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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級貨幣 Supermoney

亞當．斯密（Adam Smith，本名 George J. W. Goodman）著，周詩婷譯｜1972 年初版，2006 年新版 財經商業／總經投資類讀書報告

這是一本什麼書

先澄清一件容易誤會的事：本書作者「亞當．斯密」不是十八世紀寫《國富論》的那位經濟學家，而是美國財經記者喬治．古德曼（George Goodman）的筆名。他是《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雜誌的創刊編輯，主持過長壽的電視節目《亞當．斯密的金錢世界》，用一支犀利、幽默、充滿文學典故的筆，寫下一整個世代的華爾街群像。

《超級貨幣》（1972）是他暢銷書《金錢遊戲》（The Money Game）的續作。如果說《金錢遊戲》寫的是散戶的心理與瘋狂，《超級貨幣》寫的就是機構法人的社會行為——共同基金經理人、銀行信託部門、退休基金這些「大玩家」，如何在 1960 年代末的「沸騰年代」（Go-Go years）把股市炒到天上，又如何在隨後的崩盤裡摔得粉身碎骨。

這本書最為人津津樂道的一點是：它是華倫．巴菲特第一次被寫進大眾書籍。1970 年，巴菲特還只是奧馬哈一個沒沒無聞的人物，出了內布拉斯加州幾乎沒人聽過他。古德曼因為班傑明．葛拉漢的引介去採訪他，把這段相遇寫進書裡——於是這本書成了「第一本看見巴菲特價值的長銷經典」。書中還帶他上了電視，是巴菲特生平第一次上鏡頭。

古德曼採用當年新潮的「新新聞主義」寫法：第一人稱敘事、大量對話、用一個個有血有肉的角色把抽象的金融現象戲劇化。所以這本書讀起來不像教科書，更像一部由記者親歷、夾敘夾議的金融黑色喜劇。但在趣聞底下，它處理的是極其嚴肅的主題：什麼是財富？金融體系到底建立在什麼之上？當認知與現實脫節，會發生什麼事？

一、核心概念：什麼是「超級貨幣」

「超級貨幣」（Supermoney）是古德曼自創的詞，也是全書的核心洞見。他半開玩笑地把它稱為「M3」，接在經濟學課本的 M1、M2 之後。

他的核心論點是：你的薪水是「錢」，但股票是「超級貨幣」。舉個他書裡的例子：兩位小兒科醫師，每年合賺 10 萬美元，這是「錢」。可是當他們把診所包裝成公司、以 30 倍本益比上市，稅後淨利 5 萬美元一乘，公司市值就變成 150 萬美元——他們的淨財富一夜之間從「一支聽診器加一罐棒棒糖」暴增到 150 萬。這 149 萬的差額，古德曼說，「就像聯準會印的鈔票一樣」，是憑空創造出來的新財富。

這個概念有幾層深刻的社會意涵：

  1. 超級貨幣拉大了貧富差距。領死薪水的人（困在 M1）再怎麼加班也追不上握有超級貨幣的人（M3）。因為「超級貨幣的複利太完美了」——古德曼說，洛克斐勒家族也許比你聰明，但他們和你之間「聰明才智的差距，遠遠小於他們的貨幣和你的貨幣之間的距離」。

  2. 它解釋了美國企業的行為邏輯。每個小企業主的終極夢想，都是把家族事業「變現成超級貨幣」——不是靠經營賺現金，而是靠上市或賣給大企業，把資產一次換成高倍數的股票。他舉了一連串生活中的例子：培珀莉農場麵包坊變成金寶湯的股份、達能優格、卡夫乾酪……你的廚房裡到處是「超級貨幣史」的痕跡。

  3. 它是稅法催生的。因為稅法對「資本利得」課的稅遠低於「勞動所得」，所以整個社會被誘導著把一切都變成「一種可以資本化的事物」。古德曼諷刺地說：你寫一首詩，賣掉永遠算收入、課最高稅；但如果你把詩當財產轉手，就變成資本利得。「稅法賦予某一類事物以溢價出售的種種特權。」

超級貨幣還被用來反問一個更大的問題：一株 500 歲的加州紅杉被砍倒，在 GDP 裡記為「增加」，但少了一株紅杉卻沒有扣除。金融數字衡量的「財富」，和一個社會真實的財富與福祉，到底是不是同一回事？

