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報告:萊因哈特與羅格夫《這次不一樣:八百年金融危機史》(This Time Is Different)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卡門·萊因哈特(Carmen M. Reinhart)與肯尼斯·羅格夫(Kenneth Rogoff)著,2009 年出版。本報告據書庫的繁體中文版製作(原檔為英文 EPUB,全書 17 章+附錄已翻譯為繁中;附錄資料表、註釋、索引保留英文)。
開篇:把「這次不一樣」變成可被數據打臉的硬事實
2009 年,當源自美國次貸的金融海嘯仍在全球肆虐之際,兩位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與肯尼斯·羅格夫,出版了這本副標題格外霸氣的書——「八百年金融愚行史」。他們開宗明義就把全書的核心訊息壓縮成一句近乎挑釁的話:這一切,我們都經歷過。 無論最新一波金融狂熱看起來多麼新穎,它與歷史上的過往總有著驚人的相似。
這本書的革命性,不在於這個觀察本身——金德伯格《瘋狂、恐慌與崩盤》早用敘事講過類似的故事——而在於它第一次用量化的方式,把這個直覺變成可以被數據檢驗、製成表格的硬事實。兩位作者像考古學家一樣,從 66 個國家、回溯逾 800 年挖出物價、匯率、利率,尤其是最難捉摸的政府債務數據,建立起一座空前的金融危機資料庫。由此他們提煉出幾個貫穿全書、後來廣被引用的概念:「這次不一樣」症候群(每代人都相信舊規則已不適用)、債務不耐(新興市場在很低的債務水準就違約)、連續違約(賴帳是慢性病而非偶發)、被遺忘的國內債務、不分貧富的銀行危機,以及那組著名的危機餘波數字——嚴重金融危機後房價平均跌 35%、股價跌 56%、失業率升 7 個百分點,而政府實質債務暴增約 86%(主因是稅收崩塌而非銀行紓困)。
這本書在書庫裡是「金融危機與歷史記憶」這條線的扛鼎之作。它與《跟著肯恩費雪洞悉市場》是一體兩面——後者講「市場有記憶、人卻健忘」,本書則用 800 年數據證明「這次不一樣」是英語裡最貴的一句話;它與《金融狂熱簡史》(金融記憶極短)、《貨幣崛起》(金融演化史、債券馴服政府)、《變化中的世界秩序》(達利歐的長期債務大週期、儲備貨幣興衰)彼此呼應;而它筆下「這次不一樣」症候群的代表人物之一葛林斯潘、以及被它檢視的「全球儲蓄過剩」說,又恰好把《柏南克談聯準會》的決策者視角擺到了被告席上。以下分三節展開。
一、八百年的教訓:「這次不一樣」症候群與債務不耐
二〇〇九年,當源自美國次貸的金融海嘯仍在全球肆虐之際,兩位經濟學家卡門·萊因哈特與肯尼斯·羅格夫出版了一本副標題格外霸氣的書——《八百年金融愚行史》。他們開宗明義就把全書的核心訊息壓縮成一句近乎挑釁的話:「這一切,我們都經歷過。」無論最新一波金融狂熱看起來多麼新穎、多麼與眾不同,它與其他國家、與歷史上的過往經驗,往往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這本書真正的革命性,不在於這個觀察本身——畢竟金德伯格一九七八年的《瘋狂、恐慌與崩盤》早已用敘事的方式講過類似的故事——而在於它第一次用「量化」的方式,把這個直覺變成可以被數據檢驗、甚至被製成表格與圖表的硬事實。
一座橫跨六十六國、八百年的金融危機資料庫
萊因哈特與羅格夫所做的,與其說是經濟學,不如說更像考古學。他們花了多年時間,從非洲、亞洲、歐洲、拉丁美洲、北美與大洋洲六十六個國家、回溯逾八百年(最遠可上溯到十二世紀的中國與中世紀的歐洲)挖掘出物價、匯率、利率、出口、國民所得,尤其是最難以捉摸的政府債務數據。這個樣本約占今日世界 GDP 的九成。在此之前,關於債務與違約的學術和政策文獻,絕大多數結論都建立在一九八〇年以後的數據上——純粹因為那段資料最容易取得。兩位作者尖銳地指出這種「短視」的危險:金融危機的週期動輒長達數十年,而一份只涵蓋二十五年的資料集,根本無法讓人對風險形成充分的觀照。畢竟,在二十五年的數據裡,研究者只有四分之一的機率能撞見一次「百年一遇的洪水」。要認真思考這類稀有事件,就非得彙整橫跨數個世紀的數據不可。
為了讓跨國、跨時代的比較成為可能,他們先替各類危機畫下盡可能量化的界線。通膨危機以年通膨率達 20% 為門檻(另把超過 40% 的極端案例單獨檢視);貨幣崩潰定為一年內對美元貶值 15% 以上;在金屬鑄幣的年代,現代通膨的前身則是「貨幣減值」——君主刻意削減錢幣的金銀含量,含量減少 5% 即計入。至於銀行危機、外債違約與國內債務違約,因為缺乏連續的長期序列,只能以「事件」來界定:銀行危機以擠兌或重要金融機構被關閉、合併、接管為標記;主權違約則定義為政府未能在到期日(或寬限期內)支付本息,或事後以對債權人更不利的條件重整。這些定義看似枯燥,卻是支撐全書數據可信度的地基。光是一八〇〇至二〇〇九年間,他們就清點出至少二百五十次主權外債違約,以及超過六十八次國內公共債務違約。
