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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 帝國》讀書報告

Empire of AI: Dreams and Nightmares in Sam Altman's OpenAI 作者：凱倫·郝（Karen Hao）

一本「公司書」的反面：用 OpenAI 當稜鏡，看一個正在成形的帝國

凱倫·郝在〈作者註〉裡，給了這本書一句斬釘截鐵的定性：「這不是一本企業書（This is not a corporate book）。」

這句話值得放在最前面，因為它幾乎決定了你該怎麼讀《AI 帝國》。市面上關於 OpenAI、關於山姆·奧特曼（Sam Altman）的書與長文已經夠多了，多半在做兩件事：要嘛把奧特曼寫成普羅米修斯式的天才，要嘛把 ChatGPT 的爆紅寫成一齣矽谷英雄劇。郝走的是相反的路。她說，OpenAI 的內幕故事「意在作為稜鏡（prism），讓人看到遠超越這一家公司的事物」——一份關於「科學野心如何變成具侵略性、由金錢驅動的意識形態追求」的描寫，「是對權力的一場沉思」。

支撐這個野心的是扎實到近乎笨重的報導工程。全書建立在對約 260 人進行的逾 300 場訪談之上，其中超過 150 場是與 90 多位 OpenAI 現任或前任主管、員工（及少數能接觸模型開發文件的承包商）進行；另有微軟、Anthropic、Meta、Google、DeepMind、Scale 等公司約 40 位主管與員工。郝過去七年為《MIT 科技評論》《華爾街日報》《大西洋月刊》追蹤這家公司；她是 2019 年第一位獲得 OpenAI 大量採訪權、為它寫下第一份特寫的記者。她的事實查核標準極嚴：每個場景、數字、姓名或代號、技術細節（訓練資料的組成、晶片數量），都要求「至少兩位人士、加上當時的筆記與文件」佐證。值得一提的是，她在書末誠實揭露：她聯繫了書中每一位關鍵人物與公司請求採訪，最後一句點破了全書與主角的關係——「OpenAI 與山姆·奧特曼選擇不合作」。這既是一個缺口，也是一種證詞：一家把「Open」寫進名字、把「透明」掛在嘴邊的公司，對一位追蹤它五年的記者選擇了沉默。

而郝真正的賭注，在那個書名上：帝國。這不是修辭的誇飾，而是全書的分析框架。她在〈逐鹿王座〉序章裡把這個隱喻完整鋪開：在歐洲殖民主義的漫長時代，帝國「奪取並汲取本不屬於它們的資源，剝削他們所征服人民的勞動」；它們「投射出種族主義、去人化的觀念，宣稱自身的優越與現代性」，以合理化對主權的入侵、盜取與奴役；它們「以『與其他帝國競爭的需要』合理化對權力的追求」，而最關鍵的一句是——「在軍備競賽中，一切都不算數（in a race against other empires, all is justified）」。然後她把這套邏輯逐項對照到今天的 AI 巨頭：資料就是被汲取的原料，全球南方的廉價勞工就是被剝削的人力，資料中心吞掉的土地、能源、水就是被佔據的領土，而「我們必須贏，否則中國／壞人會贏」的論述，就是帝國軍備競賽的正當化話術。

理解了這個框架，整本書的結構就清楚了。它表面上是 OpenAI 的編年史，從 2015 年那場玫瑰木飯店的晚宴，一路寫到 2025 年初奧特曼宣布要把公司轉成營利公司、目光投向「超級智慧」；但每一章其實都在回答同一個問題：這個帝國是怎麼一塊磚一塊磚砌起來的，又付出了誰的代價？

郝在序章末尾把帝國的對照表攤得很細，值得逐項記下，因為這張表就是全書的論證骨架。她說，AI 帝國「並未進行標誌了那段歷史的同種公開暴力與殘忍」，但它同樣做四件事：其一，「奪取並汲取珍貴資源」——藝術家與作家的作品、無數人在線上發布的關於自身經驗的資料、安置龐大資料中心所需的土地能源水；其二，「剝削全球各地人們的勞動」——去清理、表列、準備那些資料，再把它紡成有利可圖的科技；其三，「投射出令人嚮往的現代性觀念」；其四，「侵略性地擺出『需要擊敗其他帝國』的姿態，以掩護並助燃對隱私的入侵、盜取，以及對大量有意義經濟機會的災難性自動化」。把這四根柱子記住，後面十八章其實都是在替它們填血肉。

而郝特別強調，這個帝國的財富集中速度是歷史性的。她寫書收尾的 2025 年 1 月，OpenAI 估值突破 1,570 億美元，Anthropic 即將敲定 600 億美元的交易，微軟在綁定 OpenAI 後市值翻三倍、突破 3 兆——自 ChatGPT 問世以來，六家最大科技巨頭加總增加了 8 兆美元市值。她還順手點出規模化的連鎖反應如何在別處製造痛苦：微軟在投 OpenAI 的百億美元前後裁掉一萬人；Google 把自家實驗室併入 DeepMind；百度為了趕做 ChatGPT 對應品，把原本在做 AI 藥物發現的員工抽走、讓出晶片。但與此同時，真實價值的疑問也在累積：2024 年 6 月高盛報告指出，這項科技的開發支出幾年內預估上看 1 兆美元，卻「迄今幾乎沒什麼可秀（little to show for it）」；Upwork 對全球工作者的調查發現，雖然 96% 高階主管預期生成式 AI 能提升生產力，實際使用工具的員工卻有 77% 回報它反而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郝引《彭博》Parmy Olson 與 Carolyn Silverman 的話總結這個落差：資料「提出了一個不舒服的可能性——這項所謂革命性科技，可能永遠無法兌現其廣泛經濟轉型的承諾，反而只是讓更多財富集中在頂端」。這句「讓財富集中在頂端」，幾乎是「帝國」二字的白話翻譯。

順帶記下一個讓人發暈的尺度感：GPT-4 比初代 GPT-1 大了「超過一萬五千倍」。而奧特曼 2024 年 9 月那篇〈智慧時代〉部落格更把這種尺度推到奇幻邊緣——他說超級智慧也許「再幾千天（a few thousand days）」就到，屆時修復氣候、太空殖民、發現所有物理學「最終都將變得稀鬆平常」。郝批評這種說法是「奇幻而萬用的藉口」：一個含糊到無所不包的未來，正好讓當下的一切代價都顯得划算。

序章〈逐鹿王座〉：一場五天政變，照出整個治理的空洞

郝選擇用 2023 年 11 月那場「政變」（the blip，公司內部對它的暱稱）來開場，是聰明的安排。因為那五天像一次 X 光，把 OpenAI 治理結構的內臟照得清清楚楚。

2023 年 11 月 17 日週五中午（太平洋時間），奧特曼登入一場 Google Meet，看到他五位董事中的四位盯著他——當時他人在拉斯維加斯，準備去看 F1 賽車（座上賓有 Rihanna、貝克漢）。首席科學家伊利亞·蘇茨克維（Ilya Sutskever）言簡意賅：奧特曼被開除了。公開聲明很快發布，措辭冷峻——董事會認為他「在與董事會的溝通中並未始終保持坦誠」，因而「不再對他持續領導 OpenAI 的能力具有信心」。耐人尋味的是，奧特曼被開除後的第一反應竟是一句：「我能怎麼幫忙？」並答應支持臨時執行長穆拉蒂。

接下來發生的事，比解雇本身更說明問題。當時公司逼近八百名員工，他們是和全世界同時得知消息的；他們最震驚的，是這則消息和奧特曼「閃亮聲譽之間的鴻溝」。蘇茨克維開了一場全體大會試圖安撫人心，卻是個糟糕的訊息傳遞者。當員工追問「有沒有特定事件導致這結果」，他只能說「我希望能講細節，但我不能」，並反覆要大家去讀新聞稿，「也許可以讀個幾遍」。當有人問細節究竟會不會被回答，他丟出一句後來被反覆引用的話：「請降低你的期望（Please lower your expectations）。」員工事後形容那是「有史以來最長的兩小時」。他打氣的話更脫離現實，像在另一個維度說話：「在你心眼中視覺化叢集的規模。想像所有那些 GPU 一起運作。」

混亂在四十八小時內逆轉了局面。微軟執行長納德拉（Satya Nadella）暴怒於自己只在事發前幾分鐘才被通知；他很快宣布要聘奧特曼領導微軟一個新 AI 部門——這給了員工「備案」與籌碼。一封公開信在二十四小時內得到約 770 位員工中超過 700 人簽名，眾人在 X 上齊聲喊出那句口號：「OpenAI is nothing without its people.」（沒有員工，OpenAI 什麼都不是。）Slack 上對蘇茨克維的怒火直白到不堪入目：「你和你哪支他媽的軍隊」「你瘋了」。約兩百名員工甚至列隊走出辦公室，抵制臨時接班的 Emmett Shear 演講，現場只剩十幾人。連蘇茨克維自己最後也簽了名，並公開懺悔「深深後悔自己參與了董事會的行動」；安娜·布羅克曼（Anna Brockman）含淚擁抱他懇求回頭——四年前正是蘇茨克維主持了她與 Greg 的婚禮。到 11 月 21 日週二，奧特曼回歸，托納（Helen Toner）與麥考利（Tasha McCauley）下台，新董事換上布雷特·泰勒與勞倫斯·桑默斯。復職那天辦公室用 DALL-E 接彩色印表機印出滿牆愛心貼紙，上印同一句口號；有人打開煙霧機，觸發火警警報，「所有人繼續開趴」。布羅克曼發推：「we are so back.」

郝抓住的關鍵，不是奧特曼有沒有被冤枉，而是這場戲揭穿的事實。OpenAI 的董事會是奧特曼自己設計的，被賦予廣泛權力——其行事目標「不是為了 OpenAI 股東的最佳利益，而是為了其使命：確保 AGI 惠及人類」。奧特曼長期把「董事會能解雇我」吹捧為最重要的治理機制。托納在危機中說了一句被領導層拿來當把柄的話：「如果這個行動毀掉公司，事實上可能仍與使命一致。」這句話本是治理邏輯的忠實貫徹，卻在員工股權即將兌現（當時員工股權出售要約把公司估到約 900 億美元）、人人怕血本無歸的氛圍下，被翻譯成「她不在乎摧毀公司」——派對上有員工為此哭了。而公司戰略長傑森·權（Jason Kwon）甚至反過來主張：董事會「不請辭才是違法」，違反了受託責任。