二、沸騰年代與它的崩塌

要理解這本書，得先理解它描寫的時代背景。1960 年代初到 1968 年，美國股市經歷了一場後來被稱為「沸騰年代」的大多頭。這是一個由「概念」和「趨勢」驅動的市場——投資人只要聽到一個動聽的故事、看到亮眼的每股盈餘（EPS），就把股價炒上天，本益比動輒上百倍。

那個年代的明星是「績效基金」（performance funds）和它們的搖滾巨星經理人。書中反覆提到蔡至勇（Gerald Tsai）——這位華裔基金經理人在富達創下驚人績效後自立門戶，他的曼哈頓基金 IPO 一舉吸金 2.5 億美元，被《新聞週刊》吹捧為「共同基金之王」。1963–1968 年間，最激進的「最大資本收益基金」平均報酬率高達 285%，是保守基金的兩倍多。

古德曼一針見血地指出了這場狂熱的病根：認知凌駕於現實。企業盈餘可以「膨風」——把加速折舊改成直線折舊、調整存貨估值、把研發費用資本化、玩弄退休基金……「一切都是為了股價，而不是為了經濟現況。」而會計師默不作聲，讓遊戲繼續。當時最權威的會計師事務所安達信的榮退董事長史派西克幾乎是唯一公開反對的人：「財報是在玩輪盤賭博。」他的警告無人理會。（讀到這裡，熟悉後來安隆案、安達信垮台的讀者會不寒而慄——歷史真的會押韻。）

然後是報應。沸騰年代在 1968 年畫下句點，1973 年初遊戲徹底結束。接下來兩年，積極型基金平均下跌近 50%，蔡至勇的曼哈頓基金創下整個產業最慘的八年紀錄——投資人累計虧損 70%，基金資產縮水到只剩原本的 10%，最後幾乎消失在股市歷史的垃圾桶裡。

而在這場機構法人的豪賭底下，是無數小散戶的血淚。古德曼用一整章、透過一個叫「小散戶勞勃」（Odd-Lot Robert，指每次交易不到 100 股的人）的角色，畫出這群人的心理素描——這是全書最溫柔也最辛辣的一段。勞勃買什麼賠什麼（「我的布萊恩．洛伊德股票從 6 美元跌到 1 美元」），佣金高到離譜（買賣 200 股、400 美元的單，來回被抽走超過 10%——「以往賽馬只抽 17%，而且起碼是政府收走」）。他曾因為天天在報上看到券商倒閉而恐慌，編了個「律師要我拿到股票才能立遺囑」的謊，把紙本股票討回家，藏在襪子抽屜下，每次拿襪子都被「這些不中用的玩意」倒胃口。他明知該退場（「我太太要我從股市抽身」），卻放不下——「要是無法看著股票帳面價值上漲，我會很想念它，我人生有一部分的享受就消失了。」

古德曼藉勞勃點破了散戶的結構性劣勢：資訊落後、佣金被剝、跟著大戶追高殺低；而更深的是一種心理沉迷——股市對勞勃早已不只是賺錢工具，而是「人生的一部分享受」。他冷冷地說，我們有全世界最精密的追蹤價格的機器，但這就像「俯身看水牛的足跡然後說：是的，有許多水牛經過這裡」——我們能精確衡量價格，卻幾乎不了解價格背後那個活生生的人。這正是《金錢遊戲》以來古德曼一貫的洞見：股市歸根結底是心理學，情緒的影響「不比水牛足跡更少」。（有趣的是，本書一再點到人的非理性，而數十年後特沃斯基與康納曼的「展望理論」、行為經濟學才用學術方式證實了這一點——古德曼可謂春江水暖鴨先知。）

三、1970 年的資金緊縮：金融體系的瀕死時刻

本書最精彩、也最有價值的部分，是古德曼對 1970 年「資金緊縮」（Crunch） 的第一手記述。這是一段大眾投資人往往不知道、但差點釀成第二次大蕭條的歷史。

故事的核心是商業票據（commercial paper）危機。當時銀行銀根緊縮，美國企業轉而大量發行商業票據——本質上就是短期借據——來週轉。從 1966 到 1970 年，未償還的商業票據翻了四倍，逼近 400 億美元。企業財務主管和地方銀行搶著買，因為利息比國庫券高一點，而且大家都「以為所有票據都是安全的」。

