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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全球經濟秩序》導讀：當八十年的全球化開始反轉，世界要靠什麼規則重新組裝？

The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英麗麗（Mari Pangestu / Lili Yan Ing）與丹尼·羅德里克（Dani Rodrik）等編，2025。 一本由史迪格里茲、羅德里克、艾塞默魯、林毅夫、奧羅克、歐坎波、戈許等十餘位重量級經濟學家集體撰寫的論文集。

一、這是一本什麼樣的書

如果你習慣讀那種「一個作者、一條主軸、從頭講到尾」的經濟普及書，這本書一開始可能會讓你略感不適應。它是一部編纂式的學術論集：十二章、十多位作者，從經濟史學家奧羅克（Kevin O'Rourke），到發展經濟學的兩大山頭羅德里克與林毅夫，到拿過諾貝爾獎的史迪格里茲與艾塞默魯（Daron Acemoglu），再到專攻國際金融的歐坎波（José Antonio Ocampo）與長期替全球南方發聲的印度經濟學家戈許（Jayati Ghosh）。光是這份作者名單，就已經是一種宣言：這不是某個學派的獨白，而是一群在不同領域、彼此意見未必一致的學者，圍著同一個問題坐下來各說各話。

那個共同的問題是：二戰以來支撐世界八十年的那套全球經濟秩序，正在我們眼前鬆動、甚至反轉，接下來要靠什麼規則把世界重新組裝起來？

書名「新全球經濟秩序」（The New Global Economic Order）其實是對 1970 年代「新國際經濟秩序」（NIEO）的有意呼應。導論特別提醒讀者：1974 年聯合國大會曾通過 NIEO 宣言，那是全球南方國家集體要求改寫貿易、工業化、金融與技術移轉規則的一次嘗試，口號是「以貿易代替援助」。半個世紀後，編者用幾乎一樣的詞彙重提這件事，等於是說：當年那場未竟的革命，今天因為全然不同的理由——中國崛起、川普主義、AI、氣候變遷——又重新被擺上了桌面。

全書分成三大部分：

第 2 章（奧羅克的經濟史）則像是整本書的長序，先把過去兩百年的故事鋪好，後面十章才在這個歷史背景上各自展開。

二、共同的診斷：三股力量在撕裂舊秩序

雖然作者各說各話，但全書其實共享一張相當清楚的「病歷」。導論把病因講得很白：歷經八十年的全球化與一波波工業革命之後，「美國與其盟友的主導地位日漸減弱」，而中國經濟的崛起「持續改寫影響力的平衡」。在這個權力重組的過程中，有三股力量同時在拉扯，把舊秩序撕開：

第一,不平等。 全球化與科技進步帶來了驚人的財富——導論引用 Maddison 資料庫指出，全球產出在 1970 到 2022 年間從 29.3 兆美元成長到 174 兆美元，足足六倍——但這份財富分配得極不均勻。到 2020 年，全球已有超過 75% 的人口生活在「自 1990 年代以來所得不均惡化」的國家。2008 年金融危機更讓情況雪上加霜：衝擊最大的是非技術勞工與窮人，富裕階層卻基本上倖免。這股怨氣，正是已開發世界「反全球化情緒」與民粹反撲的燃料。

第二,氣候變遷。 工業化的另一面是排放。2023 年光是工業部門就排放約 100 億噸（10 Gt）二氧化碳，占能源相關排放的四成以上。書中反覆強調，經濟成長、工業化與環境永續之間存在深刻的張力，而新的經濟秩序必須把永續性「內建」進產業與經濟政策，而不是事後補救。

第三,地緣政治的回歸。 導論直言，川普掀起的貿易戰「使全球經濟的未來蒙上陰影」，而川普主義「並未提出任何認真的解方來修補這些失衡，反而加劇了它們的負面後果」。與此同時,一批「中等強權國家」正在崛起——澳洲、巴西、印度、墨西哥、南韓、南非、印尼、土耳其——它們善用自己的戰略位置,在變動的全球治理版圖中爭取關鍵角色。