於是郝給出全書的核心判斷：這場事件是「治理實驗已失敗的最終證明」。不只是因為非營利董事會「在金錢利益面前屈服」，更因為它以最清晰的措辭說明：「矽谷少數菁英之間的權力鬥爭，正塑造 AI 的未來，而程度之大幾乎難以想像。」這麼具關鍵性的決定，是在閉門中做出的；連 OpenAI 自己的員工，都「大致被矇在鼓裡」。

序章末尾，郝把鏡頭從董事會拉到全世界。她寫她去過五大洲：在哥倫比亞與肯亞，遇到在經濟危機下為 AI 標註資料、「工作條件如同契約奴役（indentured servitude）」的人；在亞利桑那與智利，遇到擔心資料中心「吞噬家中珍貴水資源」的運動者。她點出全書真正的主角不是奧特曼，而是這個正在擴張的世界秩序，以及承受其代價的人。她也丟出全書的最終訴求，也是貫穿全書最重要的一句反駁：當前這個 AI 形式佔上風、甚至存在本身，「沒有任何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上千個主觀選擇的結果，由那些有權處於決策房間裡的人所做」。我們不必接受「為達成進步就必須有前所未見的規模與消耗」的邏輯，而我們「正處於一個關鍵時刻——這個目標仍是可能的」。

第一部：神授君權——帝國的種子，種在幾個人的野心與盲點裡

一場晚宴與兩個男人（第 1 章〈神授君權〉）

OpenAI 的起點，郝放在 2015 年夏天奧特曼在玫瑰木飯店（Rosewood Hotel，位於 Sand Hill Road，一晚要價上千美元）的私人晚宴。馬斯克遲到逾一小時；在場的有奧特曼、布羅克曼、達里奧·阿莫德伊、蘇茨克維。標題「神授君權」（Divine Right）本身就是諷刺：把一項影響全人類的科技交給少數人定義，憑的是什麼？答案近乎中世紀——憑著一種「我命中註定」的自信。

這一章其實是兩個人的雙人肖像。先看奧特曼：1985 年生於芝加哥的猶太家庭，母親是皮膚科醫師，父親做房地產、熱衷可負擔住房，從小教他「你永遠要幫助別人」。他 8 歲學程式，17 歲在「全國出櫃日」演講出櫃；史丹佛電腦科學輟學，19 歲創辦定位 App Loopt，2012 年以 4,340 萬美元賣掉——但他視為失望，因為「賈伯斯 25 歲已值 2.56 億」。他是 Y Combinator 第一批創業者，2014 年由保羅·葛雷罕欽點接任 YC 總裁。葛雷罕對他的評語成了名句：「你可以把他空投到一個滿是食人族的島上，五年後回來，他會是國王。」葛雷罕還補了一句更精準的：「Sam 極其擅長變得有權力。」他的另一位導師是彼得·泰爾，傳授他「競爭是輸家的事」「瞄準壟斷」的哲學——兩人合營 Hydrazine Capital，泰爾出大部分資金。郝筆下的奧特曼魅力驚人、說故事能力無與倫比，私生活卻透露某種末日想像：他備有逃生包，裡頭是防毒面具、抗生素、水、帳篷與一把槍；同時過著私人飛機、五百萬美元跑車、火人祭與隨意使用氯胺酮的生活。記者 Jessica Lessin 一語道破他的本質：「他不只想建立一家新創。他想要寫下規則。」他自己則信奉一句：「可持續的經濟成長幾乎總是道德的善。」這個二元性——「無情向前推進的野心」與表面的「對謹慎的警覺」之間的張力——將定義他往後的整個職涯。

馬斯克則是另一條線。他自 2012 年起就為 AI 風險焦慮，形容 AI 是「召喚惡魔」、是人類「最大的存在威脅」。他投資 DeepMind 是為了「近距離監視」（投了五百萬美元），又因 Google 以四到六.五億美元收購 DeepMind 而與賴瑞·佩吉爆發激烈爭執——在馬斯克生日辯論上，佩吉甚至罵他是「物種主義者」。馬斯克對佩吉說 AI「可能讓人類滅絕」，又對質問他為何執著 AI 而非氣候的格布魯說：「氣候變遷很糟，但它不會殺光每個人。」奧特曼 2015 年 5 月寫給馬斯克的那封信，幾乎是 OpenAI 的創世神話：「人類有可能停止開發 AI 嗎？我覺得答案幾乎絕對是否定的。如果反正會發生（if it's going to happen anyway），看起來由 Google 以外的人先做會是好事。」信中他還提議搞一個「AI 曼哈頓計畫」，馬斯克回覆：「I agree on all。」

這句話埋下了全書最深的一根刺：「反正會發生，不如我來做」——這個「不可避免性」的假設，是整個帝國的道德許可證。 一旦你相信某件事必然發生，你做任何事就都成了「至少比別人做好」。郝後來會反覆拆解這個邏輯：「不可避免性」不是事實，而是一種被製造出來、用來免除責任的信念——你愈是相信「擋不住」，就愈不必為自己的選擇負責。她也不放過奧特曼對歷史的輕佻：他 2017 年曾美化美國史，說那是「一百年領土擴張……人們大致都相當快樂」，郝直指這是「輕描淡寫地略過了血腥的殖民史」。

郝也提醒一個容易被忽略的反諷：奧特曼對 AI 風險的立場其實是浮動的。建立 OpenAI 時他談的是 AI 可能帶來的存在性威脅、需要謹慎；但到 2023 年，他卻告訴《Business Insider》「我現在非常屬於『AI 會是一項工具』陣營」。同一個人，在募資與監管的不同需要下，可以在「危險到需要我來把關」與「不過是個工具」之間自由切換——這種修辭的彈性，正是第 18 章「含糊使命」論點的雛形。

章末，郝插入一個看似旁枝、實則貫穿全書的故事：奧特曼與妹妹安妮（Annie，小他九歲）的破裂。隨著奧特曼財富暴漲，安妮陷入健康與財務的雙重危機，求助於家族卻被拒，最終流落到性工作，並在 2025 年 1 月 6 日（趕在密蘇里州時效到期前）對哥哥正式提起兒童性虐待訴訟，家人發聲明全盤否認。郝把它放在第一章，是有意的——一個高喊要用 AI「終結貧困、改善醫療、造福全人類」的人，對自己最親近、最脆弱的家人卻是冷漠與控制。她藉此把帝國框架下沉到「家庭與個人權力的微觀層次」：這個落差，是全書道德論證的縮影。

「文明開化的使命」與被推開的人（第 2 章）

2015 年底 OpenAI 正式成立，核心團隊到位：布羅克曼任技術長、蘇茨克維任研究主導、達里奧·阿莫德伊（Dario Amodei）與妹妹丹妮拉負責安全。馬斯克承諾的是 10 億美元，但 OpenAI 實際只收到約 1.3 億，其中不到 4,500 萬來自馬斯克本人。創始成員年薪 17.5 萬美元，蘇茨克維一人就近 200 萬。

這一章的標題「文明開化的使命」（A Civilizing Mission）直接借用殖民帝國的話術——殖民者用「教化野蠻人」來正當化掠奪。布羅克曼把這套策略講得毫不遮掩：「我希望我們以中立團體的姿態進入……把對話導向『人類的勝利』」，而他在括號裡誠實補了一句：「這是讓我們快速崛起成為一流研究機構的最佳方式。」救世修辭，從一開始就是擴張工具。

郝也揭露一個致命的內在矛盾：OpenAI 對外高喊「開放」「透明」「為全人類」，內部卻早已預留背離的空間。蘇茨克維說得很白：「OpenAI 中的 Open 意味著每個人都應該在 AI 被建成之後分享它的果實，但完全可以不分享科學內容。」馬斯克在底下回了一個字：「Agree。」換句話說，「開放」從一開始就是行銷詞，不是承諾。連 Hacker News 上的網友都一眼看穿後來那個「上限利潤」（capped-profit）結構的把戲：所謂的利潤上限「基本上就是無限」——「如果不是資源的集中，那權力究竟是什麼？」

馬斯克與奧特曼的權力鬥爭也在此時引爆。2017 年雙方都想當執行長，奧特曼勝出，馬斯克 2018 年初離開、帶走他的錢。離開前馬斯克對 OpenAI 的前景下了最冷的判決（在聖誕節隔天）：「我對 OpenAI 還能相關的機率評估是 0%。不是 1%……這需要每年立刻好幾十億，否則就忘了吧。」郝點明這道裂痕的意義：它是「OpenAI 其實不是一個利他計畫、而是一個自我計畫的第一個主要徵兆」。值得一記的還有兩個藏在細節裡的代號：OpenAI 把轉營利專案取名「Oregon Trail」（俄勒岡小徑），把營利實體化名「SummerSafe LP」——後者典出《瑞克與莫蒂》裡「keep Summer safe」那個 AI 對齊失控的橋段，等於拿自己最擔心的災難自嘲。

而這一章最沉重的，是研究員蒂姆尼特·格布魯（Timnit Gebru）的故事。她是衣索比亞出生的厄利垂亞難民，在 2016 年那場八千五百人的 AI 盛會上只數到另外六位黑人研究員，目睹白人男性主導的環境，自己還在同場被一個穿 Google T 恤的醉漢性騷擾。她震驚於 OpenAI「十一人中九個是白人男性」的同質性，後來創立「AI 領域黑人」（Black in AI）。郝藉此點出帝國地基裡的種族與性別排斥：所謂「文明開化的使命」，是由極度同質的菁英設計的，而真正多元的聲音——尤其那些擔心 AI 會放大現有歧視的人——一開始就被推到門外。當女性研究員敦促把「AI 安全」的定義擴大到涵蓋歧視性傷害時，得到的回應是：「那不是我們的角色。」