然後，1970 年 6 月，全美第六大企業、最大的鐵路公司賓州中央（Penn Central）破產了。它有 2 億美元的商業票據無法償還——瞬間變成壁紙。迪士尼賠掉 150 萬、美國運通賠掉 480 萬。

真正的恐怖在於連鎖反應：一旦投資人被燙到（古德曼用馬克吐溫的比喻：貓被熱爐燙過一次，之後連冷爐都不敢坐），就再也不會去買任何商業票據。可是還有 400 億美元的票據正逐日到期——這 400 億要從哪裡生出來?股市躺平、債市混亂、銀行的錢都借光了。一位大銀行的經濟學家站在雜貨店裡讀報，心想：「這可能是另一起安斯塔特信貸銀行」——那家 1931 年倒閉、觸發全球大蕭條的奧地利銀行。

拯救體系的，是聯準會扮演「最後貸款人」（Lender of Last Resort） 的角色。書裡有一個令人難忘的場景：那個週末，紐約聯邦準備銀行的代理總裁威廉．特萊柏，把一張打牌用的小桌和一具電話搬到康州農舍的餐廳（農舍只有一條電話線），一整個週末不停打電話給紐約每一家大銀行的首長。週一，十二家聯邦準備銀行同時撥電話給體制內所有銀行——大城市的、小鎮的——傳達同一個訊息：「如果有任何人來借錢，給他貸款。然後你的錢借光了，來找我們，我們保證你有錢放款。」

古德曼用他一貫的幽默把緊張感戲劇化：他想像著要是聯準會官員家裡的青少年一直占著電話線怎麼辦？書中甚至插入一段家長打電話找不到人、只能跟小孩提米討價還價（「你想要亞瑟．伯恩斯的親筆簽名照嗎？」）的荒誕對話。但在笑聲底下，是一個嚴肅的認知：這個看似堅不可摧的金融體系，其實脆弱得可怕，它的存續一度懸於幾通電話之間。

而幾乎與資金緊縮同時，華爾街還經歷了另一場「因為自身管理不當而幾乎崩潰」的危機——券商的後台作業危機（1970 年 9 月的股票經紀人），這段古德曼寫得同樣精彩，也同樣揭露了金融體系的脆弱。

危機的核心，荒謬地繫於「一張紙」——實體的股票憑證。沸騰年代裡券商拚命衝「產物」（production，也就是「開票」writing tickets），到處開分行、雇一堆「打發時間的家庭主婦、考不上的會計師、輟學的鋁鍋銷售員」瘋狂打電話拉客。交易量爆炸，但後台仍用一百多年前的手工方式登記與交割——古德曼有一個絕妙的比喻：整個華爾街就像一輛有真皮座椅、後座彩色電視的豪華轎車，「車蓋底下卻是六隻噴汗的松鼠在跑步機上奔跑」。結果是「交割失敗」（fails）的金額一度高達 40 億美元——沒有人找得到那些股票；1971 年更有價值 5 億美元的證券憑空被偷（犯罪集團與監守自盜都有）。

商學院出身的合夥人們的「解方」讓事情雪上加霜：他們聽顧問的話急急上馬昂貴的 IBM 電腦系統，卻沒做好準備、還把舊紙本資料全丟了——「這就是你公司破產的起點，電腦搞砸了一切。」古德曼還幽默地觀察到一個社會學細節：券商人員繫寬版領帶、住曼哈頓，電腦人員繫窄版領帶、住布魯克林搭地鐵——兩群人根本不交談，難怪系統整合失敗。這場危機嚴重到證券市場一度必須每週停止交易一天、還限制每日交易時數；證交會主席事後以最強烈的措辭寫道：「這些情形不允許再度發生。」