把這三股力量擺在一起,編者的判斷是:現在「正是時候重新想像一個更健康、更具包容性、更永續的全球經濟秩序」。這本書就是這場重新想像的草稿。

三、奧羅克的長鏡頭：歷史告訴我們，規則終究會被裁量凌駕（第 2 章）

要理解這本書的整體姿態,最好先讀懂第 2 章。經濟史家奧羅克用一章的篇幅,把過去兩百年的全球經濟秩序梳成四個階段:重商主義時期、十九世紀末、戰間期、戰後黃金年代到當代。表面上是歷史回顧,實際上他想敲進讀者腦袋的是兩個會貫穿全書的命題。

命題一:國際經濟秩序從來都是地緣政治的產物,不是純經濟邏輯的結果。 奧羅克借 Gowa 的研究指出,貿易協定的動機「通常是地緣政治考量」——盟友之間的貿易帶來正向的安全外部性,與潛在敵人的貿易則可能帶來負向的安全外部性,所以協定總是簽在盟友之間。冷戰期間西方限制對蘇聯集團出口敏感物資,今天美國禁止對中國出口先進晶片,本質上是同一回事。他甚至點破了一個常被遺忘的事實:戰後美國之所以容忍英國保留「帝國優惠」、又積極鼓勵歐洲整合,並不是出於經濟計算,而是冷戰的政治需要——「歐洲整合在政治上的好處大過貿易移轉對美國的經濟代價」。

命題二:當規則過度束縛時,它終究會被裁量(discretion)凌駕。 這是全章最有力的論點。奧羅克舉了金本位的例子:1931 年英國退出金本位時,費邊社的西德尼·韋伯(Sidney Webb)震驚地說「沒有人告訴我們可以這麼做」;而德國的布呂寧死守撙節,「相信自己別無選擇」,結果把改變方向、收割復甦果實的機會拱手讓給了煽動家。奧羅克的結論冷峻而清楚:「每當開放貿易在政治上的代價變得過高時,政府最終都會介入市場——無論是在大體自由的十九世紀、大體不自由的 1930 年代,還是大體自由的二十一世紀初。」

他進一步把矛頭指向一種隱含在自由國際主義裡的反民主傾向:之所以要把規則寫進「民主難以推翻」的條約,背後常有一個假設,即「民主不能被信任會產生對市場友善的政策」。他引用 1969 年經濟學家馬赫盧普(Machlup)那段今天讀來相當刺耳的話——對「在政治與智識上尚未成熟的人」,充分民主可能不是最適合的治理體系——來提醒讀者:把經濟政策從民主問責中抽離,是有其思想史源頭的,而這個傳統如今正在反噬。

奧羅克對當下的判讀因此格外值得記下:「期待當前全球化水準能在地緣政治緊張嚴重升級的情況下倖存,將是烏托邦式且不切實際的。」他甚至潑了一盆冷水給「貿易能維繫和平」的老信念——1914 年的世界已經極度全球化,照樣打了起來;一旦戰爭成為可能,進口依賴反而可能成為加劇緊張的因素。他提出的問題,正是後面十章要回答的:「如果整合走向逆轉,各方應該尊重什麼樣的規則?」

值得一提的是,奧羅克特地為一個在主流討論中長期缺席的議題說了幾句話:國際遷徙。他指出全球僑匯規模是 OECD 國家官方援助的兩倍以上,勞動力從低工資地區流向高工資地區的潛在效益巨大,但「富裕民主國家的輿論永遠不會接受開放邊境」——所以務實的做法是在輿論可接受的範圍內設計更高水準的合法移民方案。這個務實的調子,也是全書的基調。

四、規則與治理:該管什麼、不該管什麼

史迪格里茲與羅德里克:少一點、但更公平的全球治理(第 3 章)

如果說奧羅克從歷史得出「規則終會被裁量凌駕」,史迪格里茲與羅德里克這一章就是從規範角度回答:那麼我們到底應該保留哪些規則?