「這次不一樣」:一再重演的五幕悲劇
全書書名所凝聚的,是作者眼中史上「最昂貴、也最常被一再給出」的投資建議——它源自一種「這次不一樣」的認知。這套症候群的本質很簡單:人們深信金融危機是發生在別人身上、別的國家、別的年代的事,不會發生在我們身上、此時此地。我們把事情做得更好了,我們更聰明了,我們已從過去的錯誤中記取教訓,舊有的估值法則不再適用——眼前這場榮景,是建立在穩健基本面、結構性改革、技術創新與良好政策之上的。故事大抵都是這麼說的。
而歷史一次又一次證明,故事的結局大抵也都一樣難堪。作者把過去一個世紀的幾幕悲劇並排陳列,讓「這次不一樣」的台詞顯得格外諷刺。一九二〇年代,人們相信世界大戰永不再來、政治穩定與全球成長將無限期延續、開發中國家債務又輕——結果一九二九年的股災揭開大蕭條,引爆史上最大的一波違約浪潮。一九八〇年代,人們相信大宗商品價格強勁、石油美元正被銀行妥善「回收」轉貸、由單一銀行承貸更能監督資金用途——結果墨西哥在一九八二年違約,緊接著十多個新興市場骨牌般倒下。一九九〇年代,人們相信亞洲財政保守、儲蓄率高、貨幣準釘住美元,「亞洲從不發生金融危機」——結果一九九七年的信心危機讓韓國、印尼、泰國被迫向 IMF 求援。同一時期的拉丁美洲,人們則相信這次借的是「債券債」而非「銀行債」,分散的債券持有人讓重新談判幾無可能、違約因此更難發生——作者忍不住提醒讀者注意那座鐘擺,如何在「債券較安全」與「銀行較安全」兩種信念之間來回擺盪。最後一幕,就是二〇〇〇年代末的美國本身:人們相信全球化、科技榮景、更優越的金融體系、更精深的貨幣政策,加上債務證券化這項「創新」,足以保證美國絕不會淪落到新興市場那般田地。房價翻倍、股價飆漲,全由創紀錄的對外舉債推動——而本書墨跡未乾,答案就已揭曉。
債務不耐與連續違約:慢性病而非偶發症
如果「這次不一樣」是這套悲劇的心理引擎,那麼「債務不耐」(debt intolerance)與「連續違約」(serial default)就是它一再上演的結構性病灶。所謂債務不耐,指的是許多新興市場在外債水準照先進國家標準看來相當可控時,就已陷入極度困窘的現象。歐洲《馬斯垂克條約》把政府債務對 GDP 的安全門檻訂在 60%,但新興市場的違約往往發生在遠低於此的水準:一九八二年的墨西哥違約時,債務對 GNP 比率只有 47%;二〇〇一年的阿根廷不過略高於 50%。作者統計一九七〇至二〇〇八年間中等所得國家的違約,發現債務超過 GNP 100% 才違約的案例只占 16%,超過半數的違約發生在 60% 以下,甚至有近兩成發生在 40% 以下。換言之,安全的債務門檻高度取決於一國的違約與通膨「前科」。決定一國違約與否的,通常是還款「意願」而非還款「能力」——這也是為什麼花旗前董事長瑞斯頓那句「國家不會破產」,會在一九八〇年代違約大潮前夕顯得如此愚蠢。
債務不耐的根源,在於制度薄弱、政治分裂與缺乏信用紀錄,使得對外舉債成為政府迴避「加稅」或「縮支」這類艱難抉擇的誘人捷徑。而它最直接的後果,就是連續違約——同一個主權國家對其債務反覆、慢性地賴帳,兩次違約之間可能相隔五年,也可能相隔五十年。作者最有力的「打臉」,是讓今日富裕的歐洲列強現出原形:當它們還處在新興市場階段時,違約紀錄絲毫不比今日的新興國家光彩。法國在一五五八到一七八八年間八度賴掉債務,由於君主習慣在違約時順手處決主要的國內債權人(一種果決的「債務重整」),民眾稱之為「放血」;十八世紀的法國財政大臣阿貝·泰雷甚至認為,政府每隔至少一百年就該違約一次以「恢復均衡」。西班牙更勝一籌:一八〇〇年前已違約六次,加上十九世紀的七次,總計十三次,至今無人能破紀錄。希臘從一八〇〇年起幾乎長期處於違約狀態,奧地利、葡萄牙、普魯士也都名列其中。連英格蘭都曾在愛德華三世治下違約,並因此拖垮了佛羅倫斯的佩魯齊與巴爾迪兩大銀行——而它要到一六八八年光榮革命強化國會權力、建立起能自我背書的還債制度之後,才真正「畢業」、擺脫連續違約者的身分。
八百年的違約循環:盛宴之後總是淚水
把這些零散的違約事件按時間排列,浮現的不是雜亂的噪音,而是清晰的節律。作者描繪出一八〇〇年以來五個明顯的全球違約高峰:拿破崙戰爭期間、一八二〇至一八四〇年代後期(一度近半數國家違約,包括整個拉丁美洲)、一八七〇年代初起的二十年、一九三〇年代大蕭條延伸到一九五〇年代初(一九四七年時,代表全球近 40% GDP 的國家都處於違約或展延狀態),以及一九八〇至一九九〇年代的新興市場債務危機。每一段為期一、二十年的違約「平靜期」之後,無一例外都接續著一波新的浪潮——二〇〇三至二〇〇八年那段各國大致信守債務、看似良性的平靜,遠非常態。