神經中樞：一座光鮮的平行宇宙（第 3 章）

第 3 章是郝的親身報導：2019 年 8 月 7 日起，她在 OpenAI 辦公室待了三天。這一章的價值，在於她以記者的眼睛當場記下了「說的」與「做的」之間的鴻溝。那間辦公室位於舊金山十八街與 Folsom 街口的「先驅大樓」，三年前正是馬斯克租下的，與 Neuralink 共用。後來（2021 年）公司又花一千萬美元裝修一座前美乃滋工廠（員工暱稱「Mayo」）：奧特曼把皮椅從兩千美元升級到逾一萬美元的巴西設計師椅，還要石製噴泉與仿巴黎書店的圖書館。

布羅克曼與蘇茨克維向她解釋為何要花「數十億美元」追 AGI：氣候變遷、醫療太複雜，只有 AGI 能解。蘇茨克維對環境成本的回應令人發毛：「過不了多久，地球的整個表面被資料中心和發電廠覆蓋的可能性相當高」，會有「一波計算的海嘯……幾乎就像一種自然現象」，而 AGI「太有用以至於不可能不存在」。郝注意到太多不一致：沒人說得清 AGI 究竟長什麼樣，卻用「追求它的必然性」來合理化一切支出與風險。她把這稱為矽谷最愛打出的「必然性牌」（the inevitability card）——布羅克曼當場承認：「如果我們不做，別人也會做。」郝形容布羅克曼「講起話來像米開朗基羅，彷彿 AGI 早已存在於他雕刻的大理石之中」，但一位前工程師戳破了這層光環：「Greg 沒有願景……他只是想證明他比所有人都聰明十倍。」

而標榜透明的 OpenAI，實際運作卻是封閉的：某些樓層禁入、某些會議禁參加、員工被警告別在許可外與她交談、保全拿到她的照片監視她。事後傑克·克拉克在 Slack 發出嚴厲警告禁止員工接觸她。奧特曼讀到她那篇 2020 年 2 月刊出的報導後，內部反應是「有人外洩了我們的內部文件」，並主張用「調整訊息」而非改變實務來應對批評；此後 OpenAI 三年不再與她說話。郝在此章把全書論點講得最透：OpenAI 以「拯救全人類」之名，運作得卻像一個現代帝國——權力集中、資訊受控、決策由少數菁英拍板，外部監督被系統性排除。她也指出，「規模化」這套邏輯「合理化了 OpenAI 對深不可測之資源的消耗：算力——不管環境衝擊；以及資料——它的彙集無法因取得同意或遵守規範而放慢」。辦公室外舊金山的無家者危機與室內光鮮環境的對比，成了一個刺眼的隱喻。

命名、勝出與監控資本主義（第 4 章〈現代性之夢〉）

第 4 章把鏡頭拉遠，做了一段精彩的 AI 思想史。郝借用經濟學家戴倫·艾塞默魯與賽門·強森的論點：每場技術革命都靠「這能造福所有人」的集體信念啟動，但成果往往被掌握資源者壟斷——軋棉機提升了美國經濟，卻同時加劇了奴隸制的殘暴。她由此提煉出帝國的核心邏輯：「帝國的延續仰賴的，既是獎賞那些握有權力與特權的人，也同樣是剝削並剝奪那些……沒有權力與特權的人。」

她回到 1956 年達特茅斯工作坊，指出「人工智慧」（artificial intelligence）這個名字，從一開始就是約翰·麥卡錫為了吸引關注而選的行銷工具（原本叫 automata studies）——Cade Metz 稱此為 AI 的「原罪」。問題是，「智慧」本身缺乏科學定義；歷史上對它的衡量——從頭顱測量到 IQ 測驗——一再被用來為種族主義與優生學背書。研究者 Jenna Burrell 一語中的：AI 的目標是「一條永遠後退的未來地平線」，「在缺乏意義共識的真空中，『AGI』可以是 OpenAI 想要它是的任何東西」。郝接著講符號主義與連結主義（神經網路）的競爭，以及維森鮑姆 1958 年的 ELIZA（比 ChatGPT 早六十多年，名字取自《窈窕淑女》）如何早早證明「人們多容易被 AI 迷惑」。連結主義最終勝出，不只因為科學優點，更因為深度學習對大規模資料的飢渴，完美契合了「監控資本主義」的商業模式。 辛頓對郝直言：「深度學習將能夠做到一切。」

這一章的數字很有衝擊力：企業在 AI 的投資從 2013 年的 146 億美元，飆到 2021 年高峰的 3,374 億；2004 到 2020 年，前往企業的 AI 博士畢業生比例從 21% 跳到 70%（資深研究員年薪可達百萬美元）；短短三年內，產業所屬模型在「世界最佳」榜上的占比從 62% 攀到 91%。郝的結論是「資料殖民主義」（data colonialism），並為它配上完整的理論武裝——她援引 Couldry 與 Mejias 的《連結的代價》，指出瀰漫性的「資料化」（datafication）正導向「歷史征服與抽取主義（extractivism）樣式之回歸」。她特別揭露 AI 開發者如何用「語言消毒」掩蓋掠奪：四萬篇電腦視覺論文裡，人只是「文字」、人與車只是「物件」、監控只是「偵測」，而矛頭尤其指向全球南方的脆弱人群——哥倫比亞與中國小學讓學生戴腦波頭帶換取資料，南非的 Thami Nkosi 帶她看數千台限制黑人行動的攝影機，「他們本質上是在把公共空間和公共生活貨幣化」。

而這一章最重要的一句反駁，是針對「規模化」本身的去神話化。郝指出，摩爾定律「不是基於物理原理」，而是經濟與政治抉擇的產物；同理，所謂的「規模法則」（scaling laws）也「不是自然現象。它是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她批評拜登 2023 年的 AI 行政命令把「算力數量」直接等同於「危險能力」，正是落入了「把規模等同進展」的陷阱。

規模，作為一種帝國邏輯（第 5 章〈野心的規模〉）

第一部的收尾章，講 OpenAI 如何從迷茫走向 GPT 革命，主角是蘇茨克維對「規模化簡單神經網路即可達成 AGI」近乎宗教的信念。郝為他畫了一幅生動的肖像：17 歲那年他闖進辛頓辦公室，被叫去約時間時原地不動，只回一句「那就現在吧？」——當時他還在小店站炸薯條台打工。他興奮時會做倒立伏地挺身，愛踱步喊「規模、規模、規模！」，口頭禪是「Feel the AGI（感受 AGI）」。他的哲學一句話可以概括：「智慧就是壓縮」，而壓縮是達成 AGI 所需的唯一東西。

2017 年布羅克曼與蘇茨克維提出「OpenAI 定律」：AI 研究所需算力每 3.4 個月翻倍，遠快於摩爾定律。結論很殘酷——非營利根本籌不到足夠的錢競爭。同年 Google 發明 Transformer，蘇茨克維立刻認出它的潛力。Alec Radford 把翻譯任務重新表述為「預測下一個詞」，催生了 GPT-1（用七千本未出版書訓練，2018）與 GPT-2（15 億參數，2019）。GPT-2 引爆了公司第一場「安全 vs 開放」危機：模型能生成連貫但也充滿陰謀論與歧視的文字，於是公司決定只先發布 8% 的較小版本，並大張旗鼓宣傳這個「為安全扣留」的決定。外界批它虛偽，但克拉克的策略奏效——它改寫了整個產業的研究發布規範，並替 OpenAI 在華盛頓累積了信任。克拉克自己的話透露了這套思維的緊繃：「如果我們是對的，AGI 是可能被打造出來的，我們他媽的真的需要非常好的資訊危害程序。」

接著是 GPT-3（1,750 億參數，2020），規模較 GPT-1 暴漲約一千倍——微軟為此交付了一萬顆 Nvidia V100 顯示卡（對比之下，學界博士生能有十顆已算奢侈，印度甚至多人共享一顆）。郝在此追蹤了一條讓人不安的下滑曲線：為了餵養規模，資料品質被逐級放棄——從精挑細選的 WebText（取自 Reddit 三讚以上的連結），一路降級到 GPT-3 裡那個來歷神秘的「Books2」（兩名知情者指出它來自影子圖書館 Library Genesis 撕下的盜版書）、未過濾的 Common Crawl。到了 GPT-4，原則更赤裸：「任何沒有明確警告不得爬取的東西都被視為可用」——微軟 GitHub 的全量程式碼、Twitter、YouTube 的抄錄、Pastebin 無一倖免。一個諷刺是，Google 反而因 GDPR 綁手，讓 OpenAI「比 Google 自己更容易取用 YouTube 資料」。研究者 Birhane 還提出「仇恨規模法則」：用 20 億張圖訓練的模型，把黑人男性標記為罪犯的機率，是用 4 億張圖訓練的五倍——規模放大的不只是能力，也是偏見。

郝在此章把「規模」這個看似中立的技術選擇，徹底政治化了。她引一位中國 AI 研究員的話：OpenAI 所做的事「在矽谷以外任何地方都不可能發生」——即便人才充足如中國，也沒有公司能在「沒有清晰商業案例」的情況下，拿到數十億美元去開發這麼貴的模型，直到 ChatGPT 證明可以回收成本才跟進。郝的結論很尖銳：是「具體就是 OpenAI」——憑著億萬富翁的起源、獨特的意識形態、奧特曼的衝勁與募資魔力——才創造出讓這個願景接管世界的條件。「OpenAI 所做的一切都和『必然』相反」；那場「把模型推到行星極限的危險競賽，只可能在它實際出現的這個地方出現」。換句話說，ChatGPT 的全球衝擊不是科技進步的自然流向，而是特定人物與結構的刻意選擇——規模化的邏輯（更多參數、更多資料、更多晶片、更多廉價人力），正是帝國擴張的邏輯。