他們提出一個聽起來有點反直覺的主張:追求「最小化的全球治理架構」,而不是更宏大、更全面的全球協議。 核心洞察是,現行全球治理框架往往被強權拿來「向弱國施加不公平限制,同時自身行為卻不受約束」——強國違規鮮少受罰,小國卻常遭苛刻對待。所以與其建一個會被濫用的龐大體系,不如建一個有限、透明、聚焦於真正外部性的小框架。

他們列出四項原則:(1) 國際規則應容許各國自主,除非該國採取明確的「以鄰為壑」(beggar-thy-neighbour)政策;(2) 國際協議必須反映國家之間的實質差異;(3) 全球協議應同時追求效率與公平;(4) 不可忽視經濟安排的社會政治後果。他們批評當前全球治理的「一體適用」(one-size-fits-all)做法,認為它把市場自由化置於各國脈絡與公平發展之上。

兩個例子很能說明問題。其一,COVID-19 期間的 TRIPS 疫苗專利豁免案,遭德國、瑞士與英國的製藥利益阻撓而流產——這正是「強國護自家租金、犧牲全球公共財」的典型。其二,OECD 推動的全球最低稅率最終只談到 15%(書中一處提到實質僅 12%–13%),遠低於許多開發中國家自己的企業稅率,結果開發中國家的預期收益微薄甚至為負。

這一章還有一個哲學味很重的觀點值得單獨拿出來討論:經濟制度會反過來塑造人。 他們寫道,「強調毫不動搖追求自利的新自由主義資本主義,可能製造更自私的人,以及縱容此種行為的制度安排」。這把全球治理問題從技術層面拉到價值層面——我們選擇什麼樣的經濟規則,某種程度上就是在選擇我們會變成什麼樣的人。

浦田秀次郎:WTO 失能了,世界靠「補丁」撐著(第 4 章)

浦田這一章最務實,也最像一份現況報告。他的核心訊息是:多邊貿易體系的核心——WTO——已經失能,各國正用一堆「補丁」勉強維持一個「規則導向」的世界。

WTO 怎麼失能的?他列了三點:上訴機構因美國杯葛法官任命而癱瘓(且過去判決常被指越權、擴張了會員國未授予的角色);杜哈回合在 164 個會員的共識決機制下幾乎動彈不得;而共識決本身又讓任何改革都極端困難。

於是世界長出了三類替代品:擴大型的區域貿易協定(RTAs)、複邊協定,以及作為上訴機構替代的「多方臨時上訴仲裁安排」(MPIA)。浦田用數據呈現 RTAs 的「深化」趨勢:涵蓋 20 個以上政策領域的協定,占比從 1958–2000 年的 7.1% 升到 2011–2021 年的 33.3%。複邊談判則遍地開花——電子商務談判有 76 國(約占全球貿易 90%)、投資便捷化超過 110 國參與。光是落實服務業國內法規這一項,估計每年就能削減約 1,500 億美元的貿易成本。

他的呼籲是:面對美中這兩個「違反 WTO 規則的激烈對抗者」,澳洲、日本、南韓這些中等強權,加上歐盟、東協與全球南方,必須帶頭把這些新機制做起來,以免世界經濟徹底分裂。這一章其實悄悄定義了本書最重要的政治主角:不是美中,而是夾在中間、有能力也有動機維護規則的中等強權。

柯成興:把世界推開的,其實是「價格」(第 5 章)

柯成興這一章是全書理論上最漂亮的一篇,也最值得反覆咀嚼。他把過去四五十年分成兩段:1980–2010 是「向心」(centripetal)時期,經濟整合與地緣政治對齊一起把世界拉攏;2011 年之後則進入「離心」(centrifugal)時期,兩股力量同時反向,一起把世界推散。

他先拆解「向心期」靠什麼支撐:三根柱子——政治趨同假說(經濟發展自然帶來民主,福山的「歷史終結」是代表)、經濟效率原則(追求雙贏的帕雷托最適)、比較優勢論(全球化讓所有人受益)。柯林頓那句想用網路「把果凍釘在牆上」(意指中國擋不住資訊自由化)的比喻,正是這個時代的信仰。

然後關鍵的轉折來了。柯成興最具原創性的論點是:真正驅動政治反撲的,既不是不平等,也不是貿易逆差,而是「價格」。 他直接說「不均與貿易逆差都不是充分統計量」,然後攤出一組驚人的數據:2003 到 2024 年間,美國從中國進口的價格幾乎沒動(只漲了 0.5%),同期美國 CPI 漲了 65%、從加拿大進口漲了 68%。也就是說,中國的出口品在二十年裡從低科技升級到高科技,價格卻紋風不動。這既嘉惠了消費者,又「直接衝擊了產業勞工」——因為持平的價格背後,是本國產業被逼著競爭、勞工被擠出。這就是所謂「中國衝擊」(China Shock)的微觀機制。