更重要的是,這些危機鮮少獨來獨往。歷史上,全球銀行危機的高發生率,往往與主權外債違約相伴而生:金融中心的銀行危機會拖垮世界成長、壓低大宗商品價格、造成資本流入的「驟然停止」,並透過傳染心理蔓延到邊陲國家。違約與通膨同樣亦步亦趨——由於通膨本質上是對名目債務的部分違約,兩者一九〇〇至二〇〇七年的相關係數為 0.39,到一九四〇年以後更近乎倍增至 0.75。而貫穿這一切的,是一個再清楚不過的因果鏈:大宗商品價格與全球資本流動的循環高峰,幾乎總是新一波違約的前奏。容易陷入危機的國家,尤其是連續違約者,總在景氣好、熱錢湧入的「盛宴」時過度舉債,把債務的坑挖得遠比自己爬得出來的還深,於是在難以避免的景氣下行中應聲倒地。正如作者收束第一部時所下的判語——「這次不一樣」這種無所不在的看法,恰恰正是這次通常並非不一樣、災難終將再度來襲的緣由所在。
二、被遺忘的國內債務、銀行危機與通膨
如果說《這次不一樣》的第一篇是在替八百年的金融災難建立量化的座標系,那麼進入第三、第四篇,萊因哈特與羅格夫真正開始把手伸進歷史的暗櫃,掏出兩樣被主流文獻長期忽略、卻足以改寫整套敘事的東西:各國政府欠自己人民的國內債務,以及各國政府透過通膨與貨幣減值對這些人民的悄悄賴帳。再加上一視同仁地襲擊富國與窮國的銀行危機,這三條線索交織出來的,是一幅遠比「新興市場財政紀律不佳」更深沉、也更具普遍性的圖像。
(一)被遺忘的國內債務:失落的環節
長久以來,研究主權違約的學者幾乎只盯著一個數字——外債占 GDP 或占出口的比率。國內債務(政府以本國貨幣、向本國居民發行的公債)則被當成無關緊要的腳註,許多理論模型甚至直接假設它永遠會被足額償付。兩位作者花了極大力氣去蒐羅這份被遺忘的資料,最後拼湊出橫跨六十四國、回溯至一九〇〇年(部分案例更早至一九一四年前)的長期序列,而他們得到的第一個發現就足以令人坐直身子:國內債務根本不是腳註,而是主角。在這六十四國裡,國內債務平均占了公共債務總額將近三分之二;逐年比重落在百分之四十到八十的區間。對先進經濟體而言,國內債務更是公部門負債的絕大部分。
這份資料同時戳破了好幾個流行的迷思。其一,人們以為新興市場直到晚近才借得到長期資金,但作者指出,至少在一九一四到一九五九年間,長期債務一直占債務存量很大的比重;現代偏好短期舉債,反而是一九七〇、八〇年代「通膨疲乏」催生出來的相對晚近現象。其二,人們以為墨西哥一九九〇年代初發行那批與美元連結的國內債券(聞名的 tesobonos)是金融創新,是「這次不一樣」的證據——然而阿根廷早在一八七二年就在倫敦發行過以英鎊計價的「內部」公債,泰國也在一九六〇年代莫名其妙地發行過美元連結的國內債務。歷史一再證明,自以為的創舉往往只是舊把戲的重演。
把國內債務重新請回計算式,最大的回報是解開了一道長年困擾學界的謎題:為什麼新興市場的政府,往往在外債占 GDP 比率低得驚人的水準上就選擇違約?作者在書中早先曾提到一個反常現象——連續違約國常常在債務還低於歐元區《馬斯垂克條約》六成上限時就賴帳。答案就藏在被忽略的那一塊。他們檢視一八二七到二〇〇三年間資料齊全的八十九次外債違約,發現違約那一年,光是外債占政府收入的比率平均約為二點四,但把國內債務一併納入後,總債務占收入的比率平均高達四點二。在拉丁美洲以外的地區,違約當年外債通常還不到總債務的一半。換句話說,這些政府並非在輕鬆的負債水準下「莫名其妙」地違約,而是因為帳面下還壓著一大筆隱形的國內債務,財政其實早已捉襟見肘。表 8.1 列出的著名案例更是觸目驚心:一八七七年的西班牙,總債務高達政府收入的近十六倍;一八九〇年的阿根廷,逾十二倍;一九三九年的中國,近九倍。這些數字若只看外債,根本無從理解違約何以發生。
更耐人尋味的是國內債務在危機前後的動態。作者發現,在外債違約逼近之際,國內債務與外債往往以如出一轍的速度同步狂飆——這是新興市場財政順循環、把好光景當成永久繁榮、大舉舉債最後以淚水收場的老戲碼。而一旦被國際資本市場拒於門外,仍需用錢的政府便只能轉向國內舉債。前共產時期的中國是教科書般的例子:一九二一與一九三九年兩次大規模違約之前,政府幾乎全靠外債;違約後外債管道枯竭,於是國內債務暴增,到一九四〇年代中期,中國政府已幾乎完全仰賴對內舉債度日。