戲劇的高潮是券商海登史東（Hayden, Stone） 的瀕臨清算。它混亂到「你從牆上撕下壁紙寄過去，就會收到錢」。證交所深怕它一倒會引發連鎖反應：9 萬名客戶帳戶凍結、拖垮數十家往來券商、引發史無前例的「券商擠兌」，甚至逼得共同基金被迫拋售 500 億美元的持股——「他們要把股票賣給誰?」一位證交所官員對古德曼坦言：「我苦思良久，我們可能不得不關閉交易所。」而拯救全局的關鍵，竟是說服海登史東 108 位票據持有人中最後一位堅決不簽字的人——奧克拉荷馬商人傑克．高森。併購方包下一架里爾噴射機連夜飛去徹夜勸說，高森說「他們用整列火車的社會責任勸說我」，直到清算宣布前五分鐘才點頭。這一幕再次印證了全書的主旋律：看似堅不可摧的金融體系，其實脆弱得驚人，這也解釋了為什麼那個年代有那麼多投資人留下新的創傷。

四、巴伯森的「失敗團體治療」

書中有一章題為〈為 1,500 名投資專業人士舉辦的失敗團體治療〉，記述了古德曼親自主辦、主持的一場歷史留名的場景。

在大熊市最慘的一年之後，他把 1,500 名信託經理和基金經理人聚在一起，本意是讓這些「昔日的贏家」有機會「一起告解他們犯下的重罪，做個心理贖罪」。結果實際懺悔的人寥寥無幾——直到他點名了大衛．巴伯森（David Babson）。

巴伯森是一位脾氣火爆、抗拒潮流的新英格蘭人，領導全美第六大投顧公司，信奉「努力工作與常識」。他站起來，透過眼鏡瞪著台下的專業人士，宣讀了一份「惡棍清單」——一檔檔曾被吹捧、股價卻從天堂跌到地獄的股票（142 跌到 14、68 跌到 3、46 跌到 2……），並列出十一種「罪犯」：跟管理層勾結、把不是盈餘的盈餘算成利潤的會計師；把退休基金當「餅乾罐」的財務長；用盡花招捏造紙上績效、「冀望一夜致富」的基金經理人；忘了職業操守、淪為說謊家的證券分析師。他總結道：「你們當中有一些人，應該離開這一行。」

台下鴉雀無聲，沒有人鼓掌。有人問他：「你能講一個你自己犯過的錯嗎?」巴伯森想了想，說如果努力挖是能找出幾個，但沒有嚴重的——他的基金花了七年才成長為兩倍（別人只花幾個月），但當別人煙消雲散時，他屹立不搖。

這一章的意義在於：它濃縮了本書的道德核心——在一片投機狂熱中，堅守常識與紀律的人看似落伍、跑得慢，卻是唯一活下來的人。古德曼自己也承認，巴伯森的清單「數十年過去，幾乎沒有一項過時」。

五、瑞士銀行的鬧劇：4,000 萬美元是怎麼蒸發的

書中有一整章，是古德曼用第一人稱講述他自己的一筆投資如何血本無歸——讀來像一部黑色喜劇，也是全書「新教倫理是否已流失」這條暗線最生動的註腳。

1970 年 9 月，古德曼在《華爾街日報》一則不起眼的報導裡讀到：瑞士巴塞爾的聯合加州銀行（United California Bank）虧損可能高達 3,000 萬美元。「瑞士分行?聯合加州銀行?是我的銀行!」——他持有這家未上市銀行的一大塊股份，自認是他「做過最穩健、最安全的投資」。他半自嘲地說，一個美國男士拿到一年的意外之財，本可以買遊艇環遊世界、買獵槍去肯亞打大象、買一支職業足球隊——「我都沒有，我只能買瑞士銀行。」畢竟，還有什麼比一家瑞士銀行更安全?這就像「跟皇后郵輪合夥擁有一艘船，鐵達尼號是不會沉的」。

他撥通巴塞爾的電話，被告知美籍總裁保羅．厄德曼（Paul Erdman）已經離職。厄德曼在家中電話裡輕描淡寫地說：交易帳戶出現 3,000 萬美元虧空，是一位商品交易員賠掉的。古德曼難以置信：「我見過賠掉 1,000 萬、甚至 2,000 萬的人。但賠掉 3,000 萬絕無可能。」——可是就是賠了，最後數字更接近 4,000 萬美元，而這家銀行的資本還不到 900 萬。