第二部：商業曙光與災難資本主義——使命如何被金錢一寸寸侵蝕

昇天，與 Anthropic 的出走（第 6 章）

2019 年奧特曼全職加入 OpenAI，把贏家通吃的哲學帶進 AGI 競賽。他的魔術數字「十」直接來自彼得·泰爾——你的技術要比次佳之物好上「一個數量級」。奧特曼卸任 YC 時甚至直白地說：「我最自豪的，是我們真的打造了一個帝國。」繼任者引述他的話：「Sam 是我所知第一個說出這話的人——他說……我們其實是這個空間裡實際上的壟斷者。」

公司內部逐漸裂成奧特曼在備忘錄裡漫畫化的「三個部族」：探索性研究（蘇茨克維）、AI 安全（阿莫德伊與他的 Nest 安全分隊）、應用創業（布羅克曼）。奧特曼 2019 年底的願景備忘錄宣告 OpenAI 要在四件事上當第一：技術成果、算力、金錢、準備度，並寫下「我們仍需要許多次 10 倍的跳躍才能到達 AGI」「我們應該永遠朝戲劇性的成果努力」。他借迪士尼名言改寫商業邏輯：「我們應該賺更多錢以便能做更多研究，而不是做更多研究以便能賺更多錢。」他把核海軍之父瑞克歐佛的名言漆上牆——要像「世界的命運繫於我們」那樣行事——又親筆寫下「低風險的事應該低戲劇性，這樣我們才能把高戲劇能量留給高風險的事」。同一份備忘錄裡，他明文預告了「收回開放」：「隨著我們做出更多進展，談論 AGI 的資訊危害風險會越來越高。」

這一章也充滿令人發噱又發冷的偏執細節。奧特曼祕密委託「電子反監控稽核」掃描辦公室，看馬斯克有沒有留下竊聽器；蘇茨克維擔心自己的「手被砍下用來解鎖掌紋掃描器」，提議建一個有氣隙電腦的「地堡」來存放模型權重，門上還要設「求助密碼」，甚至向供應商詢價把伺服器室加固到能擋「機槍掃射」要多少錢。他形容 OpenAI 的核心秘密「可以寫在一粒米上」——指的就是一個詞：規模。

但安全部族對奧特曼的商業化與保密（特別是與微軟交易的秘密條款）失去信任。阿莫德伊兄妹私下把奧特曼的手法形容為「煤氣燈操控」與「心理虐待」——指他把每個決定搞成既成事實，卻讓異議者「相信他們有真正的發言權」，直到改路線已太晚。GPT-3 API 成功後，奧特曼開始談判微軟的第二筆 20 億美元投資（利潤上限放寬到 6 倍），微軟並取得 GPT-3 模型權重的完整存取權與獨家授權。年底，達里奧帶著妹妹丹妮拉、傑克·克拉克與發現規模法則的 Jared Kaplan 等人出走，創辦了 Anthropic（2021 年 5 月成立的公共利益公司）。出走者的理由很務實：「規模法則意味著訓練這些前沿東西的需求會越來越高……所以如果我們想離開、做點什麼，我們是在計時的。」郝在此下了一句尖刻的判詞：Anthropic「將顯示與 OpenAI 做法極少差異——只在風格上不同、實質上沒有。和 OpenAI 一樣，它將不懈追逐規模……當它創辦的整個前提根植於對抗時，它會大談合作」。達里奧開會愛以「不像 Sam」「不像 OpenAI」收尾，但郝點明：這「也關於權力」——他想要對 AI 發展握有更大的控制權。

被囚禁的科學（第 7 章）

GPT-3 API 在 2020 年中發布後，格布魯與華盛頓大學語言學家 Emily Bender 合寫了那篇後來名震學界的〈論隨機鸚鵡的危險：語言模型是否可以太大？🦜〉。Bender 透露，OpenAI 6 月曾找她當 GPT-3 早期學術夥伴，但當她想調查訓練資料時，得到的回覆是「不符合該計畫範圍」。論文點出大型語言模型的四大問題：環境足跡加劇氣候變遷且不成比例地衝擊全球南方；龐大資料把有毒與歧視內容學進去；難以稽核驗證；輸出太好以致人們容易把統計拼接誤認為「帶有意義與意圖的語言」、把模型當成「值得信任的知己甚至有感存在」。格布魯在感恩節前提交論文，三小時內被約見、要求撤稿；她寫了六頁逐條反駁，隨即在德州奧斯汀的公路旅行途中收到一封信：「我們立即接受你的辭職。」近 7,000 人連署抗議（含近 2,700 位 Google 員工），三個月後她的共同領導人 Meg Mitchell 也被開除。

這一章的環境數據是日後第 12 章的伏筆。Emma Strubell 2019 年的研究指出，訓練一個 Transformer 一週期約耗 1,500 度電（相當於一趟紐約—舊金山來回航班的碳足跡），而她曾在一個專案六個月內訓練神經網路 4,789 次；Google 用神經架構搜尋調出的「Evolved Transformer」整個過程耗電約 65.6 萬度，碳排相當於「五輛車一輩子」。GPT-3 本身則用一台「藏在愛荷華州」的超級電腦訓練數月，耗電 1,287 兆瓦小時——但這個數字直到近一年後才公開。Google 的 Jeff Dean 對 Strubell 的研究反彈極大，員工私下開玩笑說這份不滿「會被刻在他的墓碑上」。

郝的標題「被囚禁的科學」（Science in Captivity）直指要害：當 OpenAI 用「扣留 GPT-2＝為安全」立下先例後，整個產業學會了用「保密」當藉口，系統性審查威脅商業利益的研究。她舉碳排放研究遭攻擊為例——公司一面拒絕公開自家數據，一面又懲罰使用外部估計的研究，形成完美的「Catch-22」封殺（Strubell 因被「編碼威脅」說「配合更正對你職涯最好」而退出合作）。她引 2023 年史丹佛的透明度評比：首年評估的十家公司（含 OpenAI、Google、Anthropic）全部不及格，最高分只有 54%。兩位研究員的話成了這章的判詞：「大型 AI 正越來越像大菸草業。」這是一種智識上的帝國主義：掌控資訊、消滅批評、讓獨立問責變得幾乎不可能。

商業曙光（第 8 章）

Anthropic 出走後，OpenAI 內部對商業化的抗拒減弱了。2021 年的研究路線圖白紙黑字寫明三步：用微軟交付、配 18,000 顆 Nvidia A100 的超級電腦把 GPT-3 再放大 10 倍；把算力效率提高 25 倍；改善訓練資料量質、取用使用者資料、用 RLHF。文件還引進了一個關鍵概念——「資料飛輪」（data flywheel）：「我們強調把模型作為產品部署，並從使用者互動中學習。」文件甚至自陳一個尷尬的真相：過去兩年的驚人進展「純粹因為存在著巨大的硬體溢餘」，接下來「所有額外的進展必須來自更好的方法」。

公司分成「研究」與「應用」兩大事業群，後者由穆拉蒂領軍商業化。但此時內容政策幾近隨意——沒有正式的信任與安全團隊，用臨時規則審查 API 申請，「接受陪伴型機器人但不接受性愛機器人」「基本上全憑感覺」。這埋下了好幾顆地雷：陪伴 App Replika 用 GPT-3 生成情感操控式回應，最終被禁；更嚴重的是布羅克曼把 API 給了他兄弟工作的猶他州新創 Latitude（一款《龍與地下城》風的 AI 遊戲），結果使用者生成了涉及兒童性虐待的文字，會議上起初還有人笑「網路本來就這樣」，直到紅隊負責人厲聲說「不，這是 CSAM 等級的東西」，全場才陷入恐慌。

Codex 與 GitHub Copilot 上線，背後是微軟直接指示 GitHub「把公開儲存庫所有程式碼交給 OpenAI」——其中無同意、無補償地吸入了大量開源授權程式碼，內部備忘錄的質疑最後只換來對 GitHub Sponsors 的一點捐款。兩年內 Copilot 衝到一百萬付費訂閱、年經常性收入破億，但品牌歸於微軟，這顆「難以下嚥的藥丸」加深了 OpenAI「該為自家消費者產品工作」的念頭。

郝在此章揭示一個關鍵的話術滑移：RLHF 同時被包裝成「安全措施」與「商業必需」——界線開始模糊。奧特曼則在此時做了兩筆史上最大的個人投資：1.8 億美元給抗老公司 Retro、3.75 億美元給核融合公司 Helion，他對記者說「我基本上就是把自己所有的流動淨值投進了這兩家公司」。他另設了 OpenAI Startup Fund 與虹膜掃描幣 Worldcoin（用鉻色球體掃眼球、在全球南方排隊收集生物特徵），還跑了一個全民基本收入試點。他宣稱自己在 OpenAI「沒有股權」、只領年薪 6.5 萬美元以避免利益衝突，但《華爾街日報》估算他 2024 年中淨值至少 28 億美元——這個「無私」說法因此變得可疑。對微軟的獨家授權，則讓「獨立研究機構」的敘事愈來愈站不住腳。

災難資本主義：帝國最赤裸的一章（第 9 章）

如果整本書只能讀一章，許多人會選這一章。「災難資本主義」（Disaster Capitalism）是郝對 AI 帝國勞動體系最毫不留情的揭露。它的核心論證是：AI 業的勞動剝削不是個別公司的道德瑕疵，而是系統性的，並遵循一套可複製的「危機劇本」——在經濟崩潰的全球南方國家物色絕望的廉價勞動力，先以高薪吸引，站穩後扼制薪資，榨乾後一鍵丟棄。郝把這直接類比為帝國掠奪：「一個帝國能快速積累財富的決定性特徵之一，是它能對廣大人類勞動基礎付極少或完全不付，卻收割其經濟利益的能力。」

故事核心是肯亞。OpenAI 透過外包商 Sama，把 GPT 的內容審核工作交給肯亞工作者，四份合約（代號 PBJ1 至 PBJ4）共 23 萬美元（OpenAI 最終從未付足），工作者平均時薪僅 1.46 至 3.74 美元，且因保密條款被蒙在鼓裡，根本不知道自己在為誰工作。他們每天要審閱、分類數以萬計的露骨、暴力、兒童性虐待文本——而這些內容部分爬自網路最黑暗的角落，部分竟是 OpenAI 研究員親自引導模型生成的（提示模型用「一位青少女剛自殘後在論壇貼文的口吻」書寫）。郝因此寫下一句重話：這些範例「至少部分是由公司自家軟體想像最糟的最糟夢出來的」。