最後,作者強調一點:對國內債務「公然的、法理上的」違約,雖不如外債違約頻繁,卻絕非罕事。自一八〇〇年以來,他們的資料庫就收錄了七十多起國內公然違約(相對於兩百五十起外債違約),手法五花八門——強制換成低利債券、片面削減本金、暫停付款不一而足。一八一三年的丹麥外債照付,國內債務卻被削去三成九;一八五〇年的墨西哥把占公債六成的國內債務砍掉約一半;而這份清單幾乎肯定只是下限,因為國內違約遠比外債違約難以偵測——阿根廷一九八九年那次大規模國內違約因未伴隨外債違約,在國境之外幾乎無人知曉。
(二)通膨與貨幣減值:另一種違約
國內債務這條失落環節,還連向第二道謎題:為什麼有些政府似乎刻意把通膨推到遠超過鑄幣稅收入所能合理化的水準?傳統的「通膨稅」文獻自凱根以降,只盯著政府從貨幣基數中攫取鑄幣稅的誘因,卻同樣把國內債務晾在一旁。作者的反駁簡單有力:政府濫印鈔票,圖的不只是鑄幣稅,更是要把那一大筆長期、未連結指數的國內名目債務的實質價值給通膨掉。表 8.2 攤開的證據令人印象深刻——在許多重大通膨事件中,國內公共債務的規模至少與基礎貨幣同一個數量級,往往還是其數倍。一九二〇年德國通膨首度飆到百分之六十六時,國內債務幾乎是貨幣基數的三倍;巴西的國內債務一度將近貨幣基數的二十倍;一九四五年日本通膨衝破百分之五百時,國內公共債務占其國內總負債(含通貨)將近八成。把「實際通膨率」拿去跟「僅由貨幣基數算出的鑄幣稅最大化率」相比,往往根本搔不到癢處——真正的誘因,藏在債務裡。
通膨作為違約手段並非現代專利。第十一章追溯了紙幣問世前的「舊世界最愛」——貨幣減值(debasement)。在金屬貨幣的時代,主權者要榨取鑄幣稅,靠的是降低硬幣成色:摻入賤金屬,或把錢幣磨小一圈再以原面額重新發行。作者甚至把故事拉回西元前四世紀的敘拉古僭主狄奧尼修斯——他下令臣民上繳所有錢幣(違者處死),收齊後在每枚一德拉克馬的硬幣上加蓋兩德拉克馬的印記,再用這筆「憑空變出」的收益清償自己的債務,物價隨之飆漲。後世的君主把這套手法演練得淋漓盡致:英格蘭的亨利八世自一五四二年起發動一場史詩級減值,到其繼任者愛德華六世時期,英鎊已流失百分之八十三的含銀量;瑞典在一五七二年單年減值百分之四十一,土耳其一五八六年減值百分之四十四,而俄羅斯與奧地利在拿破崙戰爭壓力下,分別於一八一〇、一八一二年祭出逾五成的減值。作者一語道破:現代的印鈔機,不過是達成同一目的、技術上更先進的工具罷了。通膨,本質上就是另一種違約;只是它對所有持有本國貨幣的人課稅,連債都不必明著賴。
第十二章把鏡頭推進到紙幣時代的高通膨與貨幣崩潰。作者再一次用「鳥瞰式」的長序列說明:歷史本就帶有明顯的通膨偏向,但進入二十世紀後通膨急遽飆升。沒有任何一個新興市場——包括一七七九年通膨逼近百分之二百的美國——能倖免於高通膨的襲擊;認為亞洲對拉美式高通膨免疫,天真程度不亞於在亞洲金融危機前認為亞洲對違約免疫:中國一九四七年通膨破百分之一千五百,印尼一九六六年破百分之九百,連新加坡與台灣在一九七〇年代初也曾嘗過遠高於百分之二十的通膨。而通膨危機與匯率危機幾乎總是攜手並進——一九九四年的墨西哥、一九九七年的亞洲、一九九八年的俄羅斯、一九九九年的巴西、二〇〇一年的阿根廷,都是高通膨與匯率崩潰雙生的見證。
高通膨留下的疤痕極難癒合,其中最頑固的便是「美元化」。當人民對本國貨幣徹底失去信任,便會轉而以外幣作為交易媒介、計價單位與價值儲藏,或把存款、債券索引化盯住美元。作者發現美元化具有強烈的「遲滯」性質:即便通膨被壓下來,超過半數案例在反通膨結束時的美元化程度與通膨高峰時相當、甚至更高。降低通膨遠不足以解除美元化——在擁有外幣存款資料的八十五國中,一九八〇到二〇〇一年間,只有以色列、波蘭、墨西哥、巴基斯坦四國真正達成大幅而持久的存款去美元化,而且其中三國靠的是對美元存款強制設限或強行轉換,代價慘重(墨西哥強制轉換後資本外逃近乎倍增,民間信貸兩年內腰斬)。玻利維亞與秘魯則在嘗試後再度開放外幣存款。一個嚴重濫用貨幣壟斷權的政府,事後將發現這項壟斷權極難重建——這與一國要從「債務不耐」中畢業的艱難,遙相呼應。
(三)銀行危機:不分貧富的禍害
如果說連續違約與惡性通膨是新興市場才容易陷入、且富國終能「畢業」的痼疾,那麼第十章揭示的銀行危機,則是一種誰也逃不掉的禍害。富國近代的主權違約紀錄相對乾淨——許多高所得國家自一八〇〇年以來外債違約率根本是零,連法國、西班牙這些昔日的違約慣犯也已從中畢業;然而,截至本書寫成,沒有任何一個主要國家能從銀行危機中畢業。作者以六十六國長序列推導出的圖像是:就一八〇〇到二〇〇八年的先進經濟體而言,浮現的竟是一連串接連不斷的銀行危機。更出人意表的是,危機次數最高的,恰恰是世界各大金融中心——法國、英國、美國。富國與窮國在銀行危機的發生率上極為相似;連危機前後的房價週期,無論持續期間或波動幅度都頗為相近,儘管新興市場幾乎所有其他總體變數都波動得更劇烈。二〇〇七年起席捲美歐的「第二次大收縮」,以高昂的社會成本徹底擊碎了「系統性金融危機是先進國家過去遺物」的迷思。