事情的荒謬還在後頭。與美國銀行不同，瑞士的銀行可以自營交易；而瑞士的司法也「很瑞士」——巴塞爾警方把厄德曼和所有在境內的銀行董事全部逮捕入獄。厄德曼在單獨監禁中關了十個月，罪名是「涉嫌對銀行不忠實經營」（Verdacht der ungetreuen Geschäftsführung），古德曼說他太太海莉告訴他，在瑞士這條罪「比謀殺還嚴重」——書裡冷冷地對照：隔壁牢房一個用鈍器打死喋喋不休妻子的男人，判五年、因表現良好一年半就出獄（「在瑞士幾乎人人都能因表現良好減刑，因為幾乎每個人都表現良好」）。

而作為小股東的古德曼，打了 31 通電話給聯合加州銀行董事長法蘭克．金恩，對方一次都沒回。他的結論是：「大難來時，銀行家就緊閉上嘴。」母公司西方銀行集團是上市公司、家大業大，一筆 1,000–2,000 萬的虧損「對做生意無大礙」，股價當天甚至先跌後漲；但像古德曼這樣的「菜鳥合夥人」，股票憑證的最大用處就是「成為壁紙」。（歷史的彩蛋：那位在瑞士坐牢的厄德曼，出獄後把這段經歷寫成了金融驚悚小說，從此成為暢銷書作家——這是後話。）

這一章的鋒芒指向一個嚴肅問題：連以嚴謹、誠信著稱的瑞士銀行都能這樣揮霍崩盤，那個「把處理金錢視為一份高尚神職呼召」的新教倫理，是不是早已流失?「大部分的習慣都維持住，但新教倫理流失了。」

六、大師的教誨：葛拉漢與巴菲特

如果說本書有一個「正面英雄」的板塊，那就是〈肯定有人做對了：大師的教誨〉這一章，以及新版作者序裡巴菲特與葛拉漢的故事。這也是這本書之所以成為投資經典、被巴菲特迷奉為必讀的原因。

故事的起點是：退休後住在南法、以翻譯希臘拉丁經典為樂的班傑明．葛拉漢（Benjamin Graham），寫信給古德曼，希望他協助編修《智慧型股票投資人》新版。葛拉漢說：「我只放心讓兩個人來做這件事，一個是你，另一個是華倫．巴菲特。」古德曼的反應很自然：「誰是華倫．巴菲特？」——這句話後來成了本書的傳奇開場。

葛拉漢被古德曼稱為「我們這一行的教父」，因為「在他之前沒有這個職業，在他之後才有人這樣稱呼這一行」。他 1914 年來到華爾街，二十年後出版了奠基之作《證券分析》，其核心信念是安全邊際（margin of safety）——他 1949 年寫道，他無法買進 IBM，因為它的股價讓「真正的投資必須要有的安全邊際」行不通。

而巴菲特的可貴，正在於他「以另一個世代的投資理念」取得同世代最好的成績。當紐約的殺手級經理人們在奧斯卡餐廳喝酒、回辦公室盯著閃爍的行情機、咬指甲吃鎮定劑時，巴菲特在奧馬哈沒有報價機、沒有行情指示器、沒有科技股、沒有「投資概念」，只有「純粹的班傑明．葛拉漢」——安靜、簡單的股票，還能留大把時間陪孩子、玩手球。

書中記錄了巴菲特一系列如今已成經典的觀念與比喻：

書裡還有他親手寫在橫格小本子上的三條投資原則：(A) 根據價值而非熱門程度挑選標的；(B) 把本金永久虧損的風險降到最低；(C) 我和妻小把大部分淨資產都投入合夥公司（與投資人風險共擔）。他也示範了經典的「勤奮」——為了判斷印第安納州收費公路的債券該不該買，他親自開車走完整條公路，再去翻閱公路部門的維護報告。

新版序寫於 2000 年代，古德曼補記了後來的巴菲特：仍住在法南街那幢 1958 年買的房子、仍每天去同一間辦公室、奧馬哈波克夏年會像「資本主義的胡士托音樂節」湧入上萬人。在達康泡沫（dot-com bubble）期間他依舊冷靜——他說如果讓他教一堂投資課，他會問「你如何為一家網路公司估值?」，然後不管學生怎麼回答，「統統當掉」。