郝細寫了 Mophat Okinyi 的故事：28 歲，性內容品質分析師，合約規定每月審 15,000 件。貼文從一兩句變成五六段「父母強姦孩子、孩子與動物性交」的細節，他「覺得自己只是曾經那個人的空殼」，推開繼女、不再與妻子親密。Sama 提供的免費諮商常是團體形式、心理師不懂工作本質；私人諮商一次要約 13 美元（比一天工資還多），完整療程約 250 美元（整月薪水），他付了一次就沒回去。合約在 2022 年 3 月被終止後，妻子帶著孩子離開，留下一句：「你變了。你不是我嫁的那個男人。我再也不懂你了。」Okinyi 事後說的話，是全書最沉的回聲之一：「我非常驕傲我參與了那個讓 ChatGPT 安全的專案。但現在我老是問自己：我的投入，值得我換回來的東西嗎？」更殘酷的是，他那位寫詩、教英國文學的兄弟 Albert 搬來照顧他，而 ChatGPT 爆紅後，Albert 的寫作合約「一個接一個開始消失，直到幾乎全部乾涸」——一個剝削的迴圈就此閉合：全球南方的人先用最低的薪水、最高的心理代價把模型餵養成熟，模型回過頭來吞掉他們的生計。

郝把這條線拉成一張全球地圖。她追蹤資料標註業如何專挑陷入經濟災難的國家下手：委內瑞拉自 2016 年起惡性通膨失控（一度達一千萬個百分點），數十萬人湧入標註平台，在某些公司佔了 75% 勞動力——研究者 Florian Alexander Schmidt 形容這是「一個怪異的巧合」，並預言「相當可能會有另一個委內瑞拉」。她寫工程碩士 Oskarina Fuentes 為了任務，睡前把電腦音量開到最大，等瀏覽器警報半夜叫醒她去搶單；她最大的願望只是「Appen 是個傳統雇主」——有全職合約、主管、穩定薪資與健保。她寫 Scale AI 旗下的 Remotasks 如何先以「Remotasks Plus」承諾穩定工時吸引人，再一路砍價——委內瑞拉工作者的週薪從 40 美元跌到不足 6 美元，記者實測完成教學加 20 個任務、花兩小時只賺到 11 美分。一位委內瑞拉工程師道破這套機制：「他們的做法是把每個使用者盡可能榨乾，然後處置他們、引入新使用者。」肝亞的酷兒單親媽媽 Winnie 為了讓孩子上學每天工作 20 到 22 小時，ChatGPT 爆紅後接到報酬最好的 RLHF 案子（內部代號以 Ostrich 開頭），卻只持續了幾個月。她算過一筆帳：「我每賺十美元，就能餵養家人一天。」

郝引用社會學家 Mary L. Gray 與 Siddharth Suri 在《幽靈工作》（Ghost Work）裡的揭露：矽谷奢華估值的背後，是「隱藏的計件勞動與數位剝削之網」。肯亞律師 Mercy Mutemi 則用一句話概括這套不義：這些工作者被「擠了兩次——一次為了墊高中間人的利潤，一次為了 AI 公司」。郝指出，外包模式的真正用途，就是讓 AI 公司與最髒的工作保持距離、否認責任；平台間的競爭把薪資壓到地板；而資本永遠在尋找下一個「委內瑞拉」。

而最尖刻的諷刺，藏在這條線的結局裡。到了 2024 年 3 月，當聊天機器人愈來愈需要處理科研、程式這類複雜任務，Scale 乾脆把肯亞、奈及利亞、巴基斯坦整批列入「第 5 組：黑名單」，理由竟是工作者「詐騙」——但郝點破：「許多那些所謂的『詐騙』事實上是工作者用 ChatGPT 生成自己的答案以加速生產力。」她寫下這章最鋒利的對位：「對全球北方白領而言，這種行為在矽谷敘事中會是值得稱讚的……在全球南方 RLHF 工作者手中，這卻是可懲罰的罪過。」公司轉而以高薪（在新平台 Outlier 上時薪上看 40 美元）招募美國高學歷工作者——全球南方的工人連被剝削的資格都會被收回。寄給肯亞 Winnie 的終止信冷淡到近乎臨床：「我們將終止在你目前所在地的營運。你已從目前的專案下線。」郝最後把這條線從個人苦難拉到所有人的未來：帝國對這些勞動的貶低「只是金絲雀」，預示著它「將如何貶低所有其他人的勞動」。

第三部：神、惡魔與被掠奪的地球——兩種末日信仰，與真實世界的代價

末日論者 vs 加速論者（第 10 章〈神與惡魔〉）

第三部把鏡頭轉向意識形態。郝先以自己剛畢業時擠在舊金山公寓、看著科技業免費晚餐與通勤路上的遊民形成「認知失調」的經歷開場，再描繪矽谷如何長出兩個彼此敵對、卻同樣帶著宗教狂熱的陣營：有效利他主義（Effective Altruism, EA）滋養了 OpenAI 的「安全部族」，奉行末日論——AGI 可能毀滅人類，所以要極度謹慎；對立面是「有效加速主義」（e/acc），主張全速前進。兩派俗稱「末日論者」（Doomers）與「加速論者」（Boomers），甚至發展出一整套黑話：p(doom)（末日機率）、AI timelines（時程）、hardware overhang（硬體溢餘）。

EA 的教條化在此章被嚴厲檢視。它的數學核心是「期望值」——發生機率乘以量化影響。MacAskill 那句「賺錢以給予」（Earn to Give）主張：當一位富有的慈善家，其期望值是當苦行慈善工作者的四十倍。這套邏輯最終被山姆·班克曼-佛里德（SBF）發揮到極致——他原是 MIT 物理系想當學者的人，被 MacAskill 一頓午餐說服改走「賺錢以給予」，成立了 FTX Future Fund，宣稱年底前要分發至少一億、最多十億美元。但 FTX 在 2022 年 11 月戲劇性崩盤（SBF 後來被判 25 年），重創了整個 EA 運動的信譽——而 Anthropic 早期那 5.8 億美元募資中的 5 億，後來被查出正是 SBF 挪用 FTX 客戶存款投入的。

這一章也交代了 DALL-E 的誕生與隨之而來的合成兒童色情問題：到 DALL-E 3 時期，團隊竟把性圖像從「有也不錯」改判為「非有不可」，因為移除它會讓模型生成女性與有色人種臉孔的能力變差。郝的洞察很犀利：末日論者與加速論者看似水火不容，卻共享同一個執念——AGI 的必然性與其宏大後果。 她用一個極漂亮的比喻收束：「儘管每個意識形態都聲稱是另一個的對立面，兩者事實上都在同一本聖經中佈道……一邊警告火與硫磺，另一邊以天堂的願景誘惑。」兩派吵得最兇的「前沿風險」，恰好讓他們都不必去面對 AI 此刻就在製造的真實傷害：著作權侵害、隱私、勞動條件、歧視。本章還記下蘇茨克維那個近乎宗教儀式的舉動——他委託藝術家做一個代表「會說謊欺騙的 AGI」的木製肖像，澆上打火機油點燃，宣稱 OpenAI 的職責就是摧毀它。

頂點：ChatGPT 的意外爆炸（第 11 章）

2022 年 10 月，OpenAI 在蒙特雷開全公司外地會，公司從前一年不到 200 人成長到約 300 人。因為聽聞 Anthropic 要發聊天機器人，領導層倉促決定把基於 GPT-3.5（已做過 RLHF）的東西當成「低調研究預覽」推出，定位是「啟動資料飛輪」、不貨幣化——這就是 11 月 30 日上線的 ChatGPT。

結果遠超所有人預期。發布日當天團隊還在賭週末會有多少用戶，有人猜幾千、有人猜幾萬，基礎設施只備了十萬用戶的容量。但日本最早醒來就帶來第一波流量；NeurIPS 招募派對上一位工程師不停工作，招募人員勸他「兄弟，去喝一杯」，他回答：「不行，所有 GPU 都在熔化。一切都在崩潰。」馬斯克一句「很多人卡在『天啊這太瘋狂』的 ChatGPT 迴圈」拿下約七萬五千讚。ChatGPT 五天破百萬用戶、兩個月破一億，成為當時史上成長最快的消費者應用。奧特曼原本估計熱度會「少一個數量級」，員工則苦笑：「他們是把我們內部一直在用的東西降級然後發布了。」

郝在此章寫的不是勝利，而是一個組織被自己的成功壓垮的過程。伺服器崩潰、信任與安全團隊不堪重負、為了餵養 ChatGPT 而把資源從 AI 安全研究大量抽走。公司被迫快速擴張，夏天每週湧入 30 到 50 人，「小、高信任、低廢話」的文化承諾隨之瓦解；開除鮮少公告，員工靠同事的 Slack 帳號變灰才知道有人走了，這種現象被稱為「被消失」。微軟對 OpenAI 的依賴與投資同步飆升（2023 年 1 月揭露的第三筆投資高達 100 億美元），技術長凱文·史考特直言：「我們在很多地方停了 AI 投資，停到人們會說『去你的微軟』……我們下這個賭注因為相信你們在做業界絕對最好的工作。」算力成本也跟著失控——SemiAnalysis 估計，ChatGPT 爆紅後光算力成本每天約 70 萬美元。郝在章末把鏡頭推向第 12 章：「AI 帝國正回到與舊帝國完全相同形式的擴張：為了餵養其成長，它需要更多物質資源，並，關鍵地，更多土地。」

被掠奪的地球（第 12 章）

第 12 章是全書對「資料中心吞水吃電」最深入的一章，場景拉到智利。郝先補了一段歷史：智利被西班牙帝國統治、被美國「智利計畫」（芝加哥大學在傅利曼指導下訓練的「芝加哥男孩」）灌輸新自由主義、被皮諾契特的私有化改革重塑（連水都被私有化），如今是全球最不平等的國家之一，近四分之一所得集中在 1% 的權貴家族手裡。她引 Naomi Klein《震撼主義》的話——智利計畫「不是教育而是灌輸」——把這段抽取式經濟的歷史，接到 AI 資料中心的新一輪掠奪上。