他的第二個洞見更弔詭:多邊主義會自我瓦解。 多邊主義推動全球化,全球化讓權力分散、走向多極;但權力一分散,已開發國家從這套體系拿到的相對好處下降,於是不再願意維護這個全球公共財。「多邊主義與多極性的結合,卻使凝聚進一步退卻。」

至於碎片化的代價,他引用 IMF 總裁喬治艾娃的估計:脫鉤可能使全球 GDP 下降達 7%、約 7.4 兆美元,「相當於法德兩國 GDP 合計,並超過整個撒哈拉以南非洲經濟體的三倍」。面對這個前景,柯成興開出三帖務實的藥:(1) 追求「非刻意合作」(tacit cooperation)——不必明說協作,雙方也能互蒙其利,例如南海行為準則談判;(2) 借第三方國家用「側支付」(side payments)把大國推離囚徒困境;(3) 在無法達成全面多邊解時,退而求其次搞複邊或「先行多邊主義」(如 MPIA)。這是一種把目標從「追求最優」降級為「避免最差」的務實主義。

五、成長與結構轉型:舊地圖找不到新出路

英麗麗與林毅夫:重心已經移走了(第 6 章)

這一章用四個指標——總產出、商品貿易、製造業附加價值、外人直接投資——同步呈現一件事:全球經濟的重心,在五十年內已經實質移走了。最震撼的一組數字是:G7 占全球 GDP 的比重,從 1970 年的 56.0% 跌到 2022 年的 30.4%;同期中國從 5.5% 躍升到 18.4%。全球商品貿易裡,已開發經濟體的份額從 81.6% 跌到 57.1%,高所得開發中經濟體則從 11.5% 升到 33.4%。

英麗麗與林毅夫的核心論點是:這場巨變不是因為已開發國家垮了,而是因為部分開發中國家「追趕」上來了。 林毅夫把他的「新結構經濟學」框架帶了進來:一國的要素稟賦結構(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的相對豐度)決定它的比較優勢與產業結構,而經濟發展的本質,就是不斷累積資本、推動稟賦結構升級的過程。

這個框架對當下的「過早去工業化」焦慮有一個樂觀的解讀:開發中國家不該把「產業升級」當成目的本身,升級只是手段,最終目的是提高國民所得;只要先把資本累積、稟賦結構轉變這件事做對,向資本密集產業升級就是水到渠成。三條政策建議是:善用比較優勢並完善基礎建設、漸進管理經濟與政治轉型、善用數位轉型極大化效率。

羅德里克與史迪格里茲:東亞那條路,已經走不通了(第 7 章)

如果第 6 章是林毅夫「制度配合比較優勢、工業化仍是正途」的樂觀版本,第 7 章就是羅德里克與史迪格里茲投下的一顆問號——而且問得相當尖銳。他們直接主張:當年帶動東亞奇蹟的「製造業+出口導向」成長模式,對今天的低所得國家已經不太管用了。

理由有三:其一,新技術讓製造業變得越來越資本與技能密集,「吸納勞動力」的能力大幅下降,出口導向部門淪為僱不了多少人的「孤島」,於是出現「過早去工業化」;其二,全球化反潮讓出口這條路越來越窄;其三,氣候危機改變了遊戲規則。他們點出一個迫在眉睫的人口壓力: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作年齡人口,將從現在的 6.3 億增加到 2050 年的 7.4 億——如果製造業創造不了工作,這些新增勞動力就會被困在非正式部門裡。

那新路在哪?他們提出三支柱:綠色轉型(需要每年相當於全球 GDP 2%–4% 的額外投資,但在合理假設下可年增 0.5%–1.0% 的成長)、能大量吸納勞動的服務業(醫療、教育等非貿易服務,聚焦提升其生產力)、善用新技術賦能而非取代勞工(他們認為 AI 可以賦能低技能工作者)。