七、貝他值狂熱：當量化想取代判斷

本書後段有一章〈貝他值風潮〉，是全書對現代金融學術最尖銳、也最有預言性的一段觀察。

大崩盤讓專業人士陷入自我懷疑：既然基金經理人的判斷「對錯一樣多」、結果只是「一貫性的平庸」，那為什麼要付錢請他們?一個念頭於是誕生：也許可以把「風險」量化，這樣就不必依賴人的判斷了。

於是有了「貝他值狂熱」（beta cult）。古德曼扼要地追溯了它的學術源頭——馮紐曼與摩根史坦的賽局理論、馬可維茲（Harry Markowitz）證明分散投資可降低風險的開創論文、夏普（William Sharpe）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CAPM）——貝他值用報酬率的變異性來衡量一檔股票相對大盤的風險（大盤定義為 1.0）。一夜之間，十幾家華爾街機構推出「貝他值衡量服務」，在報上登全版廣告，數學和電腦人員又吃香起來。

古德曼對這股狂熱抱持深刻的懷疑，而他的懷疑至今讀來依然犀利：

他甚至用一段辛辣的白描來嘲諷貝他值研討會的空洞：主持人問「這是否回答了你的問題」，提問者答「沒有」；而他自己則在筆記本上畫鴨子、畫小船，最後問一位貝他值專家「你對大盤有何看法?」，對方答:「我的錢全在儲蓄帳戶裡。」

古德曼的結論很平衡：貝他值會是個「好用的工具」，是說明投資組合的便捷方式，最終會被整合進現有系統——但它假設「周一和周五沒有太大的不同」，而歷史一再證明，這個假設在關鍵時刻並不成立。

八、後記：新教倫理與那個「另一個國家」

本書的收尾轉向一個出乎意料的角度。古德曼跑到俄亥俄州羅斯敦市——通用汽車耗資 2.5 億美元打造、當時全世界最自動化的維加（Vega）汽車裝配線所在地——鑽進公路邊的「粉紅大象酒吧」，請工人喝啤酒、跟他們聊天。他自稱在做一場「資金管理的宏觀分析」：管錢的人戴著綠色遮光眼罩問「今天世界運行得如何?」，但他們真的知道嗎?

他關切的核心問題是：驅動美國生產力的「新教倫理」（Protestant ethic）——那種把工作視為天職、勤勉自律的精神——是不是已經人間蒸發了?羅斯敦裝配線後來果然爆發了著名的勞工怠工與異化事件。而在瑞士銀行那一章，他也諷刺地觀察到：連以嚴謹著稱的瑞士，銀行家也會把 4,000 萬美元揮霍到破產——「大部分的習慣都維持住，但新教倫理流失了。」

與此並置的，是聯準會主席亞瑟．伯恩斯（Arthur Burns）在國會的證詞。這位白髮、抽菸斗、令人敬重的主席不得不承認：「老派的補救措施」——他手上唯一的工具，債務槓桿——可能起不了作用了。「我們系統的反應機制出了問題。混亂的局勢在人們心中留下心理印記……唯有生活能安穩一陣子，古典經濟政策才會比較有機會起作用。」古德曼於是點出全書最深的憂慮：問題也許不在金融技術，而在金融賴以運轉的那個社會與心理基礎，正在鬆動。

九、Bogle 的導讀：跨越三十年的迴響

2006 年新版請來了指數型基金之父、先鋒集團（Vanguard）創辦人約翰．柏格（John Bogle）寫導讀，這篇導讀本身就極有分量。

柏格的角度很獨特：他不是旁觀者，而是沸騰年代的當事人與受害者。他坦承自己當年也被「海妖的歌聲」誘惑，在 1966 年主導威靈頓（Wellington）與一群激進的績效派經理人合併，一度風光宣布「我們是第一名」——結果在 1973–1974 年的大熊市裡，旗下基金淨值腰斬，他本人被新合夥人趕出「他以為是他的」公司。