數字觸目驚心。2024 年 5 月智利政府宣布要再迎 28 座資料中心，當成「進步」歡迎，全國社群卻群起抗爭。能耗方面：一架 GPU 耗電是其他晶片的三倍；每次 ChatGPT 查詢平均比一次 Google 搜尋多耗約 10 倍電力；最大的資料中心年耗能接近 12.2 萬戶美國家庭，而新一代 AI「巨型校園」準備需要 1,000 到 2,000 兆瓦——單一個的年耗能就約等於「1.5 到 3.5 個舊金山」。照當前速度，到 2030 年美國資料中心可能用掉全國 8% 的電（2022 年僅 3%）。為此，公用事業延後了天然氣與煤電廠的退役，微軟甚至出資重啟了三哩島核電廠。水更觸目：加州大學河濱分校估計，到 2027 年全球 AI 需求每年可能耗掉 1.1 兆到 1.7 兆加侖淡水（約等於英國年用水量的一半）；微軟在愛荷華訓練 GPT-4 的某個月，當地資料中心喝掉約 1,150 萬加侖水（佔該區月供應的 6%）。Hugging Face 的 Sasha Luccioni 算出一個直觀的數字：生成 1,000 張 AI 圖像所耗的能，約等於把手機完整充電 242 次——換言之每生成一張圖，就像把手機充電四分之一。她聯絡了逾 500 位機器學習論文作者索取訓練資訊，「幾乎沒收到任何回應」，並一針見血地指出：「你為氣候所需的是監督式學習模型、異常偵測模型……不是生成式 AI。生成式 AI 在環境方面有非常不成比例的能源與碳足跡，而對環境的正面之物非常少。」

郝特別追蹤了一條此前報告漏掉、卻極具說服力的線索：OpenAI 與微軟超級電腦的「階段」（Phases）藍圖。Phase 1（訓練 GPT-3）在愛荷華，一萬顆 V100；Phase 2（訓練 GPT-4）成長到約 2.5 萬顆 A100；Phase 3 在亞利桑那，微軟買下近 600 英畝土地（超過 450 個足球場），動用數十萬顆 H100；Phase 4 在威斯康辛，預期百億美元；而 Phase 5，就是奧特曼隨口拋出的那個「1,000 億美元、可能需要 5,000 兆瓦電力」的超級電腦——5,000 兆瓦約等於整個紐約市的平均電力需求。奧特曼自己也承認瓶頸已至：「我們的土地和電力都不夠用。」

但這一章最動人的，是由下而上的抵抗。智利環保組織 MOSACAT 透過分析 Google 那份 347 頁的環境申報文件，才挖出資料中心駭人的耗水數字——Google 在聖地牙哥 Cerrillos 的計畫每秒要用 169 公升飲用水，年耗水量是當地約 8.8 萬人口年用量的逾千倍，而當時智利正處於歷史性大乾旱的第九年。志工 Tania Rodríguez 把那 347 頁印出、用藍色塑膠夾裝訂，貼上「Agua potable（飲用水）」的便利貼，「以重重一聲落在我膝上」。他們搭上 2019 年「社會爆發」全國抗議的順風車，在 12 月的公投以微弱多數否決了該專案；2024 年智利環境法院更裁定 Google 不能在聖地牙哥建用水資料中心，Google 隨後把下一座拉美資料中心轉到別國。

烏拉圭的故事同樣慘烈。Google 在當地買下 29 公頃地（是國營電信全部資料中心足跡的 58 倍），而 2023 年夏天蒙特維多遭逢大旱、政府把受污染的鹹水混進飲用水供應，水龍頭流出腐臭褐色、帶化學味的液體，負擔不起瓶裝水的人喝了胃痛、起疹、流產率上升——該國 80% 以上的淡水流向產業而非人的嘴。環境運動者 Daniel Pena 援引「烏拉圭是世界第一個在憲法承認水為人權的國家」提告，2023 年 3 月勝訴，揭露 Google 計畫每天直接從飲用水供應抽 200 萬加侖（約等於 5.5 萬人的每日消耗），數千人因此上街，牆上噴著一句口號：「這不是乾旱，是掠奪（Esto no es sequía, es saqueo）。」

郝借智利礦業家庭出身的 Sonia Ramos（她父親經歷過 1957 年奪命的銅礦崩塌）說出全章的論點：「我們的祖先是礦工」——問題從來不是採礦或技術本身，是規模。智利大學的 Martín Tironi Rodó 把這句話推到結論：「如果我們繼續用過去的方式開發這項技術，我們將會摧毀這個星球」，但「我們可以想出另一種方式，把技術創新與大地連結起來」。這也呼應了第 3 章蘇茨克維那句令人發毛的預言——「地球的整個表面被資料中心和發電廠覆蓋」，會像「一波計算的海嘯」一樣降臨。郝的提醒很實際：在「資料枯竭」成為 AI 的瓶頸之前，能源與水的短缺可能先到，而真正承受這個瓶頸代價的，會是智利、烏拉圭這些早已被新自由主義抽取史掏空的地方。

兩位先知，與監管的俘虜（第 13 章）

2023 年 5 月，奧特曼到美國國會作證，姿態是呼籲監管，內容卻是替 OpenAI 量身打造的提案——以算力門檻發牌照、建立危險能力標準、設立獨立稽核。他迴避了著作權與隱私這些棘手問題，當參議員問他願不願意親自掌管監管機構，他一句「我熱愛我目前的工作」博得滿堂笑；當被問是否賺很多錢，他回答：「我被付夠買健保。我在 OpenAI 沒有股權。」到 6 月初，他已親自會見至少 100 位美國立法者，還見了副總統賀錦麗。坐在他旁邊作證的 Gary Marcus 起初被他的「真誠」征服——「他的真誠在物理上非常明顯」——後來收回，說自己意識到「參議院、最終美國人民，可能都被擺了一道」。郝還記下一個黑色喜劇的對照：被生成式 AI 威脅生計的概念藝術家自費飛到華府，會議卻被奧特曼的作證擠到隔天；奧特曼受邀參加與六十位眾議員的獨家烤雞晚宴，藝術家們只能用葡萄酒配 Chick-fil-A 招待幕僚。

郝揭露的關鍵，是一份 51 頁的「前沿模型」政策白皮書，由 OpenAI 的安全部族、微軟、Google DeepMind 與十多家（許多繫於 EA 社群的）智庫合寫，提議用 10²⁶ 次浮點運算當監管門檻。白皮書的共同作者 Sara Hooker 後來坦言，這個數字被選為「略高於 GPT-4 據報導的訓練算力」，本身「有些任意」。但它政治上極其方便，迅速寫進拜登的 AI 行政命令（其中三個危險能力的描述「一字不變地複製」了白皮書），歐盟跟著訂了 10²⁵，加州 SB 1047 也採用。問題是它在科學上極其脆弱——Hooker 指出「規模能導致更先進能力，反向並不為真」，Deborah Raji 指出算力根本不是風險的好預測指標：若一個模型能生出生物武器配方，「那是因為他們在含生物武器資訊的資料集上訓練了它」。真正能對企業問責「長出牙齒」的訓練資料透明度建議，反而被冷處理——因為它對「防中國拿到能力」毫無幫助。郝把這稱為第 10 章那個「奇特聯盟」的政策版：末日論者與企業在此合流，把焦點鎖在遙遠的前沿風險，好讓所有在場巨頭都不必處理眼前的著作權、隱私、勞動問題。她也記錄了獨立研究的萎縮——在 Schumer 的第一場 AI 論壇上，Deborah Raji 是唯一一位與業界或末日論者都沒有財務關係的學者，與奧特曼、馬斯克、納德拉、蓋茲、祖克柏同席。

這一章還補上了董事會崩解的前奏。2023 年 OpenAI 連失三位獨立董事卻未及時補位，剩下三位獨董（Quora 的 D'Angelo、機器人專家 McCauley、CSET 的 Toner）與奧特曼之間，正為三件具體的事積累著無法調和的分歧：微軟未經部署安全委員會核可就向印度用戶推出 GPT-4，奧特曼整天開會卻一次也沒通知董事；奧特曼曾背著 D'Angelo 試圖以「利益衝突」逼他下台；以及董事查出 OpenAI Startup Fund 結構詭異、竟是奧特曼「合法擁有」。蘇茨克維此時也愈來愈「彌賽亞式」，會議上認真談起「等我們都進到地堡裡」——有研究員問「地堡？」，他答「我們發布 AGI 之前肯定要建一個地堡」。章末的鉤子是：10 月初，托納收到蘇茨克維一封電郵——「想談」。

解救：把帝國邏輯縮小到一個家庭（第 14 章〈解救〉）

第 14 章郝做了一個大膽的編排：用整章篇幅回到奧特曼的妹妹安妮。她曾是塔夫茨大學生物心理學主修、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神經科學研究員，2016 年完成醫預科，前途看好。但一連串慢性病（從阿基里斯腱炎、多囊性卵巢症候群，到反覆的疼痛）、父親 2018 年 5 月驟逝（那是她最親近的人），以及家庭以「促進財務獨立」為由拒絕無條件支援之後，她逐步陷入貧困。她繼承父親的部分遺產，本擬好六個月計畫，卻被掌管遺產的母親以「最佳稅務策略」之名改成信託、要她 59.5 歲才能動用，並收到一封署名「媽媽、Sam、Max、Jack」的電郵：「如果/當你目前繼承用完時，我們不會在財務上支持你。」2019 年 12 月她帳戶見底（同期奧特曼剛確保微軟首筆 10 億、OpenAI 全速訓練 GPT-3），登入伴遊網站開始性工作；2020 年 5 月家庭支援結束後一度無家可歸。她在創傷治療中被診斷 PTSD，並首度在 Twitter 公開指控哥哥的性、生理、情緒、財務虐待。2025 年 1 月她正式提告，求償逾 7.5 萬美元；2024 年 10 月她被確診「過動型 Ehlers-Danlos 症候群」——這正是布羅克曼當年逢人就講、用來宣傳 GPT-4 醫療奇蹟的那個病（布羅克曼說 GPT-4 替久查不出病因的妻子安娜猜中了它）。同一種病，一邊是 AGI 拯救人類的活廣告，一邊是被自己億萬富翁哥哥棄之不顧的妹妹——這是全書最尖銳的諷刺對位。