作者區分了兩種銀行危機。一種是金融抑制下的危機,常見於非洲與部分新興市場:政府把銀行當成榨稅工具,逼居民把儲蓄存進銀行,再以法規強迫銀行承接公債、壓低利率,本質上是一種隱形徵稅;一旦連這也不夠,政府乾脆停止償債,這其實就是一種國內違約,並連帶逼得銀行對存款人違約。另一種才是新興市場與先進國家更典型的「真正」銀行危機——源於銀行進行期限轉換(以隨時可提領的短期存款,去支應長期、缺乏流動性的放款)所內生的脆弱性。一旦存款人失去信心蜂擁提款,銀行被迫以跳樓拍賣價變現資產,擠兌便自我實現:即使原本有償債能力的銀行,資產負債表也可能毀於一旦。這和一國債權人集體拒絕展延短債,是同一種多重均衡的脆弱性;二〇〇七至二〇〇八年美國的內爆,正是因為大量傳統受監理銀行業之外、以短期借款支撐高槓桿部位的機構同樣遭到擠兌。
而銀行危機最被低估、也最發人深省的,是它的財政代價。一般輿論把焦點放在「銀行紓困花了納稅人多少錢」,但作者的資料顯示,這只是冰山一角。銀行危機幾乎無一例外會導致稅收急遽下滑,再疊加自動穩定機制、反景氣循環支出與飆升的利息支出,真正的財政衝擊遠大於紓困本身。平均而言,在現代,銀行危機爆發後三年內,實質政府債務會暴增百分之八十六——也就是說,危機之初一千億美元的政府債務,三年後(經通膨調整)會膨脹到一千八百六十億美元。這個比一般紓困成本大上一個數量級的數字,在先進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同樣接近。它把一個重要的因果鏈條清楚地擺在眼前:銀行危機之所以重創公共財政,主因從來不是政府為銀行擦屁股,而是危機拖垮了整個經濟,稅基隨之崩塌。
把這三條線索合起來看,這幾章共同傳遞的訊息是清晰而謙卑的:金融災難的形態雖然千變萬化——外債違約、國內違約、貨幣減值、惡性通膨、銀行擠兌——但它們在歷史中反覆出現的規律性,以及彼此交纏、互為因果的方式,遠比每一代決策者願意承認的更為穩定。被遺忘的國內債務提醒我們,帳面下總有看不見的負擔;通膨與貨幣崩潰的歷史提醒我們,違約未必都明著來;而銀行危機則提醒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無論多富裕、多先進——能夠真正自以為已經免疫。
三、美國次貸危機、第二次大收縮與教訓
危機當下的書寫:一點都「不一樣」的次貸風暴
這本書的最後一部分有一種罕見的緊張感,因為它是在危機正在發生時寫成的。萊因哈特與羅格夫把前面十二章從工業化前歐洲累積到二十一世紀的八百年資料,全部對準了眼前這場二○○七年爆發、後來席捲全球的美國次貸危機。他們的結論直截了當且帶著一點挑釁:這場危機一點都「不一樣」——無論是醞釀階段還是餘波,美國都筆直地走在一條典型深度金融危機的量化軌跡上,與過往先進國的危機高度相似。
他們先把鏡頭拉到最遠。一張涵蓋一九○○至二○○八年、依各國占全球所得比重加權的圖表顯示,過去一個世紀銀行危機最密集的時刻是一九三○年代的大蕭條,其次是一九○七年源自紐約的大恐慌與一戰爆發前後;而一九四○年代末到一九七○年代初則是少見的平靜期,多半得益於戰後對國內金融市場的抑制與資本管制。一九七○年代金融自由化生根之後,銀行危機也跟著回潮:布列敦森林體系瓦解、油價飆漲、一九八○年代拉丁美洲與非洲的債務危機、北歐國家與日本的泡沫破裂、一九九七至一九九八年的亞洲危機,一路到阿根廷(二○○一)與烏拉圭(二○○二)。短暫的平靜,在二○○七年夏天被美國次貸危機打斷。
放進這個歷史視角後,美國的房市泡沫顯得格外刺眼。自一八九一年凱斯—席勒指數開始編製以來,沒有任何一次房價榮景比得上次貸慘劇前那幾年:一九九六到二○○六年實質房價累計上漲約九二%,是一八九○至一九九六年間累計漲幅二七%的三倍多;光是二○○五年實質房價就飆升逾一二%,約為當年實質人均GDP增幅的六倍。連二戰後人口與所得都支撐房價的繁榮年代,與此相比都相形失色。
「這次不一樣」症候群的再度發作
作者花了相當篇幅證明:危機前的美國,正是「這次不一樣」症候群的標準病例——而且發病的不是市井小民,而是當時最受敬重的政策制定者與學者。聯準會主席葛林斯潘一再主張,證券化、選擇權定價這類金融創新正在開創分散風險的全新途徑,讓房屋這種傳統上缺乏流動性的資產變得能流動,因此風險性資產不斷攀高的價格是「有道理的」。他把擔憂美國經常帳赤字(二○○六年已逾GDP六.五%、超過八千億美元)的人貼上危言聳聽的標籤,視之為次要議題而非首要風險。財政部長歐尼爾甚至說經常帳是個「毫無意義的概念」。葛林斯潘的繼任者柏南克則在二○○五年那場著名演說中,把美國的借款狂潮解釋為一場「全球儲蓄過剩」的自然產物——新興市場想為未來危機投保、中東國家要消化石油收益、中國等國想分散到安全資產、日本德國因人口老化而高儲蓄,這些淨儲蓄匯成一大池,安全又有活力的去處正是美國。
