顧問說：「只要你弄懂資訊在一套系統裡是怎麼流動的，你就能弄懂整套東西是怎麼運作的。」

這一章也寫華為如何在受制裁國家謹慎推進：用代號「A9」做北韓生意（透過中間商熊貓國際把設備運過邊境）；繼續在伊朗、阿富汗營運；向隸屬伊朗國防部的軍火承包商「伊朗電子工業」銷售——透過中間商，而那張不知情露餡的貨運標籤照片，竟出現在華為自家的內部刊物上。二○○七年，華為跨入兩個菁英級領域：海底電纜（承載全球約99%網路流量的「管線」，情報機構高度關注的對象）與「託管服務」(收費替客戶經營網路)。後者看似平淡，作者卻說它是華為「地緣政治份量最關鍵的業務之一」——它讓華為工程師坐到了客戶網路的操控台前。前 NSA 研究主管克蘭西一語道破：「如果你手裡已經有了開前門的鑰匙，那就不需要什麼後門了。」這一章末尾，華為與貝恩資本合購 3Com 的計畫，被神祕的美國外資投資委員會（CFIUS）擋下——這是華為在美國第一次撞牆。

第十四章寫華為內部的「權力分立」與黨委擴權:二○○七年起黨委對高層人事任命握有否決權,還能事後「彈劾」主管。同章寫了華為高壓工作文化釀成的人命悲劇——二○○六年起一連串員工死亡(過勞、自殺),最有名的是二十五歲工程師胡新宇腦部感染身亡。任正非公開向陳珠芳求助:「華為仍不斷有員工自殺、自殘……我反覆想了又想，卻解決不了。」批評者直指,正是任正非那種華爾街式的高壓鍋文化一手釀成危機。同章還埋下孟晚舟命運的關鍵伏筆:二○○七年模里西斯註冊了一家從外部看不出由華為控制的卡尼庫拉控股,它買下香港的星通科技(Skycom)——華為一直用來掩蓋伊朗業務的空殼公司;二○○八年初,孟晚舟登記成為星通的董事。作者寫道:「這很可能是她這輩子犯下的最大錯誤。」

第十五至十七章拉出三條主線。第十五章寫二○○八北京奧運——華為在聖母峰架起全世界最高的基地台轉播聖火登頂,全年專利申請躍居世界第一(中國企業首次),並在「金盾工程／防火長城」、北京全市監視攝影系統(賽事期間部署約三十萬支)中扮演關鍵角色。海思半導體推出監視攝影機晶片,成為主要供應商。低調的副主席習近平因奧運的完美籌備而崛起。第十六章寫美英分歧:Sprint 在商務部一通「友善電話」後否決了華為的 4G 競標(由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副主席歐文斯代表華為);而英國卻接納了華為,設立了由 GCHQ 實質主導的「網路安全評估中心」(綽號「小室」the Cell),讓官員得以檢查華為程式碼。一名前研究員透露,小室裡「大家對英國政府的忠誠,遠遠勝過對華為的忠誠」,而華為早期的程式碼「臭蟲多得驚人——超過任何其他人」。同章也記下任正非如何從輕視手機(「華為不做手機,誰再講這種廢話,就讓誰下崗!」)轉向消費性電子,因為手機「總比監視攝影機與海底電纜來得無害」,有助於軟化形象。

第十七章寫阿拉伯之春(2011)。中東是「華為全球帝國跳動的心臟」,部分正因華為在西方難有進展。任正非走遍動盪中的中東為員工打氣:「豆腐店、油條攤之類的,隨時都可以關門歇業,但我們不行。」這一章揭露華為大力推銷「平安城市」(Safe City)監控方案、向伊朗兜售可依手機定位追蹤民眾的技術、二○○九年伊朗抗議期間奉政府之命中斷簡訊與封鎖 Skype(華為否認)。華為全球網路安全長薩福克在英國國會的回答成了全書最冷冽的句子之一:被問到在他國是否連「邪惡」的法律也照辦,他說「我們不做價值判斷」。同章末,任正非宣布退居幕後、推出郭平／徐直軍／胡厚崑的「輪值執行長」制度;而胡厚崑那封「邀請美國政府調查華為以證清白」的公開信,搬石頭砸了自己的腳——眾議院決定就辦一場聽證會。