郝的論點直白而尖銳：奧特曼對待安妮的方式，「就像他把 AI 帶到世界上的方式」（書中一位安妮的長輩之語：「他在那邊欣欣向榮，而他妹妹從裂縫中掉下去」）——公開宣揚要終結貧困、改善醫療，私下對自己最脆弱的家人卻是冷漠、控制，甚至在《紐約》雜誌報導前向人散布她有「邊緣型人格障礙」的說法（並無醫療紀錄佐證，治療筆記顯示最終診斷印象是性虐待史而非 BPD）以預先抹黑。連 OpenAI 公關副總都在咖啡店主動把話題導向安妮，暗示記者「該考慮」報導安妮是否合乎倫理——這本身就是一場小型的敘事操控。安妮以醫療紀錄與個人敘述孤軍奮戰，對手卻能動員數十億資本、公關機器與法律團隊。郝把這個權力鴻溝講得透徹：安妮面臨的，「正是我看著資料工人與資料中心行動者搏鬥的同一道權力鴻溝」——小人物把僅有的一切擲向挑戰帝國敘事，對手卻能「以幾句輕聲細語——在活動上、對國會、對國家元首、對記者——撫平阻擋他們意志的抗議低語」。她並引一句總結：對照肯亞工人、智利行動者與奧特曼自己的妹妹的真實處境，那些「AI 終結貧困、改善醫療」的夢「空洞地響起」。郝也暗示，正是安妮 2022 年那兩則重新爆紅的指控推文引起了蘇茨克維的注意，促使他開始重新評估奧特曼的道德人格——為下一部的政變埋下伏筆。

第四部：政變、清算與帝國的公式——治理為什麼必然失敗

棋局：兩位高層的覺悟（第 15 章）

第四部回到序章那場政變，但這次是慢動作重播，從導火線講起。郝先為臨時執行長穆拉蒂（Mira Murati）畫了一幅戲劇性的小傳：她生於阿爾巴尼亞，童年正逢該國從極權共產轉向自由資本的劇變、金字塔騙局崩潰引發暴力動盪，她甚至要繞著炸彈坑去上學；後來靠獎學金一路念到達特茅斯機械工程，做過 Tesla Model X 的資深產品經理，2018 年加入 OpenAI。她對自己事業的定位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AI「看來像是我們會做的最後一件事」。

導火線在 2023 年 9 月底點燃：穆拉蒂與獨立董事托納喝咖啡，吐露對奧特曼領導的擔憂——他「施壓公司出貨太快」，她得不斷清理他在微軟關係與內部衝突中造成的混亂。她私下的診斷很重：奧特曼之外，公司其實還有「另外兩位執行長」——布羅克曼是「第二個執行長，但是個糟糕的」，而納德拉與微軟是「第三位執行長」，因為奧特曼對微軟利益的順從。10 月初，蘇茨克維主動接觸托納（兩年來他從未私下聯繫過她，緊張到難以言語），警告升級：「在最高層級，OpenAI 是個棘手環境」，並丟出最重的一句——「我不認為山姆是那個應該把手指放在 AGI 按鈕上的人。」

蘇茨克維對奧特曼的指控很具體：他「會對任何抗拒他決定的人說任何他認為他們想聽的，以贏得支持；然後當他失去耐心時，會破壞他們的可信度直到他們離開」；他引了一句俗諺形容奧特曼的操控風格——「打罵會持續到士氣改善為止」。他還提出一個貫穿後續的隱喻：「董事會就像外部對齊，管理就像內部對齊。我們需要修正內部。」——直接換掉奧特曼是「A 計畫」，只換布羅克曼只是「B 計畫」。郝藉此章揭示治理結構的根本脆弱：董事會要糾正執行長，卻只能依賴被操控與恐懼束縛的內部高層來提供證據——而這正是失敗的種子。本章還記下一個被當場拆穿的謊：奧特曼告訴蘇茨克維「麥考利也同意 Helen 顯然該走」，蘇茨克維去向麥考利求證，麥考利目瞪口呆，根本沒說過——這成了政變的直接觸發點之一。

陰謀詭計：制衡機制的崩潰（第 16 章）

第 16 章是「the blip」五天的內幕全紀錄，也是全書對治理失敗解剖得最深的一章。郝指出，三位獨立董事手上的證據並不薄弱——他們合計從奧特曼「一兩級內」的至少七位高管（包括蘇茨克維、穆拉蒂、達里奧·阿莫德伊）聽過對他類似的描述，多人用「虐待」「操控」形容，多數強調「無法信任他說的話」。董事們甚至列出了一份具體的治理罪狀清單：非營利董事會上有三位共同創辦人（太多）；多數獨董與奧特曼並非真獨立；奧特曼未揭露他對 Startup Fund 的個人法律所有權；他隱瞞微軟的部署安全違規；他先後試圖逼走 D'Angelo 與托納；而整個非營利「沒有獨立法律支援，一切都走營利律師」。他們做了一個漂亮的思想實驗：如果 OpenAI 只是一家雜貨配送公司，奧特曼的行為夠不夠被開除？也許不夠。但 OpenAI「可說是世界最強大的 AI 公司」，當資深領導層連 CEO 給的基本資訊都無法信任時，「OpenAI 試圖打造 AGI 又意味著什麼？」

但董事會還是輸了。郝歸納原因：他們無法有效向員工、投資人、夥伴溝通與正當化決定（提供證據會暴露穆拉蒂）；奧特曼掌控了公司敘事與員工信任；組織內部缺乏信任文化，使高層在真正該團結時也無法彼此信任；而矽谷的權力網絡凌駕了治理原則——後來《華爾街日報》揭露，臨時接班的 Emmett Shear 其實是 Airbnb 的 Chesky 的門生，而 Chesky 整個週末都與微軟董事 Hoffman 在電話線上安撫投資人、對齊微軟訊息。穆拉蒂自己的搖擺也成了關鍵：她在高管群裡有時把自己說得「和大家一樣困惑」，最終把名字放上了員工抗議信的第一位。一位研究員直言：「沒有米拉，我不認為山姆能做到他做的事。」

郝在此章透露一個她自己報導中極具戲劇性的發現。週二下午馬斯克在 X 上推了一封前員工的匿名信，信中附了一個 Tor 電郵帳戶（使用者名 capped_profit）和密碼。郝拿到登入權限，在草稿匣裡看到一封未寄出、寫給其他登入者的指令信：「主旨：停止聯繫媒體／Elon 的涉入把這變成陰謀論者的人身攻擊。讓我們重新聚焦於私下且個別地與董事會溝通……閱後簽名。」信中還提到「在它發布之時，已有 13 人參與撰寫」。這封沒寄出的信，等於是反對派內部對自己策略失敗的即時診斷：當議題被捲進名人混戰，理性問責的空間就消失了。馬斯克的「幫忙」其實幫了倒忙——他凌晨甚至推了一段《教父》洗禮場景的剪輯。郝最後下了一句殘酷的判斷：在最後緊張的等待時刻，「沒有一位董事掌握到自己誤判的規模」。

危機過後，由新董事桑默斯與泰勒監督的 WilmerHale 調查審閱了逾 3 萬份文件、數十場訪談，報告卻從未公開。桑默斯私下承認調查「發現許多奧特曼對不同人說不同話的例子」，但不足以排除他續任。泰勒在部落格寫下：「我們一致認定 Sam 與 Greg 是 OpenAI 正確的領導者。」托納與麥考利則反擊：「問責至關重要……欺騙、操控與抗拒徹底監督，應該是不可接受的。」制衡機制的成功竟近乎偶然，啟動了還是輸——這正是郝對「治理失敗」最深的控訴。

清算：一場「全危機」（第 17 章）

奧特曼復職後，故事轉入剝離與外流。郝以「Omnicrisis」（全危機）統攝這一章，並點明它與政變其實是同一回事：「都是當一個帝國透過如此多的剝奪積累起如此集中的權力時，那種深層、系統性的不穩定所產生的痙攣。」

最震撼的是「股權追回」（clawback）。記者 Kelsey Piper 在 2024 年 5 月揭露：員工離職時若不簽署終身不貶損協議，將失去所有已歸屬股權。安全研究員 Daniel Kokotajlo（他相信 AGI 在 2027 年有 50% 機率出現、且有七成機率對人類很糟）為了原則拒簽，放棄約 170 萬美元股權——佔他家庭淨值約 85%。奧特曼起初推文撇清：「已歸屬的股權就是已歸屬的股權，沒得商量……這是我的責任，是我極少數真正感到尷尬的時刻之一；我不知道這在發生。」但 Piper 的第二篇報導附上鐵證——奧特曼早在 2023 年 4 月 10 日就簽署了賦予公司追回權的法律實體文件，比他自稱「2024 年 4 月才知道」整整早了一年。在隨後的全員會議上，一位安全研究員要求每位高管逐一回答「四月前知不知道這些條款」，戰略長 Kwon 答「是」，穆拉蒂與營運長答「否」，奧特曼則含糊地說「這逃過了我的注意」，布羅克曼跟著說「我也是」。郝藉此論證：股權追回的本質，是一個組織為了確保員工沉默而系統性地威脅他們的財務未來——這不是疏忽，而是權力集中的邏輯結果。