當然,學界並非鐵板一塊。奧布斯特費爾德與羅格夫本人就警告美國經常帳難以為繼——二○○四至二○○六年間,全球每三塊淨儲蓄美元就有兩塊多被美國吸走;魯比尼與塞瑟預測赤字會在崩潰前衝到GDP一○%;克魯曼則預言終有一個「歪心狼時刻」,美元會突然崩落。但更多備受敬重的研究者站在樂觀一方:「德意志銀行三人組」把這套體系稱為「布列敦森林二.○」,認為亞洲盯住美元、為美國赤字融資乃自然之事;庫柏訴諸美國的霸權地位與市場流動性;豪斯曼等人甚至提出「暗物質」之說,主張美國海外資產被嚴重低估。與此同時,個人儲蓄率屢創新低,家庭債務占所得比率卻從一九九三年的約八○%一路飆到二○○六年中的近一三○%,而證券化讓低所得借款人也得以用浮動利率、初期誘餌利率購屋——當利率重設、經濟惡化,次貸的慘劇就此揭幕。
作者把這場集體誤判歸結為一串「這次不一樣」的理由清單:美國有全世界最可靠的監管、最創新的金融體系、最大最有流動性的資本市場,因此能承受巨額資本流入而無須擔憂;新興市場需要安全去處;全球金融整合讓各國能背更深的債;美國還有更優越的貨幣政策。最具反諷意味的細節是,二○○七年四月——危機爆發前夕——肩負全球看門狗之責的IMF,還在《世界經濟展望》裡作結說全球風險已變得極低。作者寫道,當這樣的機構宣稱沒有風險時,再沒有比這更確切的徵兆,足以說明這次「真的」不一樣了。事後被認定為重大監管失誤的種種——次貸市場解除管制、證券交易委員會二○○四年允許投資銀行把槓桿擴增三倍——在當時都看似無傷大雅。
金融危機的餘波:那組著名的數字
本書真正讓政策圈與學界反覆引用的,是第十四章對「嚴重金融危機餘波」的實證歸納。作者把已開發世界戰後的「五大」危機(一九七七西班牙、一九八七挪威、一九九一芬蘭、一九九一瑞典、一九九二日本)加上若干新興市場著名案例(亞洲危機、一九九八哥倫比亞、二○○一阿根廷)並列比較,得出一組驚人一致的數字。
第一,資產市場崩跌既深且久。實質房價平均下跌約三五%,過程綿延約六年(即使剔除日本連跌十七年的極端例子,平均仍超過五年);股價平均崩跌約五六%,下行期約三年半——股價跌得更陡卻較短,因為它的慣性遠低於房價。第二,產出與就業重創。失業率平均上升約七個百分點,且上升期長達近五年;實質人均GDP自高峰至谷底平均下滑逾九%,不過這段下行期平均約兩年,遠比失業持續的時間短。
第三,也是全書最反直覺、最具政策含意的一點:政府債務會暴增。在戰後重大事件中,實質政府債務在危機後三年平均暴增約八六%。作者一再強調,債務暴增的主因並不是那些喧騰一時的銀行紓困與資本重整成本——即便取紓困成本的上限估計,與實際測得的債務增幅相比仍相形見絀;真正的最大推手,是深度且持久的衰退所造成的稅收驟減,再加上利率攀升推高的債務利息負擔,以及少數案例(最著名是一九九○年代的日本)反景氣循環財政政策的支出。這個發現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把「金融危機的真實財政代價」從帳面上的紓困金額,擴大到隨衰退而來、難以迴避的整體財政惡化。
作者也提醒,這次「第二次大收縮」與其他戰後危機有一處關鍵不同:它是全球性的。他們刻意把它與一九三○年代並列——把後者稱為「第一次大收縮」——並回顧那組更嚴峻的基準:大蕭條中產出下跌平均長達四.一年,各國平均花了十年實質人均GDP才回到一九二九年水準,美國失業率從三.二%飆到二四.九%。由於全世界同時內爆,沒有國家能「靠出口走出衰退」。這也構成一個揮之不去的警告:晚近危機的全球性,使個別國家更難藉提高出口或對外舉債來平滑衝擊。
傳染、共同基本面與綜合危機指標
第十五章處理「一場地方性危機如何變成全球危機」。作者區分兩種國際傳遞:一種是「又快又猛」、數小時或數日內爆發的跨境傳染(如一八九○年霸菱危機、一九○七年恐慌的迅速擴散),另一種是演變較緩、卻同樣傷人的「外溢」。但他們強調,第二次大收縮真正的關鍵其實是「共同基本面」——許多國家不是被美國傳染,而是各自都犯了同樣的毛病:冰島、愛爾蘭、西班牙、英國、保加利亞、拉脫維亞、紐西蘭等國也都有土生土長的房市泡沫與「資本流入盛宴」,本身就注定要嚐到資產崩盤與「驟然停止」的苦果。當然,直接連結與共同放款人(如對東歐曝險的奧地利銀行、亞洲危機中的日本銀行、拉美危機中的美國銀行)也加重了傳遞。