這一章還夾帶了一場發展經濟學的方法論之爭。羅德里克與史迪格里茲明白地說,真正改變過成長軌跡的政策——中國 1978 年改革、東亞工業化——都不是靠隨機對照試驗(RCT)設計出來的,而是靠試錯與歷史學習。這是對近二十年「RCT 主導發展經濟學」的一記反擊:小規模、可隨機的干預固然嚴謹,卻無法替代大規模的產業政策與結構轉型。他們也舉了一個正面案例:印度哈里亞納邦與 Ola/Uber 合作,政府改法規、提供失業青年資料、辦就業博覽會,廠商做柔性承諾,不到一年創造逾 44,000 個工作——說明國家與市場可以怎麼搭配。

艾塞默魯:AI 治理不是技術問題,是權力問題(第 8 章)

艾塞默魯這一章把 AI 從科技版面拉到政治版面。他的核心命題是:AI 治理表面上是技術問題(可靠性、防濫用),骨子裡是「政治權力如何分配」的問題。 而當前 AI 的開發權力嚴重集中——矽谷少數公司加上中國政府——導致 AI 的發展軌跡偏向「自動化取代勞工」「強化監控」而非「賦能勞工、促進民主參與」。

他並不是技術悲觀論者。他描繪了兩條路:樂觀路徑下,AI 能提供即時、可靠、情境化的資訊,賦能電工、水電工這類「現代技藝工作者」處理複雜任務,反轉 1970 年代以來的職業兩極化;悲觀路徑下,AI 加速白領自動化、加劇不均,並把被操弄的資訊與數位廣告推向極致。問題是,現在的技術公司商業模式,恰恰是過去那套促進自動化、操弄資訊的模式;再加上對「通用人工智慧」(AGI)的信仰,讓自動化被當成「必然」而非「選擇」。

他點破一個容易被忽略的事實:美國與中國看似對立,在「演算法支配」上其實有隱性共識——美國靠平台蒐集資料操弄,中國靠政府授權科技公司;歐盟雖在規範上領先,卻沒有本地大型 AI 公司,規範難以嵌進生態系。他最在意的是兩個缺席的群體:勞工與開發中國家的公民。他援引歷史(1950–60 年代汽車業數值控制、2023 年美國編劇罷工)說明勞工其實能成功協商技術的採用條件;而 AI 必然衝擊全球勞動分工,六十億開發中世界人口卻對此毫無發言權。他用一句話點出 AI 治理的政治本質:「誰掌控資訊,誰就會獲得不成比例的社會與政治權力。」 因此他主張多極化的 AI 治理——建立能納入勞工與全球南方聲音的包容性制度。

泰爾齊:綠色轉型是第三次工業革命,而且擋不住(第 9 章)

泰爾齊把綠色轉型定位成一場工業革命,而非單純的能源替換。他借歷史立論:第一次工業革命的機械化紡織,要等工廠制度與大量試錯後才顯現生產力;第二次工業革命用電力替代蒸汽,看似簡單,其實要等工廠重新組織(發展出裝配線)才爆發生產力躍升。綠色技術也是如此——電動馬達效率遠高於熱機(89% 對 20%),再生能源正成為人類史上最便宜的電力,而化石燃料技術經 150 年已進入報酬遞減。

他最有殺傷力的論點,是拆解「市場 vs 政府」這組虛假對立。他指出,歷史上的工業革命從來就不是純市場驅動的——政府早就鋪好了路(基礎設施、融資)。他用一個生動的類比:二十世紀初汽車並不明顯優於馬車,是因為城市養馬越來越困難、早期採用者願意買、成本逐步下降、加上禁令推一把,汽車才慢慢取代馬車。同理,美國《降低通膨法案》、歐盟《綠色協議》不是什麼「意識形態工程」,而是加速一場不可避免的轉型。他引用「史坦法則」(Stein's Law):不可永續的事物終將被迫改變——化石燃料依賴本質上不可持續,所以綠色轉型不只是道德必要,更是客觀必然。書中一個對照很傳神:全球化石燃料擱淺資產的淨現值約 1.4 兆美元,而 2023 年科技「七巨頭」三週內就增加了 2.0 兆美元市值——擱淺資產其實算不上系統性風險。

但泰爾齊不浪漫。他預言新經濟秩序會有四個特徵:政府更主動介入、貿易碎片化、自願技術移轉有限、國與國之間資金移轉有限。短期內贏家與輸家會浮現,全球不均會加劇,過去數十年的所得收斂會反轉,部分國家因難以調適而衰落、引發遷移——到 2100 年流離失所人口可能達 3 億(多數是國內遷移,部分國際移民會帶來區域連鎖效應)。比較優勢會劇變:別忘了英國領導了第一次工業革命,但不到一世紀,第二次工業革命的霸主已經不是英國了。

六、資源動員:理想再好,錢從哪來?