七、聽證會、史諾登與「監聽國度」

第十八章重現二○一二年九月眾議院常設情報委員會(HPSCI)的聽證會,是全書最戲劇化的場景之一。華為駐美首席代表丁少華(Charles Ding)剛理過頭髮、打著淡藍領帶,坐在光亮的木桌前,面對共同主席羅傑斯(前陸軍軍官、前FBI探員)與魯珀斯伯格(前檢察官)的連番拷問:後門、與政府的關係、竊取商業機密、伊朗、共產黨委員會。丁少華選擇用中文作答、再附英語翻譯以免說錯話,結果看起來像在拖時間、每題答兩遍。他一律否認:「華為的任何設備裡都沒有後門」「我從未見過黨委參與任何經營管理或決策」「我們從未向伊朗政府提供任何設備」。當議員希夫朗讀中國《國家安全法》第十一條(國安機關可查驗任何組織的通訊設備)時,丁少華說自己「並不清楚中國有這樣的法律」——希夫不客氣地回敬:「我認為你消息太靈通了,不至於對直接適用於你們這個產業的法律一無所知。」有個尖銳的問題丁少華始終沒能正面回答:為什麼華為在英國比在美國更受歡迎?(就在聽證會兩天前,任正非還在唐寧街十號會見了首相卡麥隆。)十月,委員會發布報告,建議美國政府與企業都應排除華為與中興,並對華為在任正非軍中背景上的諱莫如深表達不滿。作者點出,這份報告的影響力遠超那個政治時刻,多年來不斷被各國引用:「它不再只是以壓低的嗓音私下流傳。」這一章結尾,華為已是全球最大電信設備供應商,在全球前五十大電信業者中有四十五家使用其設備,產品觸及三十億人——全人類的五分之二。

第十九章把孟晚舟與伊朗的線收緊。路透社記者斯特克洛揭露:星通科技曾提議向伊朗出售屬於禁運的惠普設備,而星通的董事名單上有孟晚舟。匯豐銀行的銀行家急著核對帳目——他們手上有一份蓋著機密戳記的星通年報,白紙黑字寫著它的宗旨是「在伊朗承攬合約之承包商」。匯豐關閉了星通帳戶,但決定繼續和華為做生意,並安排孟晚舟在香港一家餐廳的密室裡與匯豐高層會面。孟晚舟用一份標題為「信任、合規與合作」的 PowerPoint 簡報,聲稱華為與星通只是「正常的商業合作」、自己已辭去董事——這份簡報日後成了美國檢方指控她銀行詐欺的關鍵證據。同章對照了中興創辦人侯為貴罕見的公開喊冤:「別人賣的是一樣的東西,而我們甚至還不是賣得最多的……這有點不公平。」

第二十章是全書最辛辣的反轉。二○一四年,《紐約時報》與《明鏡週刊》根據史諾登洩密文件揭露:NSA 早在二○○九年就透過代號「射巨人」(Shotgiant)的計畫駭入華為,讀任正非與孫亞芳的電郵、取得華為產品原始碼,並利用華為的基礎設施竊聽全球目標。一張外洩投影片寫著:「我們的許多目標,都是透過華為生產的產品進行通訊……要確保我們能持續保有對這些通訊線路的存取權。」華為發言人普拉默的回應一針見血:「諷刺的是,他們對我們做的,正是他們一直指控中國透過我們在做的事。」這一章也披露了沃達豐承認多國政府對其網路有「直接存取」、思科路由器被 NSA 攔截植入竊聽裝置的照片——把華為與思科推到了同一條船上,同樣面對「就其本質根本無法被證偽」的見不得光指控。同章末,孟晚舟二○一四年在紐約甘迺迪機場被二次盤問、設備遭複製,普拉默建議她把設備「全部燒掉」。