第十六章則把這些觀察量化為一套BCDI指數——「銀行、貨幣、債務(國內與外債)與通膨綜合指數」,把一國某年同時發生的危機「種類數」加總,從零到五(再加進股市崩盤即為BCDI+,上限為六)。雖然這是一個刻意簡化、二元化的衡量(年率二五%的通膨與二五○%被賦予相同權重),卻揭示了一個有力的事實:第二次大收縮是二戰後唯一一場真正的全球金融危機,其規模超越了布列敦森林瓦解、第一次石油危機、一九八○年代開發中國家債務危機與亞洲危機。作者也藉這套指數戳破「亞洲不會發生金融危機」「四小龍奇蹟」的天真論調,並對一九八○年代中期以來被稱頌的「大平穩」(Great Moderation)提出保留——低波動與系統性危機並非總是攜手並進,二○○七年後波動在各資產市場全面重燃。
教訓、「畢業」與人性的弱點
全書收束在第十七章。作者承認,危機「早期預警系統」這套文獻迄今只能宣稱有限的成功;但他們以本書新蒐集的長期房價資料,把房價放進訊號法的指標排序中檢驗,發現實質房價在預測銀行危機上幾乎名列可靠指標之首,因為它發出的假警報較少(在預測貨幣崩潰上則不如經常帳與出口)。然而他們也清醒地指出,建立可信預警系統最大的障礙從來不是技術,而是決策者與市場參與者根深柢固的傾向——把訊號當成過時架構的殘餘而置之不理,理由永遠是「舊有的估值法則已不再適用」。
關於制度,作者主張國際機構大有可為:推動債務與房價資料的透明揭露(包括隱性擔保與表外項目),並執行與槓桿相關的監理——他們甚至呼籲設立一個獨立於各國政治壓力之外的全新國際金融監理機構。
「畢業」是貫穿全書、在此收尾的主題。法國、西班牙、奧地利等國確實能從數百年的主權連續違約與反覆的高通膨中「畢業」,但作者的核心結論是:畢業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而道賀往往來得太早。畢業意味著達到並「維持」國際投資等級、可信地降低違約機率、取得資本市場管道不再走走停停。但若把畢業理解為避開任何一種金融危機,那就沒有任何畢業班——在六十六國樣本中,自一九四五年以來只有少數幾國躲過銀行危機,到二○○八年更只剩一國;連先進國的貨幣在浮動匯率下也仍會崩跌。更具警示意味的是,墨西哥(一九九四)、韓國(一九九七)、阿根廷(二○○一)在崩潰前,都曾被廣泛奉為畢業的完美典範——過早的自我慶賀,正是被降級的前兆。
最後,作者把這場危機歸結為「這次不一樣」症候群的又一個最新版本:富裕國家迷戀「通膨目標化」、相信現代貨幣制度堅不可摧,市場則指望「葛林斯潘賣權」——相信央行會在崩盤時出手相救,於是把風險推到極致。他們寫下全書的題眼:科技、人的身高、流行時尚都在變,但政府與投資人自我蒙蔽、週期性地引爆以淚水收場之狂熱的能耐,似乎始終如一。金德伯格早把金融危機稱為「一株耐寒的多年生植物」。書末那句話最能概括他們八百年研究的苦心:這次看起來或許不一樣,但只要深究一番,往往就會發現其實並無不同——只要決策者別因信貸泡沫催生的成功而陶醉,並像數百年來的前人一樣說出那句「這次不一樣」。
四、評析:一座里程碑,與它被牽連的爭議
它的貢獻
《這次不一樣》最大的成就,是把「金融危機研究」從掌故與個案,升格為一門有長期、跨國數據支撐的實證科學。在它之前,債務與危機的文獻幾乎都建立在 1980 年以後的資料上;兩位作者把時間軸拉長到八個世紀、把樣本擴大到 66 國,於是「危機會週期性重演」「違約是連續的慢性病」「銀行危機不分貧富」這些原本只能靠直覺或敘事主張的命題,第一次有了可被檢驗的硬證據。書中幾個發現已成為政策圈與學界的共同語言:被遺忘的國內債務解開了「為何低外債就違約」之謎;「危機後實質政府債務三年暴增約 86%、主因是稅收崩塌而非紓困」這組數字,徹底改寫了我們對金融危機真實財政代價的理解;而「這次不一樣」症候群,更成了描述泡沫心理的標準詞彙。加上本書是在 2008–2009 危機正熾時寫成,那份「我們正親眼看著歷史重演」的當下感,格外有說服力。
該保留的幾分保留
但這本書也有需要打折之處,而且其中一樁爭議格外有名。其一,與本書關係密切的「90% 債務門檻」風波:兩位作者在 2010 年另一篇廣為流傳的論文〈債務時代的成長〉中主張,公共債務一旦超過 GDP 的 90%,經濟成長會明顯轉弱;這個數字被全球撙節派奉為政策依據,後來卻被研究生赫恩登(Herndon)等人揪出 Excel 試算表的編碼錯誤與可疑的加權方式,重算後該「懸崖」大幅縮水。雖然那是另一篇論文、不是本書,但它讓萊因哈特與羅格夫「債務有害成長」的整體名聲受到牽連,也提醒讀者:再龐大的資料庫,也可能藏著處理上的瑕疵。其二,相關不等於因果:高債務與低成長相伴出現,究竟是債務拖垮成長,還是成長低迷推高債務比率?本書的相關性證據無法回答。其三,二元化的危機定義偏粗:用「是否跨過某門檻」把年通膨 25% 與 250% 等量齊觀,固然利於跨國比較,卻也抹平了輕重之別;早期數百年的數據更難免有缺口與估算。把它當成一套極具份量、卻仍需與其他證據並讀的「大歷史」,而非每個數字都已蓋棺論定的鐵律,最為恰當。