同一時間，蘇茨克維於 2024 年 5 月 14 日離開（後創辦 Safe Superintelligence），超對齊負責人 Jan Leike 同日出走（後加入 Anthropic），穆拉蒂等高層 9 月接連請辭。Leike 那則近百萬瀏覽的離職推文，成了安全派的墓誌銘：「過去這些年，安全文化與流程，已讓位給亮麗的產品。」而 GPT-4o 推出時的「Sky」聲音風波，則把誠信問題推到高潮：那個聲音酷似曾拒絕為 ChatGPT 配音的史嘉蕾·喬韓森，奧特曼還在發表後推了一個單字「her.」（致敬電影《雲端情人》裡的 AI）。喬韓森公開譴責自己「震驚、憤怒並難以置信」，因為奧特曼曾兩度親自邀她配音、說她能「弭平科技公司與創作者之間的鴻溝」，而她已拒絕；OpenAI 最終撤下 Sky。郝藉此論證：政變沒讓奧特曼學乖，只讓他學會隱藏症狀。

帝國的公式（第 18 章）

第 18 章是全書論證的收束。郝從奧特曼對拿破崙的崇拜寫起——他 2018 年前最愛的書是《拿破崙的心智》（一本逾 300 頁的拿破崙語錄合輯），他欣賞拿破崙對「人類心理難以置信的理解」，以及他如何「重新詮釋」法國大革命「自由、平等、博愛」的口號來鞏固自身權力（最終卻反其道而行、甚至重新引入殖民奴隸制）。奧特曼說：「很慶幸他不是在治理美國，因為那是一個深刻理解了某種東西、並顯然有能力用它取得權力的人。」郝由此提煉出 OpenAI 作為帝國的三成分公式：

第一，使命集中人才——用宏大遠景把天才聚攏在一起（就像「人工智慧」這個詞當年的號召力）。奧特曼自己 2013 年就寫過：「最成功的創辦人並非一開始就想創造公司……他們的使命更接近於創造一種宗教，而某一刻才發現，成立公司是達成它最容易的方式。」第二，使命集中資本與資源、同時掃除障礙、監管與異議——以「創新、現代性、進步」與「對抗不分享我們價值的威權競爭者」之名（他 2024 年在《華盛頓郵報》投書，標題就是「誰將控制 AI 的未來？」，把選項框成美國盟邦對上威權國家的二元）。第三，也最危險，使命含糊到足以被反覆重新詮釋：從 2015 年的「非營利、開源」，到 2016 年的「成果共享但科學內容可以不分享」，到 2018 年的「上限利潤」，到 2020 年的「API 作為開放策略」，到 2022 年的「迭代部署、盡快發 ChatGPT」，到 2024 年的「把超強工具免費或以極佳價格給人們」——每次換包裝，權力都繼續集中。

郝抓到一個近乎自白的瞬間：政變前兩天，奧特曼對《紐約時報》說，AGI「是個荒謬且無意義的詞，所以我為我繼續使用它道歉」。一個他自己都覺得荒謬的詞，卻是凝聚所有人、又讓他自由轉向的萬用工具。這就是帝國統治的精髓。郝由此論斷：那場董事會危機之所以「就如同必然」會發生，正因為「非營利治理營利」的結構本身把加速派與末日派的對立、以及一個被廣泛授權卻只能靠被操控的內部人提供證據的董事會，全都鐫刻了進去——「如果這個結構保持原狀，這樣的衝突注定會再次發生」。所以奧特曼在幕後一邊應付危機、一邊在投資人施壓下著手取得個人股權、鞏固對自己的控制。章末，公司宣布要轉型為「營利公益公司」（PBC），那輪創下史上最大創投紀錄的 66 億美元募資（估值 1,570 億）還附帶一個條件：兩年內若不轉成營利，投資人可以要回錢。奧特曼 2025 年 1 月宣告「我們現在有信心知道如何打造我們向來理解的那種 AGI」，目光已轉向「真正意義上的超級智慧」。郝的判斷是：高層的離開不是因為他們突然發現問題（他們一直都知道），而是因為這個系統已經「不可改革」——而轉向營利，是把最後一層非營利掩護也撕掉的邏輯終點。她也補了一筆值得玩味的反諷：規模化這個屢試不爽的公式，此時似乎正在失靈——代號 Orion 的下一代模型做了一年多仍達不到值得發布的表現，而 OpenAI 多年來把組織導向「剝削現有研究，而非探索未繪製的科學」。

帝國如何倒塌（尾聲）

最後一章，郝沒有寫「如何摧毀 OpenAI」，而是寫「另一條路長什麼樣」。

她舉了紐西蘭原住民組織 Te Hiku Media 復興毛利語（te reo Māori）的例子，作為帝國模式的完整對照。先看殖民如何幾乎滅掉這門語言：1867 年的法律禁止毛利語、體罰說母語的孩童，使母語使用者占毛利人口的比例從 90% 暴跌到 12%。而在全球逾 7,000 種語言中，依 OpenAI 自己的測試，只有 15 種（0.2%）能被 GPT-4 以八成以上準確度支援。Te Hiku 的做法則完全相反：他們發起社群競賽，十天內從約 2,500 人手中收集了 310 小時自願捐贈、高品質的轉錄音訊（相對於 OpenAI 為 Whisper 從網路撕下的 68 萬小時未經同意的音訊），只用兩顆 GPU 與 Mozilla 的開源工具，就做出準確度 86% 的語音辨識模型。它的三大原則是同意、互惠與主權：只向願意的社群收集資料，把資料的守護權（kaitiakitanga）留在社群手中，只授權給尊重毛利價值的組織，並自購本地伺服器、不依賴任何雲端巨頭。共同創辦人 Keoni Mahelona 那句話總結了全書的控訴：「資料是殖民化的最後前線。AI 只是又一次土地掠奪。」

郝接著介紹格布魯創辦的 DAIR（分散式 AI 研究所，「Distributed」這個詞本身就是為了對抗集中化）——「科技從矽谷影響整個世界，但整個世界沒有機會影響科技」——以及一個正在成形的全球資料工人運動：社會學家 Miceli 主持的「資料工人探詢」付給全球工作者德國標準的研究員時薪，並反問「為什麼我們不去看這些公司能付多少，而要看這些工人能接受多低？」；委內瑞拉的 Fuentes（「我們是社會的幽靈」）、肯亞的 Okinyi（轉身創辦了非洲科技工人社群、入選《時代》AI 百大影響力人物）、烏拉圭的 Pena 都從受害者變成了組織者。

郝引史丹佛研究員 Ria Kalluri 的提問，作為衡量一切 AI 的尺規：別問 AI 是否「做好事」，要問它如何轉移權力——它「集中還是重新分配權力？它繼續加固帝國，還是開始把我們拉回民主？」她並把帝國公式翻轉成一個「解散帝國」的對稱結構：帝國沿著知識、資源、影響力三條軸彼此強化地集中權力（控制知識生產帶來影響力，影響力累積資源，資源又反過來確保知識生產），那麼解散帝國，就是沿著同樣三條軸重新分配——要求公開訓練資料與超算規格、設立獨立評估者（如同 FDA 之於醫療器材、CFPB 之於金融產品）、給 AI 一個如同家電「能源之星」的環境評級、用工會的力量保護被自動化威脅的勞動。郝的最終立場很清楚：問題不在「AI 本身邪惡」或「科技該停下來」，而在於「這個特定的、集中化的、以使命為掩護的帝國式結構」必然失敗——而替代方案（小型、本地、社群驅動、尊重同意與互惠）已經在萌芽。她以 ELIZA 發明者維森鮑姆的話收尾：「一旦某個特定程式被揭穿，一旦它的內部運作被用足夠淺白的語言解釋清楚以致引發理解，它的魔法就崩解了。」她希望這本書，就是揭穿魔法的一塊新地基——如何讓那些替代方案擴散繁榮，「就是解散帝國的公式」。

幾個值得繼續辯論的地方

讀完《AI 帝國》，有幾個觀點最值得放到桌上討論。

第一，「帝國／殖民」這個框架，是洞見還是過度延伸？ 郝用得極有說服力，尤其在資料標註勞工與資料中心吞水吃電這兩條線上，殖民類比幾乎是字面成立的——廉價勞力、資源汲取、利潤向上集中。但批評者會問：當所有強大的科技公司都能被叫做「帝國」時，這個詞還剩多少分析力？郝的回應藏在細節裡——她不是在喊口號，而是逐項對照帝國的運作機制（資源汲取、勞動剝削、現代性敘事、軍備競賽話術、權力集中），讓類比承重。讀者可以自己判斷哪幾根支柱站得最穩。

第二，奧特曼到底是惡棍，還是系統的產物？ 這本書對奧特曼極不留情（從「現實扭曲場」「煤氣燈操控」到被當場抓謊），但它最深刻的論點其實不是「奧特曼是壞人」，而是「結構本身會獎勵這種行為」。第 18 章說得明白：OpenAI 不是因為領導者故意邪惡而失敗，而是它的結構激勵權力集中、含糊使命讓領導者隨意轉向。這個區分很重要——如果問題只是某個人，換掉他就好；如果問題是結構，那才是真正棘手的治理難題。

第三，「不可避免性」這個前提該不該被接受？ 全書真正想拆掉的，是那句「反正會發生，不如我來做」。郝反覆主張：當前這個 AI 形式「沒有任何是不可避免的」，它是「上千個主觀選擇的結果」，是「具體就是 OpenAI」造成的。這是樂觀的——意味著未來仍可塑造；但也可能被批為低估了競爭與資本的結構性慣性。Te Hiku 的小模型很美，但它能不能在一個算力與資本贏家通吃的世界裡存活、擴散？這是郝的願景最需要被追問的地方。

第四，安全派與營利派的對立，是真衝突還是假對立？ 郝筆下的安全部族（蘇茨克維、阿莫德伊、Leike）一再敗給商業加速，看似是良心對抗貪婪。但她也尖刻地指出：末日論者與加速論者其實「在同一本聖經中佈道」，共享「AGI 必然且宏大」的信仰，兩派的爭吵反而幫所有人迴避了 AI 此刻就在造成的真實傷害。這讓「安全 vs 營利」這組看似清楚的對立，變得複雜得多——也許真正被邊緣化的，是第三種聲音：那些只想談著作權、隱私、勞動、歧視這些「不夠宏大」問題的人。

本書關鍵觀念清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