最後三章把問題收束到最現實的一點:上面講的所有改革——綠色轉型、健康體系、發展融資——都要錢,而且是天文數字的錢。錢從哪來?

歐坎波:把國際金融的水管全部重修一遍(第 10 章)

歐坎波這一章像一份國際金融改革的「總工程清單」,分五個領域:

發展融資:多邊開發銀行(MDBs)的融資規模其實已超越世界銀行,但缺口巨大。G20 獨立專家小組建議把 MDBs 的年度融資提高到 5,000 億美元(約現行的三倍);聯合國更激進,主張恢復到接近 2 兆美元的規模(對齊永續發展目標的融資缺口)。COVID-19 後 MDBs 對全球公共衛生的融資從 2019 年的 26 億美元跳到 2020 年的 111 億;2022 年向中低所得國家提供的氣候融資達 603 億美元,是 2010 年代中期的兩倍以上。

國際貨幣改革:歐坎波特別看重一個被低估的工具——IMF 的特別提款權(SDR)。他主張 SDR 的發行可年增 2,000 至 4,000 億美元、且應具反景氣循環性,配發標準應改成「依需求而非依配額」,讓開發中國家拿到更多。

主權債務重整:這是「缺席的關鍵領域」。他指出 2000 到 2021 年間,低所得與中低所得國家對外債務中由「債券持有人」持有的比重,從 10% 暴增到 50%——這讓重整談判複雜化,因為債權人從少數官方機構變成一大群分散的私人投資者。COVID-19 期間設立的暫停償債倡議參與度很低(73 個合格國家只有 48 個受惠、共 129 億美元)。他主張建立常設性的主權債務重整機制,最好設在聯合國,採「自願協商→調解→仲裁」三階段程序。

國際稅務合作:他對 OECD 那套「包容性架構」批評甚多——15% 的最低稅率低於美國原本提議的 21%、也低於非洲平均的 25%,聚落條款還削弱了開發中國家的徵稅權。他支持正在進行的「聯合國稅務公約」談判,主張對全球億萬富翁至少課 2% 財富稅、建立全球資產登錄處。

戈許:健康是全球的,卻被當成各國自己的事(第 11 章)

戈許這一章從健康切入,但真正講的是國際經濟結構如何「綁死」開發中國家的手腳。她開門見山:健康已是全球議題(SARS、伊波拉、COVID 都證明傳染病不認國界,WHO 估計 2030–2050 年氣候變遷每年將額外造成約 25 萬人死亡),卻仍以國家為單位被處理。而現行的國際經濟架構,從財政上限制了各國應對健康危機的能力。

她端出一張極具衝擊力的表(11.1):2018–2023 年間,已開發經濟體在危機時把政府支出從 38.4% 拉高到 46.4% GDP、基本赤字一度高達 -9.0%;但低所得國家的支出只從 18.0% 微升到 18.7%、赤字僅 -3.2%。換句話說,危機當頭,富國放手花錢、窮國反而勒緊褲帶。這不是因為窮國不想花,而是因為它們被三重壓力綁住:沉重的主權債務還本付息排擠了公共資源、過時的全球稅制讓它們難以對企業與富人課稅、對資本外逃的恐懼逼著它們克制支出。她也強調,這波債務困境「並非 COVID-19 所致」——許多國家其實財政紀律良好,真正的元兇是私人債權人比重暴增與全球升息。她的結論很有力:健康表面是衛生問題,根子上是經濟治理問題;再加上 2024 年世界衛生大會連大流行協定都談不攏,顯示多邊體系在生死攸關的議題上也已陷入僵局。

薇拉·宋葳:在既有規則裡,把民間資本撬進來(第 12 章)