與書庫其他書的對話
這本書在書庫裡的連結網極密。它與《跟著肯恩費雪洞悉市場》幾乎是學術版與實務版的同一主題——肯恩·費雪喊「這次不一樣是英語最貴的五個字」,本書則用 800 年數據把這句話坐實;兩者都主張「把歷史當機率指南」。它與《金融狂熱簡史》(高伯瑞)同聲:金融記憶極短、每場狂熱都自稱發現新東西。它替《貨幣崛起》(弗格森)的金融演化史補上最硬的量化骨架,尤其「以貨幣減值賴帳」直接呼應弗格森談的貨幣與通膨;「債券市場馴服政府」也兩書共談。它與《變化中的世界秩序》(達利歐)在「長期債務週期、儲備貨幣興衰、危機循環」上高度重疊——達利歐畫的是 500 年帝國弧線,本書畫的是 800 年危機節律,可並讀互證。而它對葛林斯潘、對「全球儲蓄過剩」說、對「這次不一樣」的政策圈集體誤判的檢視,又恰好與《柏南克談聯準會》(柏南克正是「儲蓄過剩」說的提出者與危機救火者)形成一場精彩的隔空辯論——一邊是事後用 800 年數據說「早該看出來」,一邊是身處火場的決策者說「我們做了能做的」。
一句話的收束
萊因哈特與羅格夫引金德伯格的話,把金融危機稱為「一株耐寒的多年生植物」。他們八百年研究的苦心,最終凝成一個既謙卑又警世的結論:科技、人的身高、流行時尚都在變,但政府與投資人自我蒙蔽、週期性引爆以淚水收場之狂熱的能耐,似乎始終如一。這次看起來或許不一樣——但只要深究一番,往往就會發現,其實並無不同。
本書關鍵觀念清單
一句話定義,供 wiki 觀念抽取與跨書連結用。
- 「這次不一樣」症候群:每代人都相信舊有的估值法則已不適用、危機只發生在別人身上,結果一再重蹈覆轍——這是「史上最昂貴、也最常被給出」的投資建議。
- 量化的八百年危機資料庫:橫跨 66 國、逾 800 年的物價/匯率/利率/政府債務數據(約占今日世界 GDP 九成),把「危機會重演」從直覺變成可檢驗的硬事實;對抗只看 1980 年後資料的「短視」。
- 債務不耐(debt intolerance):新興市場在遠低於先進國的債務水準(常低於馬斯垂克 60% 門檻)就違約;安全門檻取決於違約/通膨「前科」,違約多是還款「意願」而非「能力」問題。
- 連續違約(serial default):賴帳是慢性病而非偶發;法國 1558–1788 違約 8 次、西班牙累計 13 次;今日富國當年也都是違約慣犯,英國要到 1688 光榮革命後才「畢業」。
- 被遺忘的國內債務:國內債務平均占公共債務近三分之二卻長期被忽略;把它納入計算,才解開「為何低外債就違約」之謎(違約當年總債務常達政府收入的 4 倍以上)。
- 通膨是另一種違約(通膨稅):政府濫印鈔票不只為鑄幣稅,更為通膨掉大筆未連結指數的國內名目債務;對所有持有本國貨幣者課稅、連債都不必明賴。
- 以貨幣減值賴帳(debasement):紙幣前的「舊世界最愛」——君主降低錢幣含銀量變相違約(亨利八世使英鎊流失 83% 含銀量);現代印鈔機只是技術升級。
- 美元化的遲滯:高通膨使人民改用外幣,且即使通膨被壓下也極難解除(85 國中僅以色列/波蘭/墨西哥/巴基斯坦真正去美元化,且代價慘重)——濫用貨幣壟斷權後極難重建信任。
- 銀行危機是不分貧富的禍害:富國的主權違約已「畢業」,但沒有任何主要國家能從銀行危機畢業;發生率與危機前後房價週期,先進與新興市場驚人相似;金融中心(英美法)次數最多。
- 銀行危機的真實財政代價:危機後三年實質政府債務平均暴增約 86%,主因是衰退導致的稅收崩塌與利息攀升,而非引人注目的銀行紓困——比紓困成本大一個數量級。
- 金融危機的餘波(著名數字):嚴重危機後房價平均跌約 35%(歷時約六年)、股價跌約 56%、失業率升約 7 個百分點(近五年)、實質人均 GDP 跌逾 9%。
- 第二次大收縮:作者把 2008 危機與 1930 年代大蕭條(第一次大收縮)並列;其全球同步性使各國無法「靠出口走出衰退」。
- 次貸危機「一點都不一樣」:危機前美國正是「這次不一樣」症候群發作(全球儲蓄過剩、證券化創新、相信房價不跌、IMF 還宣告風險極低),軌跡與過往先進國危機高度相似。
- 危機循環與資本流入盛宴:違約/銀行危機/通膨常相伴;大宗商品與全球資本流動的高峰(盛宴)幾乎總是新一波違約的前奏——順循環過度舉債、景氣下行時倒地。
- 畢業(graduation)很慢、道賀常太早:國家能脫離連續違約與惡性通膨,但極緩慢;墨西哥(1994)、韓國(1997)、阿根廷(2001)崩潰前都被奉為畢業典範——過早自我慶賀正是被降級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