第二十一章「雪亮工程」與第二十三章「監聽國度」是全書道德重量最沉的部分。習近平上台後推「一帶一路」、「中國製造2025」,華為都挺身扮演關鍵角色——任正非「再一次成功地預判了政策風向，並操盤讓華為乘風而上」。習近平的反貪腐運動最先在任家大本營四川展開,把曾與華為打過交道的官員(如周永康、薄熙來)送進牢裡,華為高層手忙腳亂確保自家屋子乾淨,任正非、孫亞芳、孟晚舟等董事甚至公開宣誓不貪腐:「將來如果你坐過牢,你的孩子永遠都會說:『我爸爸坐過牢。』」「雪亮工程」要用監視攝影機網絡覆蓋全國,目標二○二○年達公共空間百分之百覆蓋率。作者細寫華為「平安城市」如何結合即時臉部辨識、行動數據與社群媒體做自動化追蹤,連天津一個區的系統都號稱能在居民「出生之前」就建檔(「從在母體子宮中開始,就為每個人建立個人檔案」)。一份華為合作夥伴對它的訴狀,意外揭露了巴基斯坦拉合爾「平安城市」的全貌:整合身分證、電信數據、土地與稅務紀錄的資料倉儲、數位媒體鑑識中心、追蹤臉書推特的媒體監控、隨身與微型攝影機,還有配備夜視熱成像的「工業級」無人機。而最沉重的是新疆:任正非二○一四年起對前往新疆等「艱苦地區」的員工提供加速晉升的激勵(比照戰區),確保在鎮壓加劇時仍有充足人力。作者寫道,任正非心中想必有過某個瞬間,猛然意識到:他的團隊將被載入史冊,不是因為英勇維護了新疆和平,而是因為助長了國際人權專家口中的「反人類罪」。第二十三章揭露,新疆已成「全世界壓迫性最強的高科技監控國度」,而華為「幫忙建起了這個國度」——智慧眼鏡、警用密錄器、虹膜掃描、聲紋資料庫,華為樂於扮演低調的供應商角色,為烏魯木齊警方建好約五千萬張人臉影像的資料庫。被外國記者逼問時,任正非只複述北京官方論調:「我不是政治人物,我也不研究政策。」

第二十二章則是這片陰沉中一抹明亮的對照——華為智慧型手機的勝利。任正非本來瞧不起賣手機這種「俗氣」生意(「華為不做手機,誰再講這種廢話,就讓誰下崗!」),但到二○一五年再也無法視而不見。華為砸重金行銷:簽下史嘉蕾·喬韓森、蓋兒·加朵、亨利·卡維爾代言,贊助阿森納等球隊,把廣告鋪到時報廣場與塞納河畔。作者一針見血地點出這場蛻變的諷刺:「一家向獨裁者與強人兜售電話交換機、海底電纜與監控設備的公司,正在柔焦鏡頭下,被重新塑造成一個有趣而時尚的品牌。」靠著旗下「榮耀」品牌的激進定價,華為二○一五年超越小米,二○二○年第二季更一度登上全球智慧型手機銷量第一。同章也寫了第二十二章那場 5G 的標準之戰——華為靠土耳其學者阿里坎的「極化碼」與全球學術合作,在雷諾的 3GPP 會議上與高通激戰到凌晨,最終雙方降噪技術都被採用,而華為一躍成為 5G 標準必要專利第一名。BT 的首席網路架構師直言:「眼下真正的 5G 供應商只有一家,那就是華為。其他人得加把勁追上來才行。」華為還為阿里坎辦了一場宮殿般的頒獎典禮,白手套侍從、紅毯、金色王座、巴黎鑄幣局打造的勝利女神金牌——任正非聽著阿里坎致詞時,「神情顯得有些動容」。

八、人質外交：孟晚舟事件的全程

第二十四到二十七章是全書的高潮,把開頭那一幕完整展開。第二十四章重建了拘押行動的細節:加拿大皇家騎警警員溫斯頓·葉奉命「不動聲色地」逮捕孟晚舟,FBI 為了「避免外界產生施壓的觀感」而留在現場之外。邊境人員盤問她近三小時、翻查貼著小熊維尼與馬卡龍貼紙的行李、沒收所有電子設備、把手機密碼寫在散頁紙上——這些程序瑕疵後來成了她律師的攻防焦點。盤問中,主管迪倫追問華為在伊朗的生意,孟晚舟先說「我不知道」,被頂回(他不信一家數十億美元公司的財務長會不知道)後,才承認華為在伊朗設有辦事處。孟晚舟透過丈夫給父親捎來一張紙條:「爸,他們是衝著你來的。請務必小心。」任正非仍決定照常飛往阿根廷,在杜拜轉機、避開西方國家:「如果我表現出害怕,所有人也都會害怕。」他的妻子熬夜守著、不時確認他是否已出中國國境。九天後,北京以間諜罪拘留兩名加拿大人康明凱(Michael Kovrig,前外交官)與斯帕弗(Michael Spavor,經營赴北韓旅遊團)——「兩名麥可」成了人質外交的籌碼。川普的國安顧問波頓後來說,川普其實事前就定期接受這項調查的簡報:「他知道這件事。這一點毫無疑問。」但川普在白宮耶誕派對上卻把孟晚舟稱為「中國的伊凡卡·川普」,還說如果有助於貿易協議,他可能會介入她的案子。孟晚舟最終獲准保釋,戴著 GPS 腳鐶,住進溫哥華那棟灰色大宅——她的「黃金牢籠」。保釋聽證上,她的律師把她描繪成一個樸實接地氣、四個孩子的母親,提交了一家人在公園草地、海灘漂流木旁的快照——與她平日出席工作場合的名牌洋裝形象判若兩人。

第二十五章寫貿易戰全面開打。二○一九年一月,美國司法部以罕見的高層陣容(司法部長、國土安全部長、商務部長、FBI 局長同台)宣布對華為與孟晚舟提出二十三項指控,稱犯罪活動「一路通到最高層」。檢方揭露了星通、卡尼庫拉等空殼公司的內幕(一名星通伊朗前員工說,辦公室裡所有同事都配戴華為工作證、用華為郵箱),以及那份從孟晚舟設備「未配置空間」復原的「建議談話要點」檔案——這意味著它曾被刪除又被復原。同章還揭露,把帳冊交給司法部、協助建立起訴案的,正是那家先前對華為示好提供融資的匯豐銀行(它有義務配合,源於二○一二年自己因違反制裁與司法部的過節)。任正非破天荒走進媒體鎂光燈,對川普只有讚美(「他是一位偉大的總統,因為他有膽量大幅減稅」),甚至稱讚彭斯與龐培歐「偉大」,希望奉承能換來轉圜——但沒這麼好運。同年五月,川普宣布電信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商務部對華為實施出口管制——這正是中興二○一六年面對的致命一擊。沒有美國晶片(高通、英特爾)、作業系統(Google Android、微軟 Windows),華為將難以製造產品。任正非傳閱一張二戰蘇聯轟炸機被打得千瘡百孔卻仍勉力飛行的老照片激勵員工。海思負責人何庭波發出罕見公開信:多年來偷偷打造的「備胎……全部轉正!我們多年來的血、汗與淚,一夜之間兌現。」牛津、柏克萊、史丹佛紛紛與華為切割研究合作。川普政府同時發動全球外交攻勢,推動各國把華為擋在 5G 之外;副國務卿克拉奇的銷售話術是「你的強度只取決於你最弱的那一環」「你們國民的個人資料值多少錢?……那是無價的」。美國最終靠施壓集齊了「五眼聯盟」全員,但歐洲(德國梅克爾、法國馬克宏)與多數開發中國家不買帳——因為換掉華為要多付一大筆錢、還會招來北京怒火。馬來西亞首相馬哈迪甚至直言:「華為愛怎麼監視就怎麼監視,反正我們也沒有祕密。」

第二十六章寫孟晚舟長達兩年半的引渡攻防。她的律師主張機場搜查違法、川普把她當貿易戰「籌碼」敗壞了司法程序、案子缺乏與美國的實質關聯。書中對照了兩組牢籠的殘酷反差:孟晚舟在溫哥華豪宅讀書、畫畫、辦十四人晚宴、上高檔店血拼;而兩名麥可在中國被單獨監禁、燈日夜不滅、兩年只獲准與家人通兩次/一次電話。作者也揭露了一個國內媒體不能報的關鍵細節:同樣在二○一八年十二月被拘留的,還有好幾名前華為員工——他們曾在同一個微信群組討論要把華為的伊朗證據捅給媒體。華為一邊抗議自家財務長遭不公拘押,它的高層卻毫不猶豫把抗議的員工關進牢裡。同章還寫了華為「維吾爾族告警」醜聞:賓州機構 IPVM 公布的華為內部互通性報告白紙黑字寫著「支援離線檔案維吾爾族告警:通過」「支援基於……種族……的辨識:通過」。一名華為丹麥高管看到報告後辭職:「這並不是『可能發生過』的事。這就是發生了。」

第二十六章還寫了一個對台灣讀者格外切身的場景:二○二○年五月,商務部把制裁再收緊一層——不僅禁止美國技術直接賣華為,也禁止出售任何「用美國技術製造」的晶片。這一刀正中華為要害:它雖能自行設計部分晶片,卻仰賴台積電(TSMC)生產。書中記下任正非與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的一次會面:兩人感嘆人生竟如此南轅北轍——同樣在戰亂動盪中度過早年,張忠謀一九四九年離開大陸赴哈佛,後來在台灣打造出全世界最先進的晶片製造商。「我們兩個人為什麼走上了不同的道路?」張忠謀若有所思地問。任正非答:台灣在向世界開放、發展技術上,都比大陸早了數十年。在制裁威脅下,台積電不能冒著失去美國技術的風險,對華為關上了大門。華為唯一的希望,只剩寄望中國本土的中芯國際(SMIC)以閃電速度學會生產先進晶片——一記孤注一擲的長傳。

第二十七章寫結局。二○二一年九月,拜登與習近平通電話後,孟晚舟與司法部達成延後起訴協議——承認誤導匯豐但不認罪,獲准返國。同一天,兩名麥可也飛離中國。從溫哥華飛深圳的班機大幅繞飛、避開阿拉斯加上空的美國領空,成千上萬人守在航班追蹤網站上看那個小飛機圖示橫越俄羅斯。孟晚舟換上緋紅洋裝走下深圳停機坪,受到英雄式歡迎,深圳最高的摩天大樓亮起「歡迎回家,孟晚舟」,小學生學習她苦難經歷的課文,外交部副部長宣稱她掙脫的是「霸權的枷鎖」。二○二二年她升任輪值董事長之一——儘管任正非再三發誓她不會是接班人(「我的接班人肯定會是個鬥士……孟女士是個經理人」)。在華為團隊眼中,她不再只是老闆嬌生慣養的女兒——「她為公司受過苦,把自己的身家性命都賭了上去。」在加拿大,人們爭論渥太華是否該替美國做這趟「髒活」;前情報官員直言:「我們替美國做了髒活。」前外長曼利更說,當時官員該施展點「巧妙的無能」,故意沒能逮到孟晚舟才對。

九、黑天鵝:一家依國家形象打造的公司

最後一章「黑天鵝」既是公司未來,也是全書的思想總結。二○二三年八月,華為悄悄推出 Mate 60 Pro,搭載一款透過中芯國際生產的國產 5G 晶片——儘管兩家都受制裁,而那些制裁本就是要阻止它們做出這麼先進的晶片。「沒有人能斷言這究竟是怎麼辦到的。」華為熬過了華府的一波波攻勢,撐得比任何人預期的都好,某些方面甚至更強了——但作者也誠實地下了判斷:「美國政府確實成功遏止了華為的崛起。」它不再年年破紀錄,不再向西方更深處擴張,失去了寶貴的西方研發合作。

本章最動人的,是萬潤南——那位一九八九年流亡法國的「中國 IBM」創辦人——在巴黎掀開的真相之罩。他回憶一九八○年代末某次飯局,國家安全部告訴他要派幹員到他公司國際關係職位上臥底,說這是「保護」。他說他知道當時北京其他幾家科技公司也收到同樣要求,而他不相信華為能逃過:「這是肯定的。電信是一個關乎掌控國家命脈的產業……在任何通訊系統裡,都有一個可以拿來竊聽的後端平台。」作者把這放在全書最後,作為對「華為是否替政府監控」這個無法被簡單回答的問題的最深一筆——因為各國政府(包括美國)都強制科技公司協助調查並保持緘默,真正的新變化是美中新冷戰改變了雙方的盤算:從「未經證實有罪即屬無辜」,變成澳洲前總理滕博爾說的「不是找到一把冒著煙的槍,而是看到一把已上膛的槍」。

全書最精彩的收束,是作者終於對「華為由誰掌控」給出大膽試答。她揭露華為的「持股員工代表」制度:幾十名代表名義上由員工投票選出,實際上多年穩定地由最有權勢的高層組成(任樹錄、任平、周代期、孫亞芳都長年在列),他們選出董事會,董事會永遠選任正非當執行長。這套制度「與整個國家的運作方式驚人地相似」——中共全國代表大會選中央委員會、政治局、常委、總書記,而最高領導人其實早在閉門協商時就定好了。集體治理刻意模糊了誰在做決策,德高望重的元老在幕後施展影響力,黨的紀律機制是讓每個人守規矩的有力棒子。最後一句點題:「華為,是一家依著它國家的形象而打造出來的公司——連同那個國家所有的可畏與缺陷,連同它所有的勇氣與詩意。」

十、值得一讀的理由

《華為帝國》最了不起的地方,是它的「平衡的不平衡」。竇伊文沒有把華為寫成單純的反派,也沒有替它漂白。她反覆用一個技巧:每當西方指控華為可能藏後門、可能替北京監控,她就立刻補上 NSA「射巨人」、思科被植入竊聽裝置、沃達豐的「直接存取」、IBM 賣打孔卡給納粹——提醒讀者,監控與後門是所有大國政府都在做的事,華為的問題與其說是它「做了什麼」,不如說是美中新冷戰下「沒有人能再信任對方不會做什麼」。但她也絕不為華為的具體罪證脫罪:伊朗空殼公司、員工被自家公司關進牢裡、「維吾爾族告警」的鐵證,她都攤開來寫。

這也是一本難得地把「個人」寫得有血肉的商業史。任正非的偏執、軍人氣派、滿口戰役格言、對接班的二十年焦慮;孟晚舟從「笨小孩」到財務長、從薰衣草田散文到「黃金牢籠」的轉變;陳珠芳像嚴厲祖母般的道德教化;孫亞芳那團國安部背景的迷霧——這些人物讓一部關於「管線」的書讀起來像小說。對台灣讀者而言,書中關於台積電、張忠謀與任正非那場「我們兩個人為什麼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的對話,以及華為靠中芯國際突圍的最後一搏,更是切身的觀照。

如果你想理解這個我們每天都生活在其中、卻看不見的「管線世界」——理解為什麼一家賣交換機的深圳小公司,會變成美中科技戰的震央;理解「歷史終結論」如何被一家不該存在的公司動搖——這本書是極好的入口。

本書關鍵觀念清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