最後一章最「技術官僚」,也最直面數字。宋葳指出,新興市場與開發中經濟體在 2023–2030 年間需要 5.3 兆美元(不含中國,單是氣候融資就需 1 兆)才能達成永續發展目標。但現實是:升息讓資本從窮國回流富國、傳統捐助者財政吃緊、氣候危機又急需擴大投入。在這種背景下,民間資本的角色變得至關重要。

她點出一個刺眼的失衡:中低所得國家(不含中國)貢獻全球 GDP 的 42%,卻只占全球私人信貸市場的 5%。而且 MDBs 目前每放款 1 美元只能動員 0.60 美元的私人資本——她認為這個數字至少該翻倍。她提出一整套工具:用 MDBs 的擔保與信用增強把非市場風險轉移到公部門、設計混合融資、推動國家債務的「橋接方案」(類似為肯亞做的暫停償債安排)、擴大 IDA 增資與 SDR 發行(建議新發行 SDR 時立刻撥 1,000 億美元用於氣候)、修正巴塞爾協定 III 對中低所得國家的懲罰性規定、建立碳市場、優化僑匯(僑匯 2010–2023 年從 3,390 億翻倍到 6,690 億美元,已超過 FDI 與 ODA,但匯款成本仍高,SDG 的 3% 目標沒一國達成)。

不過,宋葳自己也誠實承認一個關鍵限制:即使所有國際機制都完美運作,國內資源動員(國內稅收、金融深化)仍須占 64%。換句話說,國際工具再精巧,最後決定成敗的還是國內治理與制度能力——而這恰恰是最難改變的部分。她的章名問「市場機制能帶來更好的成長嗎?」,讀完反而像是一個誠實的問號:市場機制可以被槓桿、被引導,但不能被當成萬靈丹。

七、把全書串起來看:幾個值得帶走的判斷

讀完十二章,會發現這群作者雖然各持立場,卻在幾個地方意外地匯流:

第一,他們對「無拘束的市場全球化」基本上唱了輓歌。 從奧羅克的「規則終會被裁量凌駕」、史迪格里茲的「最小化全球治理」、柯成興的「多邊主義自我瓦解」,到泰爾齊解構「市場 vs 政府」的虛假對立,全書幾乎一致認為:那種把市場自由化奉為圭臬、要求各國「一體適用」的新自由主義全球秩序已經失靈,而且不會回來了。

第二,他們不約而同地為「政府的戰略角色」與「政策彈性」翻案。 無論是林毅夫的稟賦結構升級、羅德里克的綠色產業政策、艾塞默魯的 AI 治理,還是泰爾齊論證的「政府本就鋪了工業革命的路」,主軸都是:國家需要更大的政策空間,而過去那套把政策從民主問責中抽離的安排,正在反噬民主本身。

第三,他們的「新秩序」其實相當務實,甚至略帶悲觀。 沒有人天真地以為能回到一個和諧的多邊烏托邦。柯成興退而求其次談「非刻意合作」,浦田談「補丁式」的複邊機制,泰爾齊預言貿易碎片化與大規模遷移,歐坎波與戈許反覆碰到「多邊體系談不攏」的牆。這本書描繪的「新秩序」,與其說是一張藍圖,不如說是一套「在分裂世界裡盡量止損」的工具箱。

第四,最一致的政治主張,是把「中等強權」與「全球南方」推上前台。 從導論到第 4、5 章,書中反覆把希望寄託在澳洲、日本、南韓、印尼、巴西、印度這些中等強權,以及東協與全球南方身上——它們既有動機維護規則,又不被綁在美中對抗的戰車上。這本書的政治潛台詞是:當兩個巨人忙著互撞時,世界的規則或許要靠夾在中間的這群國家來守。

對台灣讀者而言,這本書有一層特別的意義。它把「中國衝擊」「先進晶片出口管制」「地緣政治決定貿易」「中等強權的戰略空間」這些我們每天在新聞裡讀到的詞,放回了一個兩百年的歷史框架與一套嚴謹的經濟分析裡。它不會給你「該不該脫鉤」的標準答案,但它會讓你看懂:我們正活在一個「規則正在被重寫」的時刻,而誰來寫、寫成什麼樣,遠遠還沒有定論。

本書關鍵觀念清單