但柏格說「人生是公平的：我犯了大錯並付出高昂代價」。這場慘敗直接催生了他的覺悟：共同基金為什麼要聘外部公司來管理、賺走股東的錢?他要建立一種真正「共同」、由持有人自己擁有、以最低成本運作、專注總體市場而非熱門類股、宣揚長期投資的結構——1974 年 9 月，就在崩盤的分娩痛苦中，先鋒集團誕生了。（他隨後創立了世界第一檔指數型共同基金。）

柏格用這本書提醒讀者：歷史會押韻。他把沸騰年代和 1990 年代末的達康泡沫並置——同樣的積極基金高報酬、同樣的資金蜂擁、同樣的散戶最後才跟風、同樣的股價腰斬 50%。他在 2000 年 3 月（正好是那波泡沫的最高點附近）警告投資人：股票殖利率只剩 1%、本益比 32 倍、股市總值逼近 GDP 的 200%——「大牛市裡被遺忘的風險」。他引用羅馬人加圖、哲學家桑塔亞納（「無法記住過去的人註定重蹈覆轍」）、馬克吐溫（「歷史或許不會重演，但會押韻」）——一再叩問同一件事：人類為什麼總是忘記教訓?

評價：為什麼一本半世紀前的書值得讀

《超級貨幣》的迷人之處，在於它同時是一流的財經寫作、一手的金融史料，和一則歷久彌新的寓言。

它的價值不在於提供操作方法（它幾乎不給任何「怎麼買股票」的建議），而在於讓你認清金融市場的本質：市場的漲跌歸根結底由「希望、貪婪與恐懼」驅動——正如柏格總結的，「沒有『新典範』。希望、貪婪與恐懼構成了股市永恆的典範」。每一輪泡沫都自以為「這次不一樣」，但成因和結局驚人地重複。而在每一輪狂熱裡，堅守價值與常識的少數人（巴伯森、葛拉漢、巴菲特）看似落伍，卻是唯一活著走出來的人。

對台灣讀者來說，這本書尤其有幾層意義。其一，它是理解巴菲特思想源頭的第一手文獻——「股票是企業的一部分」「安全邊際」「等好球才揮棒」「市場來服務你而非指揮你」，這些日後被無數投資書引用的觀念，在這裡是以最鮮活、最未經修飾的方式呈現。其二，它記錄的 1970 資金緊縮，是理解中央銀行為何、以及如何扮演「最後貸款人」 的絕佳案例——這在 2008 年金融海嘯、乃至近年的金融事件裡一再重演。其三，它對「貝他值狂熱」的懷疑，預示了往後半世紀「主動 vs 被動」「判斷 vs 量化」的長期辯論。

必須提醒的侷限是：本書寫於 1972 年，充滿了那個時代美國的人名、機構、俚語和典故（大量的洋基棒球比喻、電視節目梗、拉丁文引語），中譯本雖已盡力加註，但沒有一點金融史背景的讀者仍可能覺得門檻不低、節奏跳躍。它也不是一本結構嚴整的論述，而是記者式的、片段的、夾敘夾議的觀察集。但正是這種「在場感」，讓它保留了教科書無法給予的溫度——你彷彿真的坐在 1970 年那個資金即將告罄的週末，聽著聯準會的電話一通一通撥出去。

放在投資思想史的座標上看，《超級貨幣》處在一個關鍵的分水嶺位置。它同時記錄了兩條日後主宰投資界的路線在 1970 年代初的萌芽：一條是價值投資——葛拉漢與巴菲特代表的「股票是企業、要有安全邊際、市場來服務你」的傳統；另一條是量化與被動投資——馬可維茲、夏普的現代投資組合理論、效率市場假說、以及柏格從這場崩盤的灰燼中催生的指數型基金。有趣的是，古德曼對這兩條路線的態度並不對稱：他對價值投資的大師充滿敬意（把葛拉漢奉為「教父」、對巴菲特近乎傾倒），對貝他值狂熱則充滿懷疑與嘲諷。但歷史後來的發展是——這兩條他分別致敬與嘲諷的路線，最後都成了投資界的主流：巴菲特成為史上最偉大的投資人，而柏格的指數基金成為多數散戶最好的選擇。這正是這本書耐人尋味之處：它站在故事開始的地方，記下了所有後來的伏筆。

一句話總結：這是一本用喜劇的筆調寫成的悲劇，也是一本讓你在下一次泡沫來臨時，或許能多一分清